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的作用”[1]。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所谓智库，也称为“思想库”，“Think Tank”，是指由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政策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3]。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Think Tanks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简称TTCSP)2014年初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简称GGTTI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共有6826家智库，中国以426家位居智库数量最多国家第二位，仅次于美国[4]。中国的智库数量虽多，但由于智库发展的时间较晚，且大多智库从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党校等转型而来，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决策支持信息保障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的范围、数量、质量，服务内容、方式等都将直接影响智库决策研究成果的质量。研究国外智库的信息服务，借鉴其经验和方法，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信息服务部门——图书馆适应其转型的需求，更是其发展方向和理念的选择。
1 国外智库的信息服务
1.1 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建设
1.1.1 以研究项目为导向
与经典学院式研究“大而全”、“小而全”信息资源建设不同，许多西方专业智库的成立都是囿于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对特定研究项目的关注而产生的，因而其信息资源建设都以其研究项目为导向。1831年，由滑铁卢一役中击败拿破仑的英军统帅惠灵顿公爵在伦敦白厅中心建立了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简称RUSI)，主要研究英国和国际安全与防务问题。其军史图书馆收藏着从18世纪到21世纪，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冷战时代不同时期的军事典藏，也正是因为拥有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RUSI的图书馆在业内一直享有名气[5]。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IPRI)是瑞典研究和平与安全等重要问题的学术机构。该研究所是在瑞典前首相塔格·米尔达的倡议下，于1966年建立的，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技术军备竞赛、军费和武器贸易、化学武器、裁军和军控谈判与建议，以及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等。其馆藏基本都是以这些研究项目为导向，包括后续的各类资源建设也是基于这一原则。这种基于研究项目导向的信息资源建设打破传统的信息资源学科设置体系，因其对研究项目权威性信息资源的绝对占有，确保了其在智库相关领域研究的核心竞争力。
1.1.2 持续积累充足的信息资源
智库的战略性调整是常态，无论智库多么权威和具有影响力，为了使各项研究始终处于前沿位置，都需要经常根据社会发展变化不断作出适应性反应，不断面对新领域、新课题。随之智库战略性调整，智库需不断关注、搜集新历史事件的档案和资料。这些日积月累而成的财富能够帮助智库的研究人员看到一般人所难以看到的“真相”，是开展具体调研之前的重要文献依据[6]。在这一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智库非美国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简称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莫属。胡佛研究所最早称作“胡佛战争图书馆”，是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为了收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资料和文件而创立[7]。“胡佛”为了不断面对新历史事件的研究需要，持续收集积累相关文献档案资料。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甚至不惜承担巨大的政治和安全风险。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全世界的智库中只有“胡佛”派人到华沙收集了波兰政府乃至整个东欧的一手资料。1991年苏联解体时“胡佛”用微缩胶卷的形式保存了大量苏共档案。伊拉克战争期间，“胡佛”又将其敏锐的触角伸向战乱中的伊拉克，获得了来自伊拉克纪念基金会的资料。目前，“胡佛”拥有9个图书馆、160万册藏书、6万个微型胶卷和2.5万种期刊，共约4000万件的珍贵档案，这些档案和资料成为胡佛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资源保障[8]。
1.1.3 多渠道获取信息资源
得到全面而准确的信息资源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为保障信息资源收全率，除官方的正式渠道外，还应积极拓展其他渠道源。国外智库都有各自可靠的信息数据来源，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情报信息网络。图书馆是智库信息资料来源的重要渠道，收藏有丰富的图书、期刊、报纸及其他各种文献、数据和资料。国外某些大型智库还将专题研究与信息研究部门对等设置，或配置专门的信息资料人员，通过这些部门或人员获取原始的，更多是分析整理出来的专题资料。德国的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简称SWP)设有8个专门研究室：欧洲一体化研究室、欧盟对外关系研究室、国际安全研究室、美洲研究室、俄罗斯联邦研究室、中东和非洲研究室、亚洲研究室和全球问题研究室[9]。与之对应下设欧洲事务信息研究室、国际安全信息研究室、美国和跨大西洋信息研究室、俄罗斯与独联体信息研究室、中东和非洲信息研究室、亚太地区信息研究室、全球问题和国际经济与政治信息研究室、跨学科信息管理和统计信息研究室8个对等信息研究室[9]。为了及时可靠的获取信息，许多国外智库还建立了国际性的沟通网络。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NRI)是日本民间最早的智库，其在伦敦、华盛顿、纽约、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等地都设有各种事务所，负责搜集有关的信息和情报[10]。通过这些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满足了委托客户的要求。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RSI)除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门罗公园的总部外，在国内的华盛顿、佛罗里达、马里兰、密歇根州、蒙太纳、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维吉尼亚、德克萨斯州等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在国外的欧洲、中东以及日本、中国香港等亚洲地区也设有办事处，这些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分支机构构成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情报信息网络[11]。此外，国外智库的“旋转门”机制，智库的研究者会到政府担任要职，政府官员离任后也会到智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这种机制也为智库公共政策研究带来了许多的第一手资料。
1.2 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内容
智库依靠知识和信息从事研究和价值增值，通过提供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信息服务产品，为决策者提供新的决策思路，保证决策的正确和高效，防止决策失误。
1.2.1 提供权威而丰富的信息情报产品
对时事政策、国际局势进行快速反应，简明且准确的汇总，对特定问题提供专业的信息情报产品，是智库影响决策的一种最常用的方式。国外智库提供的信息情报产品包括政策简报、杂志、报告、年鉴、指数等。
较之学院式研究提供长篇学术论文或书籍，根据时事及时回应，制作精练、实用的政策简报是国外智库销售思想及成功参与决策的重要途径。政策制定者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几百页的报告，用寥寥数千字，针对当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简洁、及时的政策建议最受其欢迎。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以“幕后消息”和“简报”的形式，提供篇幅短小精悍、10-20页不等的政策简报，并采取快速直邮免费寄送的方式传递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和市民手中。传统基金会的政策简报有：《背景情况》(Backgrounder)、《行政备忘录》(Executive Memorandum)、《国家安全记录》(National Security Record)、《情况通报》(Issue Bulletins)、《政策研究丛书》(Policy Studies Series)、《机构分析》(Institution Analysis)、《传统讲稿》(The Heritage Lecture)等。
国外各大智库都会借助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旗舰出版物已经成为各国政界和精英阶层决策概念的来源，其本身也成为智库舆论扩散的象征。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兰德评论》(RAND Review)、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布鲁金斯观察》(Foreign
Policy)、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的《世界报告》(State of World)、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tudies，简称IISS)——的《亚达非报告》(Adelphi Papers)、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Institut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的《战略年鉴》(The Strategic Yearbook)、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行贿指数”(Bribe Payers Index)，传统基金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等等都是国外智库富有影响力的杂志、年度报告、年鉴、指数等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也成为智库提供信息服务的渠道。
1.2.2 构建专业数据库和检索平台
几乎所有的国外知名智库都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类专业特色数据库，这为智库项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其通过在线数据库平台等形式向用户提供信息系统和数据服务，同时其数据库平台还提供了跨库检索服务。
简氏信息集团(Jane’s Information Group)根据专题内容的不同，构建了为政府和军方服务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包括：简氏军用装备与技术数据库、简氏防务杂志数据库、简氏国家安全与风险预警数据库、简氏交通与专业数据库等。
美国兰德公司开发了CalWORKs数据集、背景数据图书馆、公共健康备用数据库、兰德—MIPT恐怖事件数据库和兰德圣战声音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都是兰德进行研究分析的重要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开展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许多大型数据库，供决策者、研究人员、媒体和公众使用。国际关系与安全趋势数据库、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军事开支数据库、武器转让数据库等。
国外智库的数据库不仅提供内部的研究人员使用，而且成为政府部门、媒体、公众的信息库和分析库。公众可以从中了解某一事件发生的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政治、地理背景知识；媒体在新闻报道和评论时可以借助数据库中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见解和观点，增强其报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决策者可以借用数据库进行辅助决策。
1.2.3 借助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和推广
相比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周期，媒体传播的作用更快捷、普及和直接，智库通过媒体形成影响决策的氛围，引发公众对问题和智库的关注，形成舆论力量，间接地影响决策。特别是在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智库都争相在电视、广播等媒体露面，分析最新事态、展望发展态势。2001年，布鲁斯学会建造一个机构内部的电视演播厅，以便可以容易将其学者安排到新闻节目中，提高学会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时效性。为了鼓励学者们参加广播、电视的评论节目，早在1982年，传统基金会就从PBS购买90分钟的电视节目时段，每当有重大国内外事件发生时，如“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期间，传统基金会的专家几乎都会出现在主流电视媒体，其中包括CNN、ABC、CBS、NBC等。
除了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外，网络、电子杂志、博客等新媒体，以信息传播的快捷、互动、全球化也成为智库对外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利用网络，智库进行信息传播，包括当前与过去项目、事件、国会证词、研究成果及年度报告、研究案例；举办的讲座与会议以及学者们在各大电子媒体上接受访问的各种文字和录音视频资料；重要网站和数据库链接。为不断加强与公众的联系和沟通，智库网站还更多利用动态网页技术，利用Web2.0(RSS；Blogs；Twitter；Facebook)资讯消费方式与公众展开互动，通过“在线统计”、“在线编辑”等技术系统使公众得以在网上探讨公共议题。卡托研究所网站通过Twitter、Facebook、Youtube、RSS等工具免费下载相关软件，用户可免费订阅《今日卡托》(Cato Today)、《卡托周递》(Cato Weekly Dispatch)等政策评论文章。从“卡托博客”(Cato Blog)、“卡托虚拟社区”(Cato E-Community)可免费获取卡托专家最新新闻评论、深度分析及卡托的各种信息资讯。
1.3 灵活的信息服务策略
1.3.1 信息过滤与情报整合
信息爆炸的时代，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遇到的难题不是信息的绝对匮乏，而是相对短缺，缺乏有效的信息，缺乏有效的信息过滤机制。信息数量的不断暴增和信息内容的日趋复杂，使得智库过滤信息并发出提醒的功能非但未被越来越知识化的研究所替代，而且其作用更加凸显。智库信息主要来自“公开资料”，从公开渠道搜集信息，既有一手信息，也有二手信息。对于智库来说，要去分析哪些可靠，哪些信息不可靠，哪些信息是最好的有的信息、质量是最高的是一个挑战。世界上最好的智库，要知道最好的信息来源在哪里，如何分析高质量的信息，使信息体现它们的价值。不仅要为正确的人群提供正确的信息，而且要以正确的方式让政策制定人员更好地消化和理解[12]。总之，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智库最简单的角色即中立的判断、评价，对决策者有用的信息进行精心过滤、合成及系统整理，及时、适时地给予决策者可靠、有用、易懂、易得的信息[13]。
英国知名智库简氏信息集团成立于1898年，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出版防务、安全和交通方面的信息服务机构，其向客户提供内容广泛的信息分析服务，提供的产品包括《防务周刊》(Defence Weekly)、《国际防务评论》(International Defence Review)、《导弹与火箭》(Missiles and Rockets)和简氏军事年鉴等。因其信息产品的权威性而具有影响力，成为许多国家政治家、军事家们决策时的重要论据。作为一个专门收集分析军事信息的国际机构，简氏信息集团将智库的信息过滤和情报整合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国外智库根据其运营机制可划分为营利性智库和非营利性智库。非营性智库多为战略研究机构，着眼于长远的和宏观的分析，其研究以前瞻、预测、预警为目标，这也决定它要预先来研究问题，在公众和决策者还没注意到问题之前，就开始注意[14]。尤其为迎接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智库必须去识别这些趋势，并且尽早地去识别，然后提供预期[12]。“与客户共同繁荣”是营利性智库的价值取向和定位，其典型特征是以企业形式运营。取得客户信赖，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与客户共同发展是其使命。如果不能根据客户需求，对其事项进行调查，不能有远见的审视客户所思考的问题，提出恰当的解决办法，引导客户至更为合适的道路，营利性智库终将无法获得成功。
作为一家跨国军事战略情报分析公司，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是简氏信息集团的重要业务，简氏的信息咨询服务分为政府公共政策实践服务和为企业服务两大用户群。简氏针对政府用户提供战略式信息服务，其深入政府与公共政策的实践，为各国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收集、分析、翻译情报，专题涉及恐怖主义、地缘政治安全稳定的最佳防务实践及国土安全趋势。其研究旨在为政府和军事机构提供政策和策略，重点包括：威胁评估，政策分析、战斗序列研究、区域/国家评估，持续不断地提供危机预警与洞见分析。针对企业用户，简氏开展顾问式的信息服务，通过了解企业用户，掌握企业用户面临的问题，分析用户真实需求，最后给出专业的咨询和产品组合建议，并在今后不断进行跟踪服务。研究重点包括行业前景分析、产品开发策略、开发项目比较研究等。
1.3.3 信息服务联盟化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日趋复杂，智库个体的信息资源难以满足智库的扩展研究需求，智库间信息资源协作成为发展趋势。2000年美国的总统选举结果经过一个月的争议后才最终定案，冗长而充满争议的总统选举表明美国的选举制度亟待改革。美国各界纷纷进行研究并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国会对此通过了2002选举援助法条，政府和联邦立法者建议补充法案和修订案，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建议。针对美国选举改革这一命题，产生了大量重要却分散的研究成果。为了对这些成果进行资源整合，美国企业研究所与布鲁金斯学会以共建网络资源平台的方式合作开展了选举改革项目。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与德国12家研究机构共同开发了一个重要的网络平台：欧洲国际关系与地区研究信息网络(European Informa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ea Studies，简称EINRAS)。该网络是面向国际政治研究的公共信息系统，由欧洲多个研究所的研究小组通过项目形式合作完成。其中包括一个欧洲最大的国际关系研究资源库“世界事务在线”(WAO)、一个门户网站(IREON)，以及多语种主题词汇编等。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智库”概念，并明确智库“思想库”、“智囊团”的战略定位。智库研究生产决策思想，提供决策方案，促进决策科学化。智库决策研究离不开信息资源的支持。国外智库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建设、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内容、灵活的信息服务策略对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信息服务构建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智库最主要的特征是研究现实、服务现实，开展务实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以专业的眼光来为公众提出问题并配合政府解决问题，在对政策背景、环境、决策战略、决策方案、政策效力等进行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力求把复杂、高深的理论和思想重新包装得易于理解，以求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和认可，进而转化成可操作的政府决策[15]。这一主要特征要求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包括：一是服务于政策背景、环境等的文献资料信息。超越地域、议题和价值观搜集和收藏档案、文献资料是智库信息服务部门与其他图书馆的重要区别。在朝的在野的，成功者与失败者，主政者与反对派等，只要对社会历史进程、制度变迁发生重要影响的主要甚至边缘人物事件，均应在收录范围。由于对当代中国文献资料的严重缺失，导致美国智库当代中国问题决策研究缺少信息资源保障，使得20世纪中叶，美国政府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对华政策。二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智库成果。国外许多智库历史悠久，它们曾经关注、搜集、分析过的历史事件浩如烟海，这些经过整理、归档的材料里含有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和一手材料[16]。这些智库成果，本身就是很好的信息资源，对智库开展相同或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很好借鉴作用。传统基金会出版的《政策评论》，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美国企业》，哈德森研究所的《美国观点》，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对外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周刊》，卡托研究所的《卡托期刊》等等都是刊载国外知名智库成果的刊物，都值得收藏。三是智库已有的专题数据库、音像媒体资讯、指数体系和“灰色素材”等。简氏信息集团数据库、兰德公司的恐怖事件数据库、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武装冲突联机数据库、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等等都是开展相关研究与分析的基础数据，这些数据库和信息可通过其网站免费或有偿获取，其内容广泛、新颖、见解独特，能为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全面、广泛的参考。建立强有力的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保障机制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智库决策研究直接针对现实问题，更注重行动成效研究，与转型前的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党校的传统学院式研究不同，其在研究中行动，在行动中研究，从而产生具有实际价值的解决方案。因而智库决策研究所需支持信息与经典的学院式研究所需的支持信息不同，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具有动态性、前瞻性、交互性三大基本特征。动态性就是信息的实时性，要求对信息从现实情况和传统文献进行双向整合，要求信息与社会同步发展，动态跟进和不断丰富。前瞻性要求关注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普及前沿知识，具有一定的预见性、敏感性。交互性不仅要求良好的交互界面，满足智库决策研究的信息获取需求，而且要求对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内容的输入和管理。为了更好的满足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的动态性、前瞻性、交互性要求，离不开智库决策研究信息集成平台的支持。数据化的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平台将海量的文献资料、智库成果、智库专题数据库、“灰色素材”等等信息集成，发挥大数据的平台优势，实现信息和数据的监控、采集、交互及利用，并分层的传递给智库决策研究使用。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集成平台建设不能仅停留在构建自有资料平台或者依靠信息技术手段获取外部信息，而应构建智能化、分布式、支持领域广、支持功能更强大的集成平台。
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协同创新是指信息主体间在信息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深度合作，创新发展。按实现途径不同，可分为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内部协同创新和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外部协同创新。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内部协同创新是指智库内部针对特定的主题打破各学科以及各研究部门主体间的壁垒，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使各有优势通过协同产生新的优势和能量。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外部协同创新是指各独立的智库间创新要素的整合以及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资源的无障碍流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都是类似的国内联盟化信息资源外部协同创新系统。落户南京大学的综合研究南海问题的高端智库“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在外交部、海南省、国家海洋局三个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由南京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海军指挥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机制体制创新为核心，培育组建。该中心将依托南大地理信息、海洋海岛研究、边疆史学、文献情报、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多学科优势，协同国内外相关研究力量，通过创新机制，带动南海问题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应用和基础性研究，为国家有关部门决策研究提供基础信息与决策支持服务。“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不仅实现了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内部协同创新，也同时实现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外部协同创新，充分发挥了信息资源协同创新在智库中作用。
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服务成效评估是智库对使用支持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资源、服务之后产生的影响和效果进行评估。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服务成效评估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法，针对智库利用信息和服务后发生的变化建立一套指标体系(见表1)[17]。
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服务成效评估体系的建立将大大提高信息的利用率和信息的动态跟进。
3结语
智库为政府制定政策、决策提供真实的背景资料和建设性意见，在对内、对外、地区性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在维护国家利益、影响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西方，各种类型的智库，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胡佛研究院以及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已成为国家政策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我国，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智库系统正在逐步转型形成中。本文通过对国外智库信息服务的研究，希望能对我国智库建设，特别是对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服务集成建设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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