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已经由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变成了“建设者”，从世界的“边缘”逐渐走向舞台“中心”。如何将中国的正能量向全世界传递，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惠及世界，需要不断汲取全社会的才智，这也是近几年中国智库大热的重要背景。
高等院校是中国人才的巨大宝库，积极发挥高校智库的咨政建言作用，对于中国智库建设意义重大。在此之中，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相对独特，相对于其他高校智库主要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内向型”智能，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外向型”职能更加明显，主要定位于外交与国际问题。为了促进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大发展，教育部根据各高校的研究特色与专长，新成立了一大批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极大地增强了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政策扶植、资金支持和人才储备，积极推动高校智库增强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不过时至今日，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建设依然面临三大困境。
一是信息有限导致有效建议不足。“管用有效”是智库研究的导向，需要基于大量的信息收集、科学处理、理性分析。对于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而言，既需要掌握国际前沿动态，又需要把握我国基本政策，否则，将会囿于信息有限而导致有用建议不足。国际关系是一门谨慎的学科，立足于战略与外交研究，推动国家在刀光剑影中屹立不败。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文人轻言可误国，政策建言需谨慎。目前，国家对高校智库的投入增多，智库研究应更多走出国门，实地调研与感受，避免躲进小楼成一统，空谈误国。我们现在很多高校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有些就一两个人，很多标榜非洲、大洋洲或拉美的智库，一些研究人员几乎从未去过这些地区，信息感知的效果可想而知。而对于本国的政策有些同样是一知半解，比如何为“一路一带”，多半讲不清、理不顺、说不透。可想而知，这样的信息掌握程度怎么能提出对国家有用的政策建议呢?在西方媒体主导的时代，国际问题研究的网络信息并不完全客观真实，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得出谬以千里的结论，对此不得不引起重视。相对而言，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在基础性研究、中长期研究方面更具优势。由于承担教学任务和信息限制，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在动态研究上可能存在诸多限制，因而专注于基础性的中长期研究更为适宜。通过扬长避短，寻求与政府部门的优势互补，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作用。对各高校国际问题智库而言，不要一窝蜂、一股热、大跟风、大跃进，而要结合自身传统优势和人员专长，有重点、有针对地对某国别、某区域或某问题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凝聚特色、打造品牌。
二是团队合作与个人需求的鸿沟。高校智库建设绝非一人一臂之力可成，而是需要团队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团队合作需要合理分工、有效协调、持续合作。不过目前高校科研人员由于教学任务、职称晋升、出国访学等原因，很难持续地参与智库研究。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智库而言，团队成员间的需求并不一致，面临的职称晋升压力也存在差异，实际研究主干 主要是中青年老师，他们多数都面临着职称晋升压力，而政策研究并非职称晋升考核的重要依据，导致智库研究对于多数高校教师而言可能就属于鸡肋，个人需求与团队合作出现鸿沟，这也导致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激励因素不够，团队合作乏力，难以持续不懈地打造研究品牌。为了推动高校智库研究的长期发展，可尝试将政策研究相关成果纳入成果考核，增强对科研人员的激励，畅通参与智库研究的教师成长发展通道。由于并非所有教师都参与高校智库，可尝试对教师考核进行双轨甚至多轨机制，促进各自优势发挥。
三是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政策研究的辅助性对接困境。学术研究追求自由性，强调独立性;政策研究关注针对性，定位辅助性。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不同导致了三大对接难题。一是学术圈如何与决策圈对接，中国很少有美欧那样的旋转门，导致学术圈与决策圈的对接不畅，换位思考有限、信息传递受阻;中国古代推崇“学而优则仕”，不过就当前而言，这样的仕途基本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行政领导，公务员制度意味着优秀的智库研究者很难成为政府部门的一线政策决策者。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虽然有不少有外交官的经历，但毕竟数目有限，而且多数也就两年左右的任职经历;二是学术论文与政策报告的相互转换，学术论文转化为政策报告有利于扩大政策建言，政策报告转化为学术论文有利于促进科研产出，不过目前两者的转换还是因人而异，差强人意;三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对接。学术研究重基础，关注中长期，以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为主，政策研究重动态，关注中近期，以政策研究和预测研究为主，如果避免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成为两张皮，各说各话，推动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尤为重要。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非水火不容，实现两者的融合需要加强话语对接、成果转换、人员交流。为了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加强协调创新，有效促进政府部门、高校智库之间的合作、沟通与融合，减少对接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