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或者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种普遍右转的趋势。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被新自由主义药方所毒害的第三世界，狼烟四起，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世界范围兴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其中，环境运动作为反全球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迅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向左转的势头。生态社会主义在这种绿色红化过程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红绿交融”阶段。在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试图将生态环境运动引向社会主义，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
生态社会主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聚集在“生态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之下的诸多思想者、实践者以及支持者，其思想之间的差异性十分常见，比如，有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与生态无政府主义、社会生态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差别，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主张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以及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是生态社会主义等方面，仍然保持着很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来自生态社会主义与深生态学（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等思想倾向的论战。严格来说，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将其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这个最大的敌人，而且还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外，他们还高扬社会正义的大旗，主张生产资料和共同体资产的共同所有，强调使用价值高于交换价值以及管理的民主化，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伊恩·安格斯（Ian Angus）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两个并行不悖的政治潮流——马克思主义观念在绿色运动中的传播与生态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左翼中的传播。生态社会主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它包含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目标，并且它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运动。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以一种崭新的社会来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他们设想的新社会中，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核心方面。其次，就观念而言，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破坏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基因之内，所以，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为许多不同的观点。再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体现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绿色左翼运动，在第三世界表现为融入了社会主义观念的注重生态的群众运动，比如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权、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政权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的表现[1]。
生态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引起了各种讨论。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对待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伊恩·安格斯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绿色运动中的左翼与左翼中的绿色分子采用了“生态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它仍未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毫无疑问，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观念需要被大家所接受——即在21世纪，反对破坏环境的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斗争要么一起成功，要么一起失败。
澳大利亚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联盟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讨论。亚当·贝克（Adam Baker）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对古巴抱有敌意，将苏联的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等同起来，他们反对建立革命的政党、认为不需要创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基于此，贝克认为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联盟应该疏远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山姆·布洛克（Sam Bullock）赞同贝克的观点，认为应该警惕生态社会主义中改良主义的倾向，应该依靠马克思的理论反对资本主义，而不是依赖一个靠不住的运动。吉姆·麦克罗伊（Jim McIlroy）认为，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形势下，生态社会主义是重构民众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工具，因为社会主义毕竟处于弱势，支持者不多，生态社会主义能帮助社会主义运动扩大力量。赞恩·奥尔康（Zane Alcorn）等人则批评了贝克和布洛克的观点，认为他们误解了生态社会主义，他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抛弃了社会主义，而是重新强调了我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2]。总体来看，这些讨论并没有阻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发展，而正相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争论中不断得以深化，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也日益蓬勃发展起来。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日益活跃。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利用网络广泛地宣传其思想和行动纲领，还致力于建立国际范围内的联合组织。2007年10月7日，在巴黎成立了“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Ecosocial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简称EIN），来自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意大利、瑞士、法国、希腊、英国和美国的60多个积极分子参加了成立大会，选举了指导委员会，委员包括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米歇尔·洛维（Michael Löwy）、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伊恩·安格斯等知名生态社会主义者。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与重组的第四国际、世界社会论坛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与“社会主义抵抗”“气候与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视阈”等生态社会主义的知名网站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资源共享。2009年1月，“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召开第二次国际会议，发布了《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尽管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于现实政治实践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在欧洲，许多左翼政党都受到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如，荷兰的绿色左翼党带有强烈的生态社会主义色彩，生态社会主义者、绿党中的激进左翼在许多国家建立了激进红绿联盟，英法德以及北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政治活动存在着实际的影响。而且，生态社会主义组织的政治运动在北美和拉美都比较活跃。同时，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蔓延与加剧，资本主义的全面性、系统性、体制性危机暴露得更加显著，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左翼思想有进一步激进化的倾向，复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有不断加强之势，生态社会主义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在对资本积累的无止境追求中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3]。通过系统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生产条件的官僚化和政治化、资本主义积累、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技术对生产条件的破坏，生态社会主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及其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主张以生态社会主义替代现存的资本主义，并提出了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
1.资本主义无力应对当前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和气候改变，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希望
在2013年的纽约全球左翼论坛上，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是一种必须持续扩张的制度，其海外投资扩张的目的就是寻求原材料来源、廉价劳动力和开发新市场，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会面临自然资源有限的现实[4]。因此，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无法持续存在的。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沃勒斯坦与当红的左翼斗士、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必将引发环境危机（生态灾难）与核战争，因此，沃勒斯坦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转型[5]。总之，“生态灾难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偶然后果，而是这个体系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它与阶级剥削、贫困、种族主义和战争一样是资本主义体系所不能避免的。”[6]
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米歇尔·洛维指出，从哥本哈根到里约以至多哈的国际气候大会与京都议定书的失败，就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企业、政府以及像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组织，其行为准则只有一个，就是资本的绝对律令，即资本的无限扩张、谋取最大化的利润、不顾一切地投入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竞争。这种刚性法则是无情而且盲目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刚性法则”，资本主义真的在践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名言[7]。
对于资本主义能否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安格斯的观点非常明确，他指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解决”。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法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减缓，一个是适应。前者意味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并实现最终的逆转；而后者却意味着，全球变暖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了，人们只能适应新的气候条件以及与之伴随的气候混乱与灾难。安格斯的观点是，由于资本主义追求增长的嗜血本性，它只能将化石能源作为自己的主要能源，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基本上不可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科学家指出，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度以上，就极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气候改变，当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没有任何迹象来采取实质性的补救措施以阻止地球升温，他们所做的不是微不足道，就是已经太迟了。当然，即使气候实质性地发生了科学家所预期的那种改变，资本主义仍然可以适应新的气候条件。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它们在面对各种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生态危机时总会有办法，而且这种办法总是老一套，那就是它会将危机的代价全部转嫁到最脆弱、最贫穷的国家和人民身上，到那时候，气候难民会成倍增长、千百万人会因此丧命，帝国主义国家会为了控制世界上的资源与食物而再次与全球的南方开战，以及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互相开战，人们将会看到资本主义最野蛮的嘴脸。所以，安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解决”全球变暖，但是资本主义的解决方式对于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而言将是灾难性的[8]。
在2013年纽约全球左翼论坛上，美国绿党的观点与安格斯的上述观点相呼应。他们指出，正如比尔·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在《全球变暖的可怕新算术》中所指出的：“要使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的临界点，全世界80%的化石燃料必须被禁止开采。但当这些价值27万亿美元的宝藏被大公司掌控时，无论它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被禁止开采是不可想象的。”[9]因此，资本主义就是一列高速驶向环境末日的列车，它本身无法减速、无法停止，更无法回头，资本主义应对环境危机的办法与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法如出一辙，就是转嫁危机，美国绿党人士认为，“全球的有色人种和中低收入人群正在经历着环境的种族灭绝”[10]。
2013年12月举行的欧洲左翼党大会决议指出，对于如何应对和摆脱当前的金融危机，欧洲当权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给出的药方是，不惜任何代价、尽快地将资本主义体系扳回正轨，即回到基于供给政策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欧洲左翼党认为，这仍然是一种生产主义的观点，只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丝毫不顾及社会需要与环境后果。由于体系本身的内在矛盾，欧洲大陆正处于环境危机之中：北欧海平面的上升、地中海沿岸的旱灾、中东欧的气候改变与洪灾……所以，欧洲左翼党认为，现在必须向资本主义体系的驱动力开战，即反对消费主义、增长取向与经济全球化，威胁人类解放甚至生存的罪魁祸首就是金融寡头与倡导“自由公平”竞争和贸易的理论家。在这次会议上，欧洲左翼党倡导社会应该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型，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人类对于资本主义死结的理性回应，在面对着当前的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它们有共同的根源——双重挑战的情况下，生态社会主义是给人以希望的、有可能实现的另一种可能[11]。
关于在当前的世界背景下，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米歇尔·洛维主张，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参与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参与的过程中，努力使社会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相融合。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围绕着具体直接的目标而战，应该同争取气候正义的运动进行联合，在斗争过程中，同时促进为了气候改变和社会正义的大众运动以及人们在这些方面的意识之觉醒。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争取到青年、妇女、工人以及工会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洛维指出，尽管我们的对手非常强大，但是生态社会主义者仍然需要努力一搏[12]。
《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认为，只有绝大多数人积极支持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对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的过程才能够真正开始。劳工、农民、失地者和无业者寻求社会正义的斗争与为争取环境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对清洁资本主义抱任何幻想，必须向政府、企业和国际机构施压，以实现某些基本但关键而迫切的变革：温室气体的强制性大幅度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广泛提供免费的公交系统，制定清除污染规划，消除核能并制止战争的蔓延[13]。
必须明确的是，生态资本主义的解决途径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前环境危机的根源是社会体系的问题，并非依赖环境成本内在化、发展和使用新能源以及新的环保科技就能够解决的，总之，必须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的，而非技术的。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认为，为了减缓和阻止当前环境危机的蔓延和深化，我们应该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包括政府制定关于改善环境的行动方案、迎接化学污染的挑战、实施降低能源使用的措施等等。然而，为了实现这些措施最为根本的是最后一项，即要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只有大众进行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实施社会压力才有可能对抗追逐短期利润的资本家以及他们的政治代理。而且环境运动团体与工会在长期以来是互相排斥的，这就给资本家阶级造成了离间他们的空间，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环境正义运动必须支持工人为提高待遇、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二者应该联合起来[14]。在当前的形势下，人们应该积极投身政治，参与某个政治组织，进行反抗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威廉姆斯充满激情地鼓励大家，资本主义体系的维护者和当权者的确很有力量，他们有钱、有武器、有权力，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资本主义体系的受害者，那些遭遇社会不公和生态不公的人们却是大多数，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地运转下去，但是只要我们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事情就很可能会发生改变。
克沃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未来突然出现的社会，而是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必须从现存的社会系统中发现潜在的生态社会主义局部系统——即所谓的生态系综（ecological ensembles），使之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逐渐发展壮大，最终连接成为一个生态社会主义整体”[15]，从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克沃尔所谓的生态系综包括有机农场、反对世界银行的各种团体、社区信用社、非自发的社区组织等等。克沃尔不像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以及迄今为止仍有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一味地反对和抵制暴力革命，但他仍然认为，当前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革命的各种条件还不成熟。如果资本主义对生态的破坏继续蔓延的话，暴力革命就是迟早的事情，所以，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尽快取得成效，以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克沃尔指出，工人运动与生态运动相联合的倾向必然导致形成一个自觉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党”，这样的政党既不同于议会党（不像现在的绿党那样参加政治竞选、谋求政治席位），也不同于苏联式的先锋党（反对苏联式政党的官僚制和等级制），这样一个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建基于抵抗共同体之上，实行民主、开放和透明的原则。他认为，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哥伦比亚高原上的基维塔斯社区就是这样的范例，为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暴力与和平的手段都可以使用。
奥康纳（James O’Connor）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中使用价值应该高于交换价值，应该以社会需要与环境保护为原则来组织生产，用高兹（André Gorz）的话来说，生态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遵从生态理性而非经济理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应该建立在民主管理、社会平等与使用价值的优先性之上。这些观点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普遍认同的。洛维补充道，他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是以以下几个方面为前提的，即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在投资与生产中的民主计划以及生产力所具有的新的技术结构[16]。这些主张与《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不谋而合，这个宣言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建构在变革性的经济基础之上，它的经济根植于强调社会正义和生态平衡的非拜金主义的价值观。生态社会主义计划在如下方面进行激进的变革：第一，在能源系统方面，用公共控制下的清洁动力——风能、地热、海浪发电，其中最重要的是太阳能——替代碳基燃料和生物燃料。第二，在交通系统方面，大力减少私车的使用，代之以免费而高效的公共交通。第三，当前生产、消费和建筑模式的基础是浪费、内在的陈旧性、竞争和污染，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生产可持续可循环的商品并开发绿色建筑，以实现上述模式的重大变革。第四，在食物的生产和分配方面，尽可能地捍卫食品主权，取消污染性的工业化农业产业，建立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并努力恢复土壤的肥力[17]。
与奥康纳等人的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型生态社会主义构想不同，乔尔·克沃尔的革命生态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为接近，他运用《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建构了自己对于生态社会主义革命与生态社会主义规划的设想[18]。克沃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与生态化生产的原则，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生产与分配制度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所谓的生态原则就是，实行生态化的生产（注重生产过程中的民主）、生产生态化的产品（生产中消耗最少的能源、产品以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为目的）、使用生态化技术、满足人们的生态化需求，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承认与相互和解来代替现存的相互敌对关系。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观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他活跃于各种生态社会主义组织、网络以及各种活动中，致力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在组织上的国际联合，从而为展开反资本主义的真实有效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自产生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一部分，是我们的“第二自然”，然而这个以追逐利润为唯一和最高目标的体系却是一个自我蚕食的体系，它最终毁灭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马克思那著名的断言——资本的敌人就是资本本身——在这里得到了极为鲜明的体现。面对这样一个自我毁灭的、不公正的体系，人们起而反抗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马丁·爱普森（Martin Empson）充满激情地说：这个“革命过程将会改变世界，而同时它也会改变我们。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世界中的人们而言，任何对自然拥有私有权的观念都是疯狂的”[19]。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生态社会主义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作用和本质特征呢？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顽强生存并逐渐发展起来的，足以证明它的发展潜能。之所以说它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较有发展潜力的一支力量，原因有二：首先，大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都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理论基础。尽管在每个人的具体运用方面存在着差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得到生态思想的补充，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生态思想），但是他们都普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中的有效性，所以，他们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的，这就确保了他们斗争方向的正确性。其次，生态危机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绝佳的斗争切入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渐失人心，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紧缩政策激起了发达国家民众的不满，资本主义的颓势已经不可避免，在这双重的失望之下，生态社会主义者以生态批判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突破口，重新高扬社会主义的大旗，有助于点燃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危机进一步加剧，已经演变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危险，资本主义国家遏制危机的措施屡遭失败，使得全世界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生态社会主义抓住这个斗争的时机，倡导反抗资本主义运动的全球合作，对于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促进作用。
2.生态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原因本质方面认识不清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代的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必须替代资本主义的原因。的确，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尤其是在面临着全球变暖这样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之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恶果愈益彰显出来，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人类社会的未来十分堪忧。但是，生态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要被推翻的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的那样，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替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无力容纳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它的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
3.生态社会主义中的反生产主义倾向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不相容
在生态社会主义者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反生产主义的倾向，这与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运动、深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绿色工联主义等绿色思潮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尽管它并不像其他绿色思潮那样坚定地反对生产，但是却普遍认为人类社会应该节制生产、缩小生产规模，以避免触及生态红线，而马克思主义却是建立在社会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即使到了当代，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仍然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生产和技术并非生态危机的元凶，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单纯追求利润的生产，以及分配的严重不公才是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等一系列恶果的根源，为了使全世界的穷人都过上丰裕的生活，不是要抽象地反对生产，而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分配制度。就此而言，生态社会主义具有较强的后物质主义、后现代主义色彩，具有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
4.社会变革所依托的阶级力量在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差别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社会运动是生态社会主义诞生的母体。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他们把希望的目光寄托在中产阶级身上。90年代之后，这种立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像佩珀、克沃尔等一批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生态斗争中阶级对抗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阶级斗争——产业工人组织起来、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向资本主义体系开战——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他们所说的阶级主体虽然也包括无产阶级，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与世界范围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相重合的，概而言之，是在各个方面被不公正对待的那些人。不可否认，这些人的确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很重要的社会力量，但是反抗者之间却并没有坚固的经济和政治链接，其分离性、松散性、短暂性和不稳定性显而易见，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地频频爆发的“占领运动”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工人阶级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是不是可以消解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主体地位？是不是使得阶级斗争在当代已经失去了效力？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又如何作为一个阶级来承担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大课题。生态社会主义把斗争的关注点集中于社区反抗、过分强调“反对集权”以及对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偏爱等等，都使得它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虽然克沃尔等人也提出了要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但是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阶级斗争的观点相比，仍然缺少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生态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虽然切中要害，但是在现实斗争设计和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规划方面又比较抽象。以克沃尔为例，他在对未来社会主义设计中可以算作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为激进的了。然而，他主张将媒体工人作为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媒体工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建立一个符合生态社会主义特征的抵抗全球化运动的独立媒体中心”[20]，把希望寄托在类似于“萨帕塔社区、基维斯塔社区、独立媒体中心、全球农场主政治联盟、教师协会、社区信用社以及类似兄弟会的组织等等”[21]之上；对于变革的近期目标，克沃尔的观点是，先发展一些具有自治色彩的社区组织，逐渐实现这些自治社区之间的联合，并扩展至全世界的范围，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镇压。这些观点的空想性是显而易见的。
1.生态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表面上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但实际上给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的只有灾难。生态社会主义者雄辩地指出，资本主义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危机的始作俑者，更是全球生态危机的元凶。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都喜欢引用“要么生态社会主义，要么走向蛮荒”这句话，说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蔓延全球的生态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将彻底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生态危机，资本家阶级总是会将危机的代价转嫁于劳动者阶级、全球的北方（发达国家）总会把危机的代价转嫁于全球的南方（发展中国家），由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所产生的生态难民总是那些落后国家的穷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积极谋求与全球反资本主义的左翼运动、第三世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运动、全世界的反全球化运动的联合，力图打造新世纪反抗资本主义最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这些思路对于我们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方面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必要性而言，由于经济主体的多样化以及市场竞争的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唯利是图、不计社会成本与生态环境成本的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对我国的环境质量造成损害；同时，由于我国传统上延续了苏联注重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资源缺口较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渐转向为出口导向拉动，成为世界产品的加工厂，从而加重了资源的耗费和环境污染，这些实际情况促使我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战略决策。就可能性而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公有制为主导，正如生态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彻底对抗生态危机的根本所在，我国具备这个基本前提，为建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了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能够采取有力措施遏制环境危机的蔓延，这也是许多国外的有识之士对中国治理污染和改善环境抱有乐观预期的原因所在。
具体而言，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有以下几点：首先，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所在；其次，我们应该抵制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再次，我们应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同时，切实注重保护和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场所的生态环境，认识到给人民群众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最后，我国要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尤其是在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经济合作项目中，切实注重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切实做到不转嫁生态环境代价，同时积极支持第三世界人民争取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与此同时，我国应该广泛参与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项目合作，积极为全球生态改善作出贡献。
注释：
[1]Ian Angus，Three Meanings of Ecosocialism，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1366.
[2]Ian Angus，Australian Socialists Debate Ecosocialism，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11/12/13/australian-socialists-debate-ecosocialism/.
[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美]布莱特·克拉克：《星球危机》，张永红译，《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3期。
[4]张新宁：《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交困中的资本主义——2013年纽约全球左翼论坛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5]郑颖：《2013年全球“左翼论坛”综述》，《国外书刊信息》2013年第7期。
[6]Chris Williams，Ecology and Socialism，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0，p.230.
[7]Bernard Rioux，Michael Löwy，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a radical，anti-systemic，anti-capitalist alternative，ecosocialism，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2965.
[8]Ian Angus，Three Meanings of Ecosocialism，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1366.
[9]郑颖：《2013年全球“左翼论坛”综述》，《国外书刊信息》2013年第7期。
[10]郑颖：《2013年全球“左翼论坛”综述》，《国外书刊信息》2013年第7期。
[11]European Left Congress Calls for Ecosocialism，http：//climateandcapitalism.com/2013/12/15/european-left-congress-calls-ecosocialism/.
[12]Bernard Rioux，Michael Löwy，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a radical，anti-systemic，anti-capitalist alternative：ecosocialism，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2965.
[13]《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聂长久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2期。
[14]Chris Williams，Ecology and Socialism，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0，pp.163-167.
[15]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16]Michael Löwy，What Is Ecosocialism？，Translated by Eric Canepa，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Vol.16，June 2005，p.18.
[17]《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聂长久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2期。
[18]参见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三章。
[19]Martin Empson，Land and Labour，Marxism，Ecology and Human History，London：Bookmarks Publications，2014，p.296.
[20]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21]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参考文献：
[1]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2]郇庆治主编：《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时青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徐艳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