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一些安格斯·迪顿的论文，给我们的总体感觉是，他写的论文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严肃论文，里面充塞着各种术语和数学符号；考虑到严谨表达的需要，他行文中一个段落通常就是少得可怜的一句话而已，冗长的英式表达，经常使得论文艰涩难懂。
迪顿在媒体和朋友圈中的语言表达，则要短平快实得多。如在英国皇家经济学年会后的一个采访里，对于如何选择学术研究并决定将贫困作为职业方向的问题时，他提到：“每一个经济学家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梦想，都怀有通过思想来改变人类命运、改善人类生活与改进人类发展的人文关怀，贫困研究和减贫行动就是这样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迪顿一直孜孜不倦地通过自己理论研究上的努力，来不断地帮助改善扶贫机制设计、改进扶贫资金瞄准效率、改革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从而铺平理论和政策的现实鸿沟。
在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迪顿从来就不是个安心藏在办公室的理论大师，也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政策实践者，他从1980年代开始就积极地将两者结合起来，重视构建宏观模型的微观基础，也更加注重经济理论的现实基础。在投身于减贫事业的伟大征途中，他主张每一个参与者要做到：“在语言上可以贫困，但是思想上必须丰满；在行动上可以缺乏，但是精神上必须富足。”尤其是，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学者来说，必须要注重严谨理性的理论素养和悲悯的人文关怀相结合，学会从书斋中走向现实，而决不能出现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反而出现人文精神缺乏的贫困现象。
一、多维贫困指数的渊源
2012年，迪顿在接受英国一家经济学杂志采访时，提到了其在1990年代初参与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项目。在关于如何改善社区扶贫政策设计和提高扶贫资金瞄准效率的问题时，大家产生了争议。由于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不透明性，经常存在扶贫资金漏出的问题，该扶持的穷人没有被识别出，而不该被扶持的富人还经常获得资金扶贫的救助。因此，有人提出用税务部门数据来倒推个体的真实收入水平，由此来确定真正的贫困人群。当然，也有人提出成本更加节省的民主选举法，从个体经验观察上来确定贫困个体。迪顿提出，这两种方法虽有都有优势，但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贫困瞄准的不科学和难以持续的问题，并由此提出能否用其他容易观测和易操作的客观指标来进行辅助式瞄准，如通过个体消费行为、教育和医疗中的行为数据来间接预测个体的真实收入水平。
实际上，这就是全球很多国家采用的多维贫困指数的最早理念来源之一。根据这一理念，英国牛津大学的Sabina Alkire和 James E. Foster教授就积极推进多维贫困指数的论证和推导工作，并在这一思路基础上设计出新的AF方法，其中提出收入贫困仅是个体贫困的集中反映之一，还更应该关注个体的教育贫困、医疗贫困和消费贫困问题，通过指标间的权重赋值，从而把收入与家庭的其他经济社会指标进行联动研究，并最终开发出新的更加有效的多维贫困方法。虽然最终的多维贫困方法与迪顿提出的最初理念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不得不说，后续的研究还是从迪顿的光芒理念中吸取了不少的智慧。
二、迪顿关于贫困研究的未来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在1991-2004年，根据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标准，全球所有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1991年的19.3 亿，减少到1999年的17.5亿，再到2004年的11 亿。最近到2015年，绝对贫困人口则进一步减少至8.4亿，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发生率也从1990年的47%，下降到2015年的14%左右。但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当前仍然集聚有大量的极端贫困人口，平均贫困发生率仍然很高，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甚至高达25%以上。同时，到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结束之际，仍然有接近一半的国家没有达到预定的减贫目标，尤其是在非洲和撒哈拉地区。如果不包括中国，截至2015年，全球的贫困人口实际还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从当前巨大的贫困人口存量和相对偏低的扶贫标准来看，未来全球减贫事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仍然有8.4亿的赤贫人口、日益不平衡的减贫努力和没有包括一些生活必需品的极低扶贫标准等，都使得未来的减贫工作还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正如迪顿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并没有走出贫困的森林，对于地球上许多人来说，情况糟糕极了；贫困问题目前仍然非常严峻，自己不想做盲目乐观主义者，因为现在世界上仍有许许多多的成年人和孩子身处贫困的境遇。”
另一方面，迪顿从梳理现代人类的饥荒历史中发现，饥荒一直是人类发展历史中挥之不去的阴霾。即使到了现代，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在世界人口增加的同时，世界粮食产量与人均粮食产量也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看似本应更易避免发生的大规模饥荒，却离我们并不遥远。事实上，法国政治学家西尔维·布吕内尔就提到，如今全球范围内能够提供的食物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需求。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假如全球的食物能公平分配，平均每个人每天可以获得2700卡路里的热量，大大超过每天2000卡路里的人体生理需要。但这种“假如”与“平均”掩盖了严重的不平衡。
历史上曾多次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的饥荒现象，为何依然存在呢？迪顿的研究一语道破天机，政治权利的不平衡、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社会竞争的机会不均等是造成极端贫困和饥荒的根本原因所在，贫困是权利分配不均的后果，营养不良是贫穷落后的结果，而饥荒则是地缘政治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从过去收入和消费贫困的研究中跳出来，继续对资源贫困、信息贫困和能力贫困的概念继续深入研究，加强政治、社会和经济研究的综合视角，从而补充权利贫困方面的研究短板。
三、中国启示
在安格斯·迪顿关于减贫分解的经典研究中，他利用微观计量工具，对全球所有国家的减贫成就做了微观意义上的分解，发现新兴经济体的减贫贡献中，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日益扩大的劳动力流动因素是导致减贫的最为主要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我们深表赞同。很多东亚和南亚国家所取得的绝大减贫成就中，可能主要来源于强劲的经济增长，而在减贫制度设计和具体扶贫政策方面的成功，可能就寥寥无几。
正如Young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分解中，他发现人口红利而不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奇迹的核心，它给大家认为东亚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有了大幅上升的过往结论泼了冷水。同样，在迪顿的这项研究中，也对我们一些人对中国减贫成就的沾沾自喜浇了自省的冷水。原来我们有时躺在自己过往的功劳簿中，对自己取得的伟大减贫成就悄然自乐而不能自拔，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胜利，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所有其他一切国家政府的伟大胜利，而没有真正去反省我们过去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获全胜的真正原因所在，也没有真正去思考我们未来要保持这样的减贫速度究竟还要坚持什么。
从迪顿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自己还有很大的差距，减贫事业也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下降必然意味着减贫动力的放缓；比如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降低必然意味着减贫效率的下滑；比如剩余贫困人口中的贫困结构、贫困深度和返贫情况都比以前要更加复杂；比如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终究无法托底所有的贫困人口等，更不要说标准日益提高的消费贫困、能力贫困和多维贫困在未来扶贫政策实践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