中国经济增长
在1979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初，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是2000亿美元每年（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到2013年，中国GDP已增长到9.24万亿美元的水平，其复合年增长率达到11.9%。而几乎这整个期间，中国都是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国。随着这些投资项目而流入中国的大量资本，则使得一系列的工厂、港口、铁路、钢厂及其它构成了中国当前强大经济实体的各个部分都得以建设起来。然而，根据国际审计及咨询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估算，2014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ODI）金额首次超过了流入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国。图1显示了中国在过去20年间其外商直接投资（FDI），境外直接投资（ODI）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总数额的变化。
目前中国领导人正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从以出口带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向以消费带动、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进行升级转型，因此中国将需要提升其产业价值链。为达此目的，中国需要加快对制造业岗位进行机械化的脚步，而当前这些岗位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国内政策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更好地刺激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除此之外，随着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能源、动物蛋白及其他作为财富指标的消费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而由于可耕地面积和其他自然资源数量有限，这些较昂贵消费品中的绝大部分都必须要从国外市场中进口。
图1：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境外直接投资（ODI）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金额，1990年-2013年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外国投资
1999年开始，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政策。该政策基于第十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国所有政策规划和政府行动的基础性文件），指引中国企业——尤其是那些国有企业（SOEs）——到海外开拓市场与资源机会照。正如在中国最新一期五年规划（2011年-2015年）中所显示的，中国继续将平衡对内及对外投资作为战略重点，并鼓励在特定领域中进行境外直接投资（ODI）。根据这个五年规划，政府优先支持以下领域进行境外直接投资：能源、制造业、农业、建筑工程以及其他能够改善别国生活水平的项目。
根据来自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Weiyi Shi所编译的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ODI）总额在“走出去”战略提出后的最初数年里缓慢增长，而在最近的几年间却显著上涨 。Shi的进一步分析则表明，可追踪到的1652项国企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中有39%均投入到了以上重点领域及部门。相比之下，在记录在案的超过19000起交易中，中国其他类型企业在上述领域进行的境外直接投资仅占29%。这可以说明，国有企业往往对于国家投资重点和指令更为积极响应，不过这些指令也并不能够完全决定企业的投资方向。
近年来，中国在境外投资领域所做出的进一步努力还包括对于非洲开发银行贡献的加大以及2104年亚投行的建立。亚投行目标估值1600亿美元，其中中国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 。而许多观察者，包括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都对其相关的贷款机制及政策提出过顾虑，日本外交部则不认为有必要额外成立这样一家银行——尤其是日本在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中持有相当大比例的投票权的情况下 。虽然各国政府可能继续对中国的这项倡议提出其他忧虑，中国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却似乎与其五年战略规划中的指导方针保持了相当水平上的一致，即指导中国“逐步发展本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这些外向型战略的实施可以被视为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人基于未来对能源和资源长期需求的考虑，在推动中国经济获得持续性增长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除了能够引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之外，这也将“有助于冷却中国目前过热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并降低过剩资产流动性”。一些学者则提供了较之不同的分析，指出“中国境外直接投资（ODI）框架服务于两个目标：助力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中国发展” 。表1展示了2005年到2011年中国所有境外直接投资项目（ODI）的交易数据。
表1：按部门分类，2005-2012：中国全球境外直接投资（ODI）金额（单位：十亿美元）
虽然中国境外直接投资（ODI）的资金总额在不断增长，但只有一小部分投给了非洲国家。截至2012年年底，对非洲的投资额度仅占中国境外直接投资（ODI）份额的4%。而布鲁金斯学会于2014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指出，在非洲有两种类型的国家相较之下更可能接受到中国的资金支持。第一种是“‘地区领袖’，比如南非和肯尼亚”，它们作为各自次区域中金融或政治方面的领导者，往往会更受重视。第二种类型则是“问题国家”，即正经历内部政治冲突，或是已成为外交纠纷根源的国家，例如苏丹、津巴布韦、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等。根据对美国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家协会所发布投资数据的计算，2005年至2014年间，中国对于非洲国家投资资金总额的25%都流入了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而相比之下，只有约10%的中国投资资金流入了诸如刚果民主共和国（DRC）、苏丹、南苏丹或是津巴布韦这样的“问题”国家。
而根据沙汪（Sauvant）和Chen的说法，在中国目前境外直接投资（ODI）的监管框架中有两项主要的因素。第一项，大致说来就是市场寻求型力量，以便向政府提供分布区域更广、更易接触到广泛资源之企业。第二项，即“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制度框架尤其希望鼓励那些能对一国的发展做出最多贡献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项目”。中国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以下这一点：即有选择性地支持一些特定的产业及项目活动，从而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自身的国际化。而以上这两项推断，均与中国目前五年规划中的立场相一致。
中国在非洲所提供的对外援助是以八种计划形式中的一种来进行，包括完整的项目，紧急救援，以及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等。而对这些项目进行监管的职责，则被划交给了商务部下所属的对外援助司。中国的五年规划也给这些对外援助项目的目标定位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即应关注于人民群众的民生和福祉，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援助，以及能够帮助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的其它领域。
而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主要努力还包括，声明其意欲在非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投入更多资金，以及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而这些努力似乎都与其五年规划中附加的指导方针相一致，即指导中国“逐步发展本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根据中国最新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预算资金划归财政部管理。而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些特定数据无法获取到，并且这些数据在不同的时代中均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国家机密，即使中国自己声称“需要知道我们有多么慷慨大方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早已清楚了解到这点”。
即使中国与非洲间的贸易合作在不断加强，中国仍对与少数几个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保持高度重视。一份于2011年发布的研究分析发现，中国向非洲国家出口的产品中有60%均流向了以下6个国家：南非，埃及，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贝宁。与此同时，中国从非洲国家进口的产品中则有超过70%均来自于以下四个国家（大部分是资源出口型国家）：安哥拉，南非，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而同一份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产品中有超过80%的部分均属于矿物燃料和非食用性的原油类别。根据《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矿业占据了2011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总量的30%，而建筑业占据的比例达到了16%。
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对外援助
在日渐增加对外资的利用之外，中国也早就惯于通过对外援助来促进发展，巩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一篇于2014年发布的白皮书概述了中国实施对外援助项目的首要目标：推动民生改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区域合作机制（多边组织）之下提供对外合作、参与国际交流合作。而为了争取这些目标的实现，中国还声称：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对非洲国家进行的一次访问中重述了这一立场，他说，“中国对非所有支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不会干涉非洲的内部事务，也不会提强人所难的要求”。中国并不要求，例如，被援助国需要符合联合国所制定的人权标准或是会计透明度标准，不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援助条件也是在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的种种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的推动下产生的。
在大陆和台湾自1949年后在对邦交国的竞争之中，双方都采取了提供经济和发展援助的方式来引导第三国改变其外交承认。而随着大陆和台湾均遵循此项外交政策，“一场外交战争爆发了，谁花钱更多，谁就能维持其外交盟友”。而这次竞争的结果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很多国家会将其对中国的“外交承认”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来回变换，取决于哪一方给出最丰厚的报价。中国私营部门的发展：在肯尼亚随着中国日益将非洲看作其商品的目标市场——并更大程度上将非洲看作那些能提供刺激中国经济和消费的自然资源的来源地——中国一直寻求增加对非洲各国的投资。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利用私营部门作为中国的国家权力工具，可以考察在引导投资进入肯尼亚过程中的中国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并将此作为案例研究。
要评价中国的政策在私营部门发展中的作用也存在挑战。中国参与水平、活动水平的数据是不完整的，甚至很可能存在前后矛盾。根据上文所引用的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的数据，中国企业自2005年以来在肯尼亚投资了70亿美元。其中，55亿美元投资在了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前美国驻外大使大卫·什恩（David Shinn）告诉我们一个负责计算境外直接投资（ODI）的中国官员“承认总的数据仅是根据汇报给政府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计算的”。他就此评论认为许多中国人的投资没有经过政府授权，这些数据也没有体现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中。联合国的数据也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总数，表明中国在2001到2012期间对肯尼亚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量达到3亿1千4百万美元，累积境外直接投资量达4亿3百万美元。
相比这些总数，仔细观察中国在肯尼亚投资的具体工作或许会更加有用。之前提到的能源、制造业、农业、工程、海外促进民生的项目等是中国已表明对其会更加侧重的领域，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在肯尼亚的投资的确更侧重这些领域。从价值上看，中国投资的65%进入了交通运输领域，而28%进入能源领域。
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于蒙巴萨-内罗毕-马拉巴铁路的支持和一家中国公司对肯尼亚拉穆港的投资格外令人感兴趣。这个项目旨在以建铁路为第一步，将位于蒙巴萨的肯尼亚最大港口与肯尼亚、南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主要城市都连接起来。现有的铁路轨道可以追溯到英帝国殖民时期，但种种条件限制了其运输力。在一次讲话中，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指出新铁路预期能将运费从0.20美元每吨降到0.08美元每吨，并且新铁路也将可以让火车以更高速度行驶。
最初的协议是在肯雅塔总统2013年访问北京时签署的，在这份50亿美元的协议中，中国提出在肯尼亚-乌干达边境修建一条位于蒙巴萨和马拉巴之间的铁路线。在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东非时，他宣布了该计划的第一阶段方案，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这一项目提供3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该项目的第一阶段计划将港口城市蒙巴萨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连接起来。在第二阶段，该项目则计划将铁路延伸到肯尼亚-乌干达边境。
这一铁路项目对于中国公司来说很重要，而对于中国想要以更经济的方式从南苏丹和乌干达获得能源资源的努力来说，这一铁路也很重要。在修建铁路作为资源能源的“管道”的同时，中国实际也为非洲国家农业产品和其他本国产品以更经济的方式到达港口并由此参与到全球市场中创造了机会。这样，对铁路进行投资实际也满足了前文提及的三个侧重目标：注重能源，注重工程，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此外，这一项目也为中国公司努力提高其海外影响力提供了支持——该项目承包给了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除了在重建、完善东非的铁路系统方面进行努力之外，肯尼亚还在努力进一步巩固其作为该地区交通和经济枢纽的地位。上文所述的第二个例子，即肯尼亚想要发展拉穆的航运港，则也是肯尼亚这方面的努力的例证。依照名为拉穆港-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项目（LAPSSET）的倡议，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的主要经济中心将通过铁路和高速公路连接起来，新的输油管道也将被铺设，新的拉穆港的港口设施也将能更好地接纳海运船，而这一切的总费用是255亿美元。
拉穆港-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项目（LAPSSET）的第一阶段是修建肯尼亚的拉穆港。第一份价值4亿8千4百万美元的合同的内容是为拉穆港修建3个泊位；这份合同在2013年被授予了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尽管目前尚未明示，但拉穆港似乎很有可能设有一个补给油船的油码头。因为肯尼亚无法吸引到国际投资者为其唯一炼油厂的设备的运行和升级进行投资，肯尼亚在2013年决定关闭其唯一运营中的炼油厂。这个决定也使得拉穆港设有油码头看起来更具可能。由于没有自己的炼油厂，肯尼亚将依靠国外的炼油厂并通过再进口来满足对用于交通、制造业的石油产品的国内需求。
这些对于铁路的投资项目并非毫无异议。评论家David Ndii在肯尼亚一家主流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巨大争议。作者认为仅凭中国修建的区区几条铁路，就接受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条件（而不是做出另一种选择与世界银行或非洲发展银行合作从而获得优惠贷款和10年宽限期），商业理由并不充分。恩地还提出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只是拉穆港-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项目倡议的一个翻版，这两个计划会在生意上相互竞争，结果这两个计划可能都无法揽到足够的生意，也都不能为肯尼亚带来可观收入。
经济不是拉穆港-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项目的唯一驱动因素，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看更非如此。困于内陆的南苏丹的几乎所有石油产品目前都需要通过苏丹来海运到国际市场——而南苏丹是经过残酷的冲突才从苏丹分裂出来。若是在南苏丹以南创建一个港口，例如在拉穆创建港口，那就为南苏丹提供了一个经济上颇为可行的用来取代通过横穿苏丹的管道来输送石油的方案。中国的国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目前控制着南苏丹全部正在运营的石油勘探开采区域的至少40%。中国由此也不希望其获得石油的渠道受到苏丹和南苏丹之间政治议题的影响。2013年苏丹与南苏丹关系紧张时期，苏丹总统曾下令关闭输油管道。中国获取石油就颇受影响。
据观察，中国国企迄今在肯尼亚的投资似乎与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中所列出的侧重点相一致。如在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的数据中所见，中国在肯尼亚的投资高度集中在交通和能源领域。此外，对于交通的很多投资似乎都旨在让中国能以更经济的方式从乌干达和南苏丹等东非内陆国家获得能源和自然资源。中国相信为了实现自身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自己也需要有获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渠道。
在经历了一系列认为中国的援助方式让自己收益过多而受援国获益不足的批评——例如中国从国内引进工人来修筑道路和其它基础设施——之后，也有征兆表明中国开始适应并进行调整。在中国最新的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一五年规划将中国对外援助需要关注受援国人民福利的内容纳入其中。在李克强总理2013年访问非洲时，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表示“在过去几年，中国关注建造地标性建筑，我们未来仍会如此，但也会更关注与民众相关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在对非交往中开始出现变化，更注意其活动对人民、对社会的影响。中国的对非政策变得更能意识到并更强调人与社会的发展，而这种变化的影响则仍有待观察。
影响指标：
联合国的支持：在1949年后的较早一段时间，中国的对非交往是基于政治考虑，中国在非活动主要是想避免外交孤立。中国利用其对外援助和在非洲的外交关系来加强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占据了将近25%的席位。根据兰德公司的拉里·哈诺尔（Larry Hanauer）和莱尔·莫里斯（Lyle Morris）的文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投票也起到保护中国不因其人权政策而遭受批评的作用，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国的人权记录提出的谴责中国的动议也因为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支持而屡屡不能通过”。Jing Yan也支持这些观点，其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ODI）的研究发现“中国给予他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倾向于流向那些在联合国大会决议表决时与中国投票更为一致的国家”。Yan还提到，特别是那些在安全问题和人权问题上与中国投票一致的国家会得到更大份额的中国投资。
关于台湾的外交承认问题：中国大陆经济的体量——以及中国大陆作为财政捐助者的潜在能力——使得在两岸对外交承认的争夺中，胜利天平也终倾向大陆一边。近年来，随着2008年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外交休兵的提议，两岸的竞争也逐渐平息。外交休兵也停止了给予台湾外交承认的国家的数量稳定下降的势头——不过这也使承认台湾的国家数量被限制在22国，而这22国主要都是太平洋岛国和拉丁美洲国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有172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对非洲的境外直接投资（ODI）也“尝试既要平衡经济利益，又要平衡平衡政治利益”。在上文提到的雷纳（Renard）的著作的论述中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其从非洲国家得到的自然资源里赚得了巨大的利益，这些资源包括石油、铁矿石、铝土矿和其他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所需的重要成分。
当地对华认知：在美国和欧洲，特别是由于存在中国项目也是由引进的中国工人完成的印象，人们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有效存在大量的质疑。如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French）所说，“（非洲国家的）公民对于中国项目谈判时的那些模糊的条款十分怀疑，他们也猜疑在中国政府、中国公司利益及非洲的统治者之间存有一种并不光彩的勾结。”然而，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球服务在肯尼亚所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肯尼亚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还是非常正面的（图3）。
在一定程度上，肯尼亚人认为中国对于肯尼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肯尼亚人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也受此程度深浅的影响。中国公司在肯尼亚所承担的大工程的数目可能会使人产生中国在为肯尼亚的发展做贡献的感觉。除了之前论及的蒙巴萨-内罗毕-马拉巴铁路和拉穆港-南苏丹-埃塞俄比亚运输走廊项目（LAPSSET）的倡议，中国公司也赢得了扩建内罗毕国际机场的合同，并且中国政府也在执法方面对肯尼亚进行野生动物保护活动（这对于保护肯尼亚的大象和犀牛极为重要）提供了支持。不过，如果评论家如Ngii对中国的批评被证明有道理的话，中国就将发觉其在肯尼亚人心目中的形象出现下降。除了经济领域，中国对肯尼亚的支持也给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带来了红利。
结论：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长期援助以及与非洲国家进行的长期贸易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采掘业和能源领域，中国会以其现有权利和“不附加条件”的政策作为杠杆来为自己和中国公司取得其高度需要的资源。而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投资这些资源往往在政治上太困难，或者从安全角度看太危险。
在引导国有企业方面，中国一直很有效，尤其是投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或赢得这些项目的合同）。这些项目既能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也能降低投资的政治风险。
然而，中国在关键资源（如石油）上越发依赖国际供应方，这也改变了中国对其不干涉的外交政策的解读和实施。在2014年，随着南苏丹出现政治暴力，中国也向非洲派出代表与南苏丹的邻国和南苏丹反叛势力共同积极协商寻找解决方案。依照《外交政策》杂志的一份报告，中国的这一行动“与几年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苏丹政府残忍对待国民但仍持续向中国大量供给石油时，中国采取了一种置身事外的立场，也因此饱受批评”。
总的来说，中国利用对外援助——无论是以救助还是传统的商贸的形式——来获取国家利益的意愿要比美国这样做的意愿高得多。特别是中国对其国有企业控制能力也令中国相比美国对私营部门能施加更强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