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一直是个黑箱，市场对此知之甚少。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以及中国自身“债务经济”模式不可持续，这一话题越来越热，成为业界坊间共同议论的焦点。
中国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债务风险：下一个爆发点”分论坛上估算了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他称，中央政府的债务大体上是7－8万亿，地方政府估计得高一点，超过20万亿，总计在30万亿左右。他表示，结合中国GDP总量逾50万亿来看，这样的债务率也不是特别高。从这方面看，中国政府的债务还不是当前急迫面临的问题。
这一观点受到了来自经济学家的批评。一些批评认为，30万亿只是狭义政府债务估算的结果，如果加上政策性商业银行、央行当年利用再贷款清理金融机构坏账、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中投公司债务和汇金公司债等“表外负债”，2012年底政府债务规模估计将达到43万亿，占GDP的比重为82%。
也有批评把财政的可持续性包括在内，加上以前的环保欠账和养老金缺口，估计2012年底政府债务规模已超50万亿，占GDP比重达95%，已超过85%水平的政府债务阈值——估算这部分远期债务的意义在于，由于没有资产备付，这部分债务的偿债方式将导致长期增长率变化和利益在不同人群的分配，甚至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比如延长退休时间等）。
综观以上各口径的债务数据，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中国政府的债务是否过重，完全取决于各方对政府责任的界定。这一命题在国际比较中也是成立的。最典型的是希腊与日本的对比。仅从债务率看，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远超希腊，但因希腊借的是外债，日本多为内债，体现在现实中，希腊债务危机爆发，而日本债务危机仍只停留在纸面。
进一步分析，一国政府债务的多寡与这个国家的权力体制高度相关。在研究中国的债务负担时，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一是要承认债务规模很高，容易出问题；二是要看到中国体制的特殊性，债务容易出问题，但并不是必然会出问题，中国的权力体制很容易将债务分摊到全社会。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政府债务只能算作名义债务，真正的风险在于过程识别，关键是能否正确认识到债务风险，并及时采取对策。如果漠视债务风险的存在，那就很可能真的出问题；如果认识到了债务风险，那么中国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解决问题。
当前分析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无论如何绕不开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尤其是房地产领域。一个非常现实的命题是，虽然中国政府在上一个十年屡出调控，希望控制住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趋势，但若房价真的往下跌了，第一个吃不消的可能就是政府债务。在过往的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从银行借出资金，只要房价上涨，这笔债务便可高枕无忧，通过土地财政予以覆盖。而当房价下跌，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正如我们在2009年与2012年所看到的那样，房价稍有下降的意味，各地的救市政策立马就出台了。从中也可看出中国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性，巨额投资都要从房地产的升值之中赚回来，以保持财政与债务的可持续性。
由此来看，无论是房地产问题，还是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模式不改，其他的问题很难得到质的改善。更深层次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与权力体制高度相关，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症结所在。改革权力体制，推进政府改革，是下一步所有改革的起点。要化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非得迈出这一步不可。
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根植于中国的权力体制，只有从根子上着手，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转型，也需要突破同样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