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内政外交成果可圈可点。在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科学总结取得的成就，对于统一思想、凝神聚气，特别是对制定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清晰未来努力方向和发展路径，在已有成绩基础上奋力前行，十分必要。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的生态变化既显著又带有根本性。
党内：政治生态在优化
政治生态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状况与政治发展环境的总概括，是党风、政风的集中表现，其核心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政治规矩与工作作风问题。因为这些内容和要素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故而成为生长状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再诟病的是，作为最先进的政治集团，依靠坚定政治信仰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严重的信仰信念缺失危机，包括党内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信大师”，导致政治生态恶化。
强调信仰在政治生态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于任何人都在人性、神性、兽性这三大属性间动态变化，失去了神性的牵引，很容易向兽性滑落。所以，信仰信念缺失导致的是很大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走向颓废，沉溺于声色犬马，大搞权力寻租。由此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弱化了高级领导干部的人格力量。问题不解决，党的执政能力会进一步弱化，严重时会步苏共后尘。
正因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还须自身硬”，从严治党、从严治“官”。具体策略可概括为“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由于措施得当，推进有力，有效遏制了党风政风下滑局面，进而形成政治生态向好趋势。
“上树信仰”。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突出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明确提出“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为了激发和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一系列党内法规和重大政治活动都把信仰信念突出出来，比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出台的《准则》，较之1980年版本，最大的变化就是第一部分内容的调整。前者首先讲的是理想信念，后者首先强调的是方针政策。虽然从根本上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信念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就此走上正轨确信无疑。
“中立价值坐标”。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打造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乃至所有政府官员都应确立的核心价值观与行为准则。这方面建设的重要性不亚于信仰大厦，因为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真正解决官员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或者说没有为官员解决好精神和物质的平衡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期，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一个阶段很有成果，但进入执政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面对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没有实现自我超越，结果便是价值观的再度紊乱和严重下滑。
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建构的价值系统、引领的价值追求，着眼点和着力点在于澄清模糊认识，尤其是从本体和本源性发出追问，这就是“当官为什么，当官做什么”，并把这种追问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相结合，努力实现根本突破。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一旦进入党员领导干部的灵魂深处，一种具有内生逻辑基础的精神力量就会产生出来，再不是外部强制性灌输，而是自省和觉悟，持久性力量就会产生。制度设计才能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权力才能回归本位，党员领导干部行为上的自觉由此得已形成。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精神和价值系统建设过程中，坚持了党的“以上率下”“率先垂范”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遵循了社会规律和民族文化传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而不行”。“八项规定”拉开了制度和规矩建设的序幕，这其中内含着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至于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后待遇，要求“就低不就高”，更把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身上彰显的道义力量提到一个新高度，有了道义制高点，“看齐意识”就能够得到全党认同，并落到实处。
为什么这样认为？因为国家领导人的待遇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其中反映着政党和制度的先进与否，反映着国家和民族的人文品质和精神状态。延安时期，美国新闻访问团在延安看到中共中央高层生活那么简朴，而精神昂扬富有活力，对比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所作所为，十分感慨，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作为先进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很好地延续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和作风，甚至出现了一些高层领导的腐化堕落，由此成为党的政治软肋。毕竟，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世界处于透明化状态，西方国家领导人离职后，不再享有在职时的待遇和礼遇，有人甚至在离开官邸后，还要到处求职，而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离职后仍然享有在职的待遇、礼遇，并且存在着巨大的等级利益，这种等级利益还实现了制度化，这难免不成为人民群众眼里的既得利益集团。直到当下，几乎每个单位都为领导班子成员建小食堂、小餐厅，如果自己花钱享受更周到的服务，合情合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而是出现了利益等级化现象。苏共瓦解的原因之一，就是特殊群体利益制度化，从干部小食堂逐步延伸到其他各方面利益。问题不解决，势必导致人民群众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怀疑，因此削弱了党和领导人的道义力量。
延伸开来，之所以出现中国的封建史等同于腐败史这种情形，并非缘于不反腐，实际上一些朝代的反腐力度远大于当下，主要原因在于反腐的同时，阶级利益等级化、固化并没有改变。宋神宗时期，神宗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大臣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一对话揭示了封建王朝的阶级关系与利益分配关系。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解决了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但并没有真正从法规制度上解决领导层的利益规范，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靠自觉，结果就是不自觉者我行我素，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然，因为革命战争年代的价值观与整个大环境的影响，表现会好一些，再者经济上一直处于困难状态，无条件奢侈。缺少根本上的解决问题之策，便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土壤，因此党的政治品质和政治基础屡屡被瓦解。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属于点穴之作，尽管因为传统文化诸方面的原因，彻底解决问题有待时日，但让人民群众看到了趋势和希望，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下划红线”。主要是两大举措的落实：一个是设规矩、划界线，通过制订和修改党内一系列党规党纪，保证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另一个是严惩漠视规矩、滥用权力者，形象一点讲就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由于两大举措由党内而党外、自上而下传导开来，因而成效显著，反腐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一点完全可以用贪官在忏悔中感叹“官不逢时”来间接证明。
实际上，为权力设边界、为官员行为划红线所产生的效力，也可以从部分官员被挤出“官场”来证明。当前为什么出现所谓的“辞官潮”，究其原因，在于设规矩和划红线内含着利益的深度调整，这个调整必定把过去为追逐超额利益而来的官员挤出官场，而让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且有奉献精神的人有机会到体制内发挥更大作用。
正是上述多重措施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发生着明显改变，普遍性改变自然促成政治生态趋于优化。政治生态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惟此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反腐成为“割韭菜”。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不敢腐”已经成为现实的同时，保证“不能腐”的制度不断完善、不断推进，支撑“不想腐”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开始内生。由此可以断言，党内政治生态的“拐点”已经到来。
国家：社会生态进拐点
社会生态内含规则和秩序、民众道德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及其诸多要素各自发展和相互作用生成的社会风气与发展状态。社会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构成，因而社会生态由所有成员共同造就。单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但生成的特定社会生态却强烈地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个人。
依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个体无意识是后天的结果，而集体无意识则具有先天性，这就阐明了个体往往被社会改造而形成无意识，而集体却是被一代代人积淀起来的文化所塑造。所谓传承血脉，实际上就是传承文化心理或文化性格，这是集体无意识最深厚的基础。如此，一个民族生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塑造整个民族。当下社会现实生态的形成，一定有文化传统或文化性格的印迹和缘由。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生成于小农经济，伦理道德及其血缘宗族基础上的“五伦”道德高度依赖或契合社会较少流动的自然经济，所以，传统伦理道德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塑造力。但是，进入社会流动愈来愈快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靠熟人关系构成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监督已经无法维系，而与新型社会吻合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即道德建设没有做到与社会转型同步，出现了脱节或错位，形成真空期间的紊乱。这是所谓“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如果对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作进一步分析，也可以这样说，“五伦”道德促成的是“看管式道德”，内生性差，因此决定了在获得必要的外部条件支撑时，会发挥正向作用，反之则亦反。更重要的是，这种伦理道德模式多倾向于私德而非公德，结果只能造就中国社会的“潜规则”盛行，出现所谓的“搞掂”“摆平”“操作”等行为。由于潜规则重于显规则，人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囿于一个无形的网中，几近失去自我。
除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弊端，社会主导力量弱化甚至缺失，也强化和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主导力量是党和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式微，特殊阶段甚至被彻底打破和清除，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新伦理道德体系建立，这种伦理道德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政治伦理道德，因而高度依赖执政党的政治灌注。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和逻辑，道德标准、道德示范和道德评价与执政党或党内成员联系紧密，这也是我们把领导干部的等级职务与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高低几乎等同的原因。比如，国家领导人层级的领导干部，去世后其追悼会上的讣告一定有“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我党久经考验的杰出领导人”，等等。人民群众一直接受这种表述及其背后的逻辑，然而，由于一个时期政治生态恶化，一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蜕化变质，与职务等级挂钩的道德评价系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更可怕的是由此导致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
上述问题不解决，人人都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导致所谓的“互害模式”。比如说，人们都在批判社会，把社会视为染缸。党政系统教育干部要抵御社会不良风气，学校教育学生抵御社会不良风气，部队教育官兵抵御社会不良风气，问题在于社会原本就是由我们所有人共同构成的，我们就是社会不良生态的制造者。所以，当一种社会生态形成，绝非单个人或某个群体所能改变，尤其非下层群众所能改变，而必须靠执政党和最高领导人来主导改变。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及其特点规律，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党中央，其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原本就包含着社会环境和生态治理，比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围绕社会全面建设展开。直接反映在社会生态建设方面，有多个着力点。
首先，以改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追求综合效应。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党，这是与西方社会最显著的区别所在。换言之，即便法律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但中国的法治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的。以改善党风推动社会风气的改善，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无论是习近平同志一系列讲话，还是中央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有充分而又清晰的表达。比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就提出：“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为“全社会作示范”正是这种理念的突出表现。习近平同志在山西视察时所说的“让干净的人有更多干事的机会，让干事的人有更干净的环境，让那些既干净又干事的人能够心无旁骛施展才华、脱颖而出”最能体现总书记改善社会生态的态度。可以肯定，这样的价值取向一旦真正成为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良好社会生态便形成了。
其次，遵循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路径和突破口。既然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很多是规则缺失所致，那么解决问题也就应当从这里起步。很显然，习近平同志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比如，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突出出来，就充分说明了问题。正是权力为法所规范，内蒙古呼格案、河北的聂树斌案等一个个冤案才得已昭雪。由此推而广之，当所有掌握公权力者与人民群众一道，坚持依照规则制度办事，潜规则就失去了市场，灰色地带就会逐渐消除，社会风气或社会生态自然会改善。
再次，坚持标本兼治，梳理社会关系与行为规范，抬升柔性约束的力量。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又直接影响社会公众的提法或理念。比如，“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等。纪委和政法系统也据此作出很多具有实效的规定，包括公权不能私用，公器不能家用，成长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由宗族势力演化而来的“乡党”“同年”构成的小集团必须消除，等等。这些规定隐含的理念，既可以在政治规矩中看到，更多情况下属于道德价值牵引下的柔性约束，正是因为这样的属性，一旦被社会接受，就会形成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对于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形成是很重要的。可以肯定，当新思想理念化作柔性规范，一种新的社会生态便初见端倪，并逐步走向成熟。
民族：人文生态入正轨
民族人文生态，实质就是民族人文素质或人文性格的外化、社会化。具体来分析，所谓人文素质或人文性格的外化与社会化，就是全民族在人文领域所呈现的状态和发展程度。人文生态与社会生态有交集，但前者更突出“形而上”，即关注精神层面的问题，后者贴近于生活层面，社会大众皆关注并参与其中。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就是一群精英分子主导和推动的。
中国的大国道路需要更为优秀的人文品质作支撑，因为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也才能够崛起。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的位置，并且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我们的科学文化的创造力与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并不匹配，同时很多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远不是大国国民的水平或境界。
网络上流传着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和美国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对中国人的评价，虽未证实真伪，但却引人思考。骆家辉认为，中国人在大事上能忍气吞声，但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计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是不是受益者；动辄批判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不愿遵循规则，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不为长远未来谋福，愿为眼前小利冒险，等等。希拉里在演讲中说，中国人不了解他们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全民上上下下最崇拜的就是权力和金钱；人民大众过去是权力的奴隶，现在演变为金钱的奴隶；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唯有获取权力或金钱才是生活的一切，才是成功，等等。
这些评价看似尖刻，其实不为过。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屡屡发生冲突也反映出类似问题，比如，福耀玻璃在美国开办工厂就出现了文化冲突，密歇根大学利伯索尔—罗杰尔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玛丽·加拉格尔认为，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通常会雇佣农民工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他们认为那些人比较顺从，与美国工人不同，后者期望更友好平等的管理风格”，“他之前很可能从未经受过来自劳方的这种压力”。由此可以看出，在别人那里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仍然是等级和高低贵贱。这也是封建思想未经过现代文明启蒙的必然结果。
从社会主导力量和阶层情况分析，官员是掌握公权力者，其价值观和行为深刻影响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及其品质。毋庸讳言，中国历代王朝从没有建立起真正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因而无法遏制官员的权力腐败。也就是说，既然“学而优则仕”“千里当官为了吃穿”“一人当官鸡犬升天”……那么，等级利益就是官员乃至全社会的动力系统，甚至是原动力。
换言之，历代王朝一再强化“官本位”，导致权力通吃的严重问题，并由此导致体制内关系紧张，社会矛盾与阶层冲突严重，其根本原因就是大众扭曲的价值追求。为什么聪明的中华民族原创性如此之弱？这与民众“权力通吃”的扭曲价值追求有关。当官可以获得一切，怎么可能有人醉心于科学文化的创造？没有文明创造力，一个民族就不可能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
作为带领中华民族追求大国跃升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充分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且花大力气推动民族人文品质的提升和突破。他在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这是说政治本色需要人文素养作支撑。更重要的还是限制权力而来的超额利益，利益带有根本性，当权力在制度和规则中运行，当权力受到严格监督，大众观念随之变化，社会价值追求出现分流，即不会再对权力趋之若鹜。这是超越中国历史之举。
总体来看，习近平同志在改善和营造人文生态过程中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
文化品质重建。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认定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重。他把文化自信的突破口放在繁荣民族传统文化与开拓人类先进文化相结合上，以此提升民族文化品质。在复兴民族传统文化方面，重点是抓本质，找到民族文化的根本，比如，习近平同志在山东曲阜、北京师范大学都突出强调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纪念孔子诞辰245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更进一步阐述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在开拓创新文化方面，主要强调文化的交流互鉴，以此为中华文化注入新元素，这已经内含了一种超越制度的文化认同，本身就是超越。
价值坐标重构。前文分别从党内和社会层面分析了新价值坐标的建设问题，包括力戒奢靡之风，找寻更有价值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虽然这些都有具体的针对性和指向性，比如，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境界，引领社会大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观念，等等。当这一系列理念深入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沉淀下来，久而久之就会成长为民族价值系统。所以说，最高决策者在进行顶层设计落实决策过程中，思想理念有着相当的深度和高度，有了这样的深度和高度，就能够推动民族人文品质实现跃升。
精神长征重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圆梦之旅就是精神之旅，没有全民族的精神长征断不会实现宏伟目标。因此，中央加大了精神建设的力度。2016年的几次重要会议的重点均在精神领域。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提出“不忘初心”；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高扬长征精神；六中全会公报与《准则》《条例》，都把信仰信念高高举起。仅此已经看出，由党及民，由社会而民族的精神提升、精神长征已经开启。其起点与落脚点都高度关照民族人文品质、人文素质。
正是着力于文化这个基础，围绕着价值系统展开，我们已经感知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受到深刻影响，长期坚持下去，无异于一场民族文化启蒙，启蒙让我们思考何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实质，如何实现人文素养、人文精神的升华。
军队：军事生态在改善
军事生态也可以说是军队生态，内含支撑军队建设与军事活动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伦理规则，以及官兵之间基于价值观和军事文化性格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与行为方式，由此构成一种生长和发展状态。
原本，这支人民军队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优良传统。这是党在建军之初就确立起来的政治建军路线，有了政治上的超越，就能保证这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不一样，与军阀军队不一样，与西方国家的军队乃至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有很大不同。这支人民军队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做到了战无不胜，且把责任延伸到本职之外的社会精神和道德建设领域，比如，党中央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军队和武警要努力走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前面”，人民群众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喊出“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解放军！”这些都反映或折射着人民军队拥有强大的履职和担当能力，同时拥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之源。
上述可感可见，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必须正视。因为郭伯雄、徐才厚两个腐败分子长期把持军队要津，他们大搞权钱交易，严重恶化了军队生态，紊乱了官兵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大大弱化了牺牲奉献精神，有识之士早就对我军精神血脉的延续、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表示忧虑。
面对严峻形势，习近平同志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勇气和决心，大刀阔斧地实施全面整治，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从已经开展的工作看，主要采取了三大举措。
一是强健政治品质。习近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伊始便提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建设总目标总要求，以“敢打仗，打胜仗”作为一切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和评价尺度。在达成目标的路径选择上，坚持从夯实政治基础开始，这也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的原因。同时，这次会议还首提要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革命军人。可以说，无论在军委机关讲话，还是到部队视察，习近平同志都一再强调听党指挥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品质。所有这些表明，军队要始终保持本色不变，以此获得不竭的精神动力之源。
二是扫清发展障碍。一段时间里，军队发展遇到多重障碍。首先，郭伯雄、徐才厚卖官鬻爵，导致逆淘汰下的人才流失；其次，权大于法，情大于法，导致规章制度形同虚设，领导干部不以违规为耻，甚至以践踏法律为荣；再次，作风飘浮，弄虚作假，造成文山会海，更有甚者把演习当演戏、当儿戏。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同志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直接将郭伯雄、徐才厚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绳之以法，振奋了士气，震慑了腐败分子。与此同时把一系列规章制度明确起来，严格起来，监督检查刚性化，这些努力直接改善了军队风气，甚至是价值观念。
三是改革体制编制。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讲话中提出精减员额30万为重要标志，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在军队揭开帷幕，这次起点高、涉及面广的军队改革，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更本质意义上，这次改革是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以来的第二次飞跃，其直接效力和影响力，远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三次裁减员额所能比拟。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必要的适应、磨合期，一支大国军队将屹立于维护世界的舞台。这种自信仅仅从改革过程中些许现象就可窥得端倪。以往每次改革，几乎无密可保，甚至坊间信息比正式命令快，这次改革，尚未正式公布的方案决无人敢透露。过去安排一个高级军官提前退休很困难，这次批量安排，无人置疑和违令。过去涉及单位的去留升降，各种利益攸关方都站出来做工作，这次普遍遵循规则和顶层设计、整体安排。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来自铁的纪律，来自畅通有效的军令，所以，现象中已经折射出未来的走向和成效。
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有了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有了全军官兵的大局意识和坚定追随，建设起一个富于强大战斗力的大国军队可期。
国际社会：中国作用在提升
当今世界有三大力量在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生态和走向：一个是中国因素和作用在快速提升，中国开始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另一个是美国和欧洲右翼保守势力抬头，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遇到新挑战；再一个是伊斯兰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凸显自己的存在，即以其文化宗教派生或异化出来的极端势力搅动世界，形成以暴恐为特点的文化和宗教冲突。
世界往哪里去？这已经成为一个最现实且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出路在哪里？欧美的右翼走向应该不是出路，而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两大文化和宗教中找妥协似不现实。因此，世界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
为什么中国能够聚焦世界眼光？两大因素是关键。一个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与执政党和领袖拥有强大的领导能力。每当世界处于转折的关口，都需要一种有力的领导力量产生出来，就如同二战反法西斯战线需要美国的领导一样，今天，世界又面临新挑战，往哪里走？领导者很重要。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在继续上升过程中的中国，拥有必要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这种力量具有快速转化能力。比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在北京召开，参加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之多，出乎很多人预料，这样巨大的号召力应当是除联合国之外所没有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超越美国？当然不是。美国政党和政府受制度制约，不可能组织起这样的会议，而中国的体制制度为执政党和最高领导人实现意志提供了强大支撑。
另一个是中华文化具有的特质或基因拥有升华的空间，且具有化解世界文化冲突的可能。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度很高的文化，这一点中国的发展史可证明，中原基本上没有征服他国的历史，之所以版图不断扩大，很重要的原因是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进入中国，都实现了较好的融合，至少中国没有出现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长期的大规模的激烈冲突。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华文化或者能够成为一种世界主导文化。
当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中国都还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正视、需要化解、需要超越。依照普遍的价值评价标准，所谓民族的伟大，主要体现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上，同时反映于自身品质的提升。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至少有几大要素不可少：责任担当和利益分享；科技创造力与规则意识、契约精神；道德感和慈善。这一切都决定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于生成于小农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解决好“形而上”，因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长期处于感官层面，即存在严重的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
中国曾经是大国、强国，但近百年来已经远离世界中心，鸦片战争是转折点，此后每况愈下，久而久之造就出现了“弱国心态”，无法融入世界主流，因而直接影响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同时，中华民族是个聪明的民族，但创造力不强，特别是进入近现代，被远远抛在后面，主要原因还在于精神世界狭窄，功利主义严重，再加上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启蒙运动，结果陷入低层次循环。
仅仅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眼里的世界是模糊的，真正有世界高度和世界眼光、世界胸怀的人是极有限的。即便是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在认识方面也极具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有了“两弹一星”，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些成就让中国人产生了难得的自信心，一定意义上是让一个长期跪着的民族直起了腰板。当然，由于仍然缺少对世界的真正了解，同时缺乏国际思维，我们还是走了不少弯路。比如参与国际共运期间，存在着理想高于现实，激情重过理性，在自己吃不上饭的情况下，仍然试图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对世界严重不了解下的革命热情，注定是悲剧。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前，邓小平主导和延续邓小平路线的中国，开始打破闭关锁国，更多人走出国门，开始明白“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又因为知晓了世界，而奋起直追，终于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成就。概括起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国人了解世界，努力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这个阶段，国家和民众参与世界具有被动性和有限性。
有逻辑的存在不一定产生逻辑下的结果，这期间很重要的是主导者是否真正洞察了历史的脉动，同时选准前进尤其突破的路径，这一点，我们已经从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和作为中窥得端倪。尤其是许多方面已经诉诸实践，且取得了相应成就，长此以往，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必然改变，发挥的作用必然扩大，一种新生态必然形成。
开拓新路。习近平同志在G20会议、达沃斯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的几次主旨演讲中，都阐发了人类文明的前进道路，并且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些都充分展现出中国大国道路所秉承的准则和理念，反映出习近平同志致力实现的中国梦，并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其实内含着人类文明的前进道路，在欧美出现保守趋势的情况下，我们主张的仍然是全球化道路，是文明互鉴。根本意义上讲，其中反映出习近平同志主动作为的思想理念。
把握节奏。中国要在世界前进道路上发挥主导作用，除了不断加强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实现自身品质上的突破，同时还要以科学的节奏实现良性互动，而不是硬突破，导致冲撞，既迟滞了自己的发展步伐，同时给世界以不安定因素。习近平同志把握了这一点，比如，G20会上提出自己方案的同时，强调中国方案不是瓦解世界既有秩序和规则，而是强调补充作用，这是很理性的判断，也是有利于实现良性互动的判断。
讲求实效。“一带一路”已经开始让参与国真切感受到中国力量，尤其是从中获得益处，这就是实效。还有一种实效在于夯实自身基础，比如大力提升国民素质和世界胸怀、世界眼光，保证全民族具有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所有这些，落实下来无疑是一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启蒙运动，当成效进一步显现出来，中华民族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