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难度增大，各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分化进一步加剧，以及全球经济贸易新格局的重构，全球经贸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近期由美国和日本主导的TPP谈判已经完成，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TTIP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也如火如荼，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临着新的众多挑战。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全球经济金融秩序进入重构期，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需要新思路、新抓手。
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设开放型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2015年，中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对外投资第三大国的位置，并且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国。但随着近年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格局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1、低成本生产要素优势正在衰减。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逐渐减少甚至枯竭，老龄化进一步加快，人口红利不断减小，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超过11%。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和土地资源更加稀缺，中国土地价格也在不断攀升。以2000年为基期，2015年第二季度全国重点监测城市平均综合地价指数为238，较基期上涨了1.38倍，其中工业用地地价指数为194，较基期上涨了94%。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使得中国低成本生产要素的优势不断削弱，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传统优势面临消失殆尽的窘境。
2、国际资本转为净流出或将成为常态。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既不稳健也不平衡，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2015年《新兴市场资本流动报告》显示，新兴市场资本净流出额高达5410亿美元，实现自1988年新兴市场这一概念诞生以来资本流动的首次逆转。未来，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政府放宽境外投资政策，中国对外投资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年均增长10%左右，未来10年对外投资总额将达1.25万亿美元。未来几年，中国可能将继续成为净资本流出国。
3、国际经贸投资规则正在重构。国际金融危机往往会催化国际新规则的产生，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国际规则的变革。在本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中，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仍未根本性改变。发达国家的“强强联合”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完善程度尚不能与高标准的规则对接，新规则的制定正在倒逼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快国内制度改革，否则将面临在规则制定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4、国际化人才储备匮乏。国际化人才需要具备优秀的语言能力，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有深刻的理解，具有丰富的国际法律知识，诸多严苛的要求造成国际化人才的稀缺。根据麦肯锡的调查，88%的企业高管认为缺乏人才是海外并购难以成功的首要原因。2014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仅为67%，其中，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较多的矿业领域，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率甚至超过了95%。可以看出，国际化人才的匮乏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的进展。
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有利条件
前不久，中央发布的《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进口和出口的平衡、引进投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无疑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是根本。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研究表明，未来10年，我国经济保持年均6%-7%左右的增长是可能的。按此增速测算，预计在202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GDP总量将达到2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约为22万亿美元。随着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亦快速提高（如人民币加入SDR），从而大大增加中国在制定国际经贸新规则中的话语权，这有助于促进国际经贸新规则向有益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使中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重要的战略支点。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沿线65个国家的相关通道将被打通，这一过程会催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建筑材料需求，有助于拉动中国与基础设施有关的建筑材料的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亚投行”的建立使中国具备高额资本存量的优势得以发挥，为将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创造了机会。同时，沿线77个经贸合作区将激发庞大的资金需求和人民币结算需求，这为我国金融行业扩大境外金融业务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辐射作用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全球经济低迷是重要的时间窗口。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艰难曲折，经济增速明显弱于预期，中国经济基本面仍然比较良好，这为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创造了恰当时机。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缓解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状况，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开展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中国企业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拓宽业务领域，促使中国产业升级。
五大抓手助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围绕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中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自主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要落实好《中国制造2025》，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同时，鼓励企业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应用，实现以创新研发等方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得有利地位，推进贸易转型升级。特别强调，在当前发展阶段，要坚守中国制造，但更要打造中国质量，摘掉“中国制造”为廉价和低质的代名词，把打造中国质量作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拓展新一轮海外市场的首要抓手。
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和投资新规则的制定。作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拥有足够的实力来影响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为了避免成为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和顺应者，中国必须全面积极参与和推动重大经贸合作谈判。面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中国必须积极成为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者，维护和拓展中国发展的核心利益。同时，中国必须坚持实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中国与有关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建设进程，重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加快与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
加快金融业走出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完善系统性风险预警和评估机制的基础上，扩大金融业开放，提升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管理水平，健全国际金融合作机制。同时，发展跨境金融业务，完善境外分支机构网络，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建立人民币清算体系和人民币支付体系，积极促进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加快国内市场化改革，促进对内开放。从危机暴露出的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可以看出，激发内部市场活力与深化对外开放同样重要。促进对内开放，首先，应该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大决策部署，通过增加就业、创业和消费的多样性来激发经济的活力。其次，应该减少地区贸易壁垒，加快建立跨区域的合作组织，重点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推动东西双向开放，促进区域利益主体的形成，使各区域能够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最后，应逐步开放要素市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完善就业结构，提高劳动要素生产率。
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建立人才竞争新优势。建立吸引高层次人才归国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企业也应该结合自身的战略规划，争取以较低成本吸纳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通过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激励竞争机制来加快人才内部培养，从而建立人才竞争优势。特别是要加大对既懂外语（包括小语种），又懂经济金融和管理，以及熟悉所在国法律法规的复合型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使越来越多的高级人才从中国公民转为“地球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