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央行宣布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加之此前贷款利率放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
前几年中国开始金融改革时,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利率偏低源自所谓的金融抑制,即政府对利率设限,降低了投资者成本,但牺牲了家庭存款收益。在许多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看来,利率过低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具体表现为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占比偏低。这也被视为人们热衷于投资中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原因。他们认为,放开利率限制将会使利率上浮,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将更均衡。
然而,回顾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实,此种论述存在缺陷。在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利率其实在下降而非上升,随着居民消费占比增加,经济也更加平衡。2013年中国利率并非过低,而是过高:与美国、欧洲等主要金融市场相比,中国抵押贷款利率与大型企业贷款利率高出2-3个百分点,此后降低了1个百分点以上。几年前,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在3.3%左右,其他国家只有0.2%-0.5%。现在中国的存款利率已降至2%或更低。
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资本跨国流动会使全球金融市场的利率趋同。但由于对汇率、通胀、资本管制以及政治、经济风险的预期不同,不同国家的利率水平仍然存在差异。几年前,中国通货膨胀率与其他经济体差别不断,整体财政状况优于别国,人民币有升值预期,这些本应使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名义利率太高而非太低。
如果当时中国的利率确实过高,为什么那么多市场观察人士还认为利率过低呢?一些分析认为,这是由银行间利率周期性蹿升和余额宝收益远高于银行所致。要理解这种矛盾,必须区分金融市场扭曲造成的利率变动压力与健全的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下会发生的情况。
一些人认为,国企投资存在浪费导致贷款利率高企,这一看法高估了效率的收益,因为利率在中国长期投资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有限。大量的浪费源于国企掌握着垄断性质的利润,不向国家转移、上缴盈余,且以政治性目标为导向运作。纠正这些扭曲,加上改良金融机构的治理模式和监管体系,将更多提高经济体效率,而非提升利率水平。此外,利率过高可能带来一些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对已经出现严重债务问题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这无疑会雪上加霜,甚至可能破坏本来仍可持续、但处于通缩环境下的企业的偿债能力。
过去几年,中国逐步放松资本管制、货币政策宽松,缩小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率差距,但利差仍然较大,吸引了外国投资者。信用状况相对较好的中国企业纷纷到海外融资,因为其面临的利率低于国内利率。很多企业利用在海外的分支机构获得廉价的外部资金,邻国企业和家庭也想方设法将其持有的人民币转入与内地利率水平挂钩的高回报账户中。这都构成利率下行压力,使其接近于全球其他市场。经济增长放缓环境下逐步放宽的信贷政策也促使利率下行。
这也可以从一个更为理论性的视角来看。在金融市场和宏观指标重塑均衡中,利率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投资占比很高,但是储蓄率更高。储蓄中未被投资的部分体现在贸易盈余上,后者被央行投资到海外。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均衡利率是使储蓄等于投资的利率水平。只要体制性改革继续缺位,利率水平将进一步下降,使得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提高,直至两者达到平衡。
无论与其他国家比较,还是基于长期均衡利率的概念,中国过去几年的存款利率都过高而非过低。近期利率水平下降是有道理的。这凸显出治理和监管体系的加强作为金融体系进一步自由化基础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