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多以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从而导致的“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两国复杂微妙的关系。尤其是近来美国“拉森号”军舰驶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所带来的中美关系不稳定性持续升级，“修昔底德陷阱”论再次喧嚣尘上，认为中美之间有很大的战争冲突风险，甚至在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看来，中美年底或许会有一场冲突！然笔者认为，所谓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是简单的历史类比而对中美关系进行的粗浅而过度的解读，实际上经不起推敲也没有现实意义。
“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鸿篇巨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在这本书中，修昔底德如此描述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关系，“雅典和斯巴达本来一直是健康的竞争关系，但是随着雅典的势力增强和对外扩张，引起了了斯巴达的妒忌和一些城邦的不满。恐惧和误解的增长使得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在对待崛起国与霸权国争夺权力上的解释非常明确，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挑战了既有霸权国的权威，两者之间必将爆发冲突。他认为在国际体系无政府条件下只有奉行”丛林法则，强者才能做起所能，而弱者只能受其不得不受，其也被公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正式进入大众视野并被加以广泛认可接受源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他于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在文中他以斯巴达和雅典宿命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隐喻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崛起国必然会挑战主导国，后者也必然回应挑战，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此后，他以此提醒美国人警惕中美爆发战争的风险，并预言中美大战可能会在2014年爆发。当然，艾利森预言并未成真。但是，他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舆论对中美关系的习惯性认知。
归根到底，“修昔底德陷阱”源于权力转移风险所致。当然，我们不能以历史上的国家冲突来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进行类比推论，因为雅典与斯巴达时代当时的希腊城邦正处于一种彼此毫无联系的“小国寡民”状态，当今世界虽然也是一个无政府世界，当这并不意味无秩序，事实上，中美两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巨大的经济互补早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艾利森只不过是通过简单粗略的历史对比论证“修昔底德陷阱”，论据苍白无力，这种说法本身能否成立都非常值得怀疑，更不用说被用来描述当前的中美关系。艾利森之所以对“修昔底德陷阱”大为推崇从根本上是源于其对近代以来权力转移历史的认知，但是建立在其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却难以成立。因为权力转移并非意味战争。艾莉森全盘继承了权力转移提出者奥根斯基（A.F.K Orgeanski）的观点，认为世界体系中必然会有对主导权力国不满试图修正的国家，当这种国家权力接近或超过主导国权力百分之八十以上时，崛起国就会挑战主导国，战争不可避免。艾莉森十分推崇权力转移说，基于此他认为权力转移必将带来“修昔底德陷阱”。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冲突论其实并非科学，这样的例子不甚枚举，最典型的当属战后美国取代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英国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让出了世界霸主地位，两国却并未爆发战争。事实上，权力转移并不一定导致战争，首先，当今实际虽然依旧是无政府世界，但当今国际社会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制度制约越来越明显，在考察全球化以来的国际社会大国战争时，很少再有大规模的热战爆发，战争并不是其所说的常态事件，除去某些局部地区的地区战争，根本无法找出大国爆发直接热战的先例。 其实，艾莉森之所以支持“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基于根本上对“无政府”的错误认知，认为无政府就是霍布斯所言的基于“恐惧”与“敌意”的状态。事实上，无政府状态在建构主义看来又可分为洛克式无政府与康德式无政府状态，在温特针对将无政府状态视为结构的观点指出，“无政府状态是指出不存在规则的状态，它告诉我们不存在，而不是存在，而不存在的事物是不能被当做结构的。所以，无政府状态并非意味着恐惧与敌意，建构认同在中美关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次，国际体系内部也必然包含多种等级层次，有可能某一时期存在涵盖地区体系的国际体系的多元重叠权力主导国，例如从1500年以来到二战之初这段时期，至少包括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欧洲地区体系和一个涵盖世界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但一直到二战前尤其是19世纪的欧洲却事实上处于一种地区多级力量均势下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再次，所谓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忽略了 历史发展、罔顾当今世界现状而缺乏现实意义。当今世界与修昔底德时代已有着根本不同，国际关系规则和竞争方式等均发生了根本改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核威慑与国际组织的制约等，基本上排除了大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所谓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并非真实存在，继续使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将会对21世纪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下一个无形的套。事实上，我们可以借助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的“王道”“义利”等精髓来发展中美关系，因为国际关系不仅仅只是赤裸裸不讲道义的政治，诚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所说，权力与道义并不能给割裂开来，忽视权力是乌托邦主义，但忽视道义也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政治完全可以建立在道义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