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时使用了“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的表述。总书记使用的“高龄少子”准确地描述了我国当前人口结构的特征，成为全面放开二孩的主要依据。
什么是“高龄少子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少子化是指“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水平即低于“2.1”，如将其转化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8%左右；或指“少儿赡养率”（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偏低，如将总和生育率“2.1”转换为少儿赡养率，25%可视为少子化的一个标志；还可用“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等其他指标来表示少子化。
从理论上讲，老龄化和少子化是两个不同概念，可以不同时发生在一个经济体之内。就老龄化而言，“长寿风险”（longevity risk）即人口寿命预期延长是其主要推手，就是说，在总和生育率既定的条件下，长寿风险将导致人口老龄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关系不大；就少子化而言，是指寿命预期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总和生育率和少儿赡养率等指标发生明显变化，出现严重的少子化，就意味着老龄人口占比逐渐提高，超过警戒线就会出现人口结构逆转的趋势，这也导致人口老龄化。
但是，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人口结构既出现了“长寿风险”，又出现了少子化现象，那么，其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迅速滑向不可逆。在国际上，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国家，因此，少子化这个概念在日本十分流行，在很多报刊论文中，人们干脆将其合二为一，称日本为“高龄少子化”的国家。“少子化”和“高龄少子化”是日语里汉字的直接表达方式，因此，在中文里就直接借用过来。在英语里，少子化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和普及远不如日语，且术语表达方式有很多种。但是，baby bust（少子化）与baby boom（婴儿潮）形成对仗关系，应该是最为典型的表达形式。
高收入国家解决“少子化”的政策比较
在现实中，长寿风险往往与少子化连在一起，他们几乎是同时出现在高收入国家，或者说，越是高收入国家，越是伴随着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现象，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不考虑战争、饥荒和瘟疫等特殊情况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并不是水涨船高，而是相反。例如，1900年美国总和生育率是3.5，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到1933年下降到2.3。战后在50年代出现了婴儿潮，总和生育率高达3.7，但到70年代又下降到2.0，2015年再降到1.89。换言之，越是高收入的国家，人们的生育意愿越是低下，综合生育率就越低，少子化现象就越是严重。相反，低收入国家几乎都是“多子化”的国家，换言之，越是低收入的国家，出生率越高。
2015年联合国提供的人口数据显示（下同），世界平均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是2.51，而高收入国家只有1.75，其中，英国是1.92，法国2.0，德国1.39，荷兰1.75，意大利1.43，西班牙1.32，加拿大1.61，美国1.89，日本1.40，俄罗斯1.66。比较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则高达5.10，南亚是2.56，拉美是2.15。世界平均水平的“少儿赡养率”是39.7%，而高收入国家只有26.0%，其中，英国和法国分别是27.6%和29.6%，德国是19.6%，荷兰25.3%，意大利21.5%，西班牙22.4%，加拿大23.5%，美国28.6%，日本是21.1%，俄罗斯是24.0%。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79.8%，南亚45.4%，拉美38.6%。
上述总和生育率显示，所有高收入国家均为少子化国家，但其少儿赡养率却很好，大大好于综合生育率，高达26%，英、法、美等国甚至已不属于少子化国家。这是因为，他们通过移民等政策的实施，极大地缓解了少子化的发展步伐，旨在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换言之，在移民国家，虽然综合生育率低，但其少儿赡养率却还算不错；但在某些非移民国家，比如日本，他们的综合生育率与少儿赡养率都很低，于是就出现了少有的“高龄少子化”现象。
中国人口“高龄少子化”趋势逼人
中国人均GDP离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还有较大距离，大约还需八、九年时间才能迈入高收入的门槛，但是，人口却过早地出现了明显的“高龄少子”趋势。
从老龄化的趋势来看，2001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就超过了10%，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那一年正是中国人均GDP刚刚跨过1000美元的门槛，而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则属于“低收入”国家，还被称之为“贫困陷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典型的未富先老。1950年时，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7.5%，1980年是7.2%，30年时间里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但是，在最近25年来，老龄化趋势急转直下：1990年提高到8.2%，2000年是9.9%， 2010年12.4%，2015年15.2%。由此看来，计划生育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不能不说，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的投入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寿命提高十分明显：1980年人均寿命是65.2岁，2015年提高到75.4岁，35年提高了10岁。而发达国家2015年人均寿命仅为78.3岁，就是说，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其人均寿命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从少子化现象来看，形势更为严峻。就总和生育率而言，2010年中国仅为1.53，而这一年中国则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为4200美元以下），相比之下，当年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则高达3.08，“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4200-13500美元）总和生育率是1.82，“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3500美元以上）的总和生育率是1.76。换言之，在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组的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全球所有三个收入组的综合生育率，即由于抚养成本等多重原因，中国夫妇的生育意愿已经十分低下，就连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
就“少儿赡养率”而言，在中国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组的2010年，这个数字是23.4%，而“下中等收入”组的平均值是51.6%，中国低一倍还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中等收入”组是30.0%，高收入组的是25.9%。就是说，中国的少儿赡养率与总和生育率的情况完全一样，低于所有三组经济体（“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平均水平。
上述总和生育率和少儿赡养率的曲线都经历了一个十分陡峭的下滑趋势：总和生育率从1965年的6.30，下降到1975年的3.01，在下降到1980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一个孩时的2.52，到1990年再次下降到2.00，到2000年下降到谷底1.48，由于单独二孩政策的原因，到2015年回升到1.55。少儿赡养率的下降曲线与总和生育率十分吻合：高峰也是在1965年，那年高达74.6%，接着就是逐年下降，1975年下降到71.9%，1980年降到61.0%，1990年是43.8%，2000年36.7%，到2015年再次降到23.5%。
老龄化与少子化的人口特征与发展趋势告诉人们，虽然中国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但是，人口结构的逆转发展趋势是“超高速”的，其原因有二：一是人口受到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受到一定威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正成为典型的“高龄少子化”国家，调整人口政策势在必行；二是长寿风险十分严重，但少子化趋势更为严重，它是中国人口急剧老龄化主要推手，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十分必要。
新常态下全面放开二孩非常及时
“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新常态下，及时准确地调整人口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从某个角度讲，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一个重要举措。在经过2013年在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二胎”政策的“测试”之后，五中全会果断作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这是非常及时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放开二孩，目的是为了“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个重要举措，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走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首先，从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来讲，全面放开二孩将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举措。在长寿风险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要普遍面对的社会风险之一的趋势下，除了移民，生育政策调整将是唯一可行的重要举措。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将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对社会公共支出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明显增加，例如，养老金支出、老年护理与老年医学的支出规模、老年服务设施支出的投入规模等，都将持续提高，另一方面，中小学和儿童妇产医院等支出将不断减少，因此，在少子化与老龄化的社会公共支出上将存在着某种“置换”关系。
其次，就增加劳动力供给来讲，全面放开二孩是较长时期内一个治本的办法。其实，少子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早已初露端倪。在英文中有这样一句老话：“人口学就是经济学”（Demographics are economics）。2个世纪前，马尔萨斯曾有一句名言：“增长的人口意味着增长的经济和增长的税收”。众所周知，少子化必然导致劳动供给下降，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必将减少劳动产出，必将影响经济增长。大家知道，早在10年前的2005年，沿海一带就开始出现“用工荒”，后来逐渐蔓延到内地，劳动价格随之逐年攀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向东南亚转移，沿海制造业面临困局。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少子化催生了新常态的提前到来，东北三省经济大面积滑坡就是一个明证：其就业人口外流导致其经济增长乏力。对刚刚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新常态下的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是撬动经济增长、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和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杠杆。
最后，就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来讲，全面放开二孩是一个重要尝试。全面放开二孩，既是社会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也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对促进增长、提高保障、稳定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面放开二孩，符合社会长期发展的需要和人民长期福祉的要求，在新常态下，是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是主动顺应人口均衡发展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这是因为，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历史阶段之后，财政收入必将减少，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支出能力必将受到明显约束，进而将有可能诱发产生其他不利的社会因素，甚至出现社会动荡，从很多国家的教训来看，这时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性循环之中。对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来说，与单独二孩政策一样，全面二孩政策也是一个尝试，如同2013年底，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时，有关方面估计，在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1100万对夫妇中，第一年大约能有200万申请生育第二胎，但结果却大大低于预测值，提出申请的仅有69万对；截至2015年8月底，申请生育第二胎的夫妇为169万对，在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中仅占15.4%。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已明显发生变化，养育孩子成本也明显增加，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之后，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在不断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因此，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将决定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时俱进。
经济增长：放开二孩 实行适当经济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全面放开二孩是对单独二孩政策连调的结果，本质上讲仍属于计划生育的范畴，正如五中全会指出的，“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在过去的35年里，“一孩政策”的实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对控制人口和缓解资源约束等功不可没，对当前人均GDP能够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做出重大贡献。展望未来，从“一孩政策”过渡到“二孩政策”具有现实的客观性，它无疑将迎来二孩婴儿潮的到来，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全面放开二孩只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增长能否真正实现，增长质量能否得到保证，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国际实践证明，没有制订和实施正确与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即使人口持续年轻化，人口红利始终伴随左右，但也未必能够实现增长，反而会出现回落、徘徊和下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阿根廷就是一个案例：1950-1990年，其总和生育率从未低于3.00，最高时达3.44；1950-2010年，其少儿赡养率从未低于40.0%，最高时达51.0%；虽然这两项指标很好，但是，阿根廷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未能实现进位，究其原因，是因为失败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另一方面，诸如香港、韩国、新加坡、卢森堡和瑞士等一些小中型经济体，他们的少子化趋势十分严重，其总和生育率依次只有1.20、1.26、1.23、1.57和1.52，少儿赡养率分别只有16.4%、19.2%、21.4%、23.6%和22.0%，远不如阿根廷，但是，由于他们制订和实施了恰当的政策，不仅早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而且今天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论坛历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大型经济体中，德国的总和生育率和少儿赡养率分别只有1.39和19.6%，低于日本的1.40和21.1%，但德国的经济增长始终领跑欧盟，即使在世界经济中也是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