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卷入以工业化、城市化等为突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以来，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具有的悠闲生活方式和文化被彻底冲刷。特别是市场化改革30多年来，中国人被全面挤进市场化快速列车，过上了慢不下来的快生活。快，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显著标志和目标价值。
城市化不但加快了人口数量的聚集，也加快了人们的脚步和生活节奏。慢，似乎是一种落后与耻辱；快，才是这个时代的自豪与荣耀。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成和塑造的慢生活，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挖苦、嘲笑和批判。一个被喻为更高级文明的所谓工业文明在中国闪亮登场了。如果说农业文明的生活特征是慢的话，那么工业文明的生活特征就是快。急于摆脱农业文明而走向工业文明的中国，从此患上了“快的病”。
追求快速的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施政目标。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加快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在1958年就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梦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在权力强劲驱使下的大跃进式的快的结果，换来的是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数千万人被饿死。这应验了“欲速则不达”的古语。
市场化改革以来，我们迈上了市场强劲驱动的发展快车道。1980年代初，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创造了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把建设市场经济的高热情和快速度猛然推到了国人的面前。对于一个急于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民族来说，能快发展当然要快发展。但一旦快被确立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政绩目标时，与之相伴随的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接踵而至了。近些年来，各级政府热衷于以“快”来打造政绩，快速打造政绩，打造快的政绩。一些地方在追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大搞强行征地，暴力拆迁，拆村并居，强逼农民上楼，严重侵害农民权利，破坏国家治理秩序，弄得百姓鸡犬不宁，甚至逼得百姓自焚。各地疯狂追求的是GDP，带来的却是“快的病”：公然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践踏国家法治、损害公平正义、破坏生态环境、摧毁传统文化。
追求快速的个人发展，也成为国民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加速运转的快时代，有的人想一夜暴富缠万贯，有的人想一举成名天下知，有的人想一步登天傲群雄。追求名利，实现理想，是人之本性，无可厚非。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今日之中国社会，人们为升官发财扬名而急功近利，有的人则不择手段，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为了不断满足贪婪的欲望，官员们对百姓敲骨吸髓者有之，卖官鬻爵者有之，贪赃枉法者有之，相互谋杀者有之；商人们给牛奶掺毒者有之，造假仿冒者有之，尔虞我诈有之，谋财害命者有之。人们因嫌猪、鸡等动物长得太慢，就大量使用激素催促“猪快长”、“鸡快下蛋”；因嫌植物长得不够快、产量不够多，就大量使用催熟剂、膨大剂。曾经作为笑话的拔苗助长已不再是一个成语，而是快时代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饮鸩止渴也不再是一种极端警示，而是今天的人们深受不安全食品药品困扰的生活图景。
在快时代，城市中的普通市民也慢不下生活的脚步，他们要为自己的人生奔波，为子女的前途奔波，为家庭的生活奔波，起的比鸡早，睡的比妓晚。据北京师范大学《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舟车劳顿”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人群每天都要经历的“苦难”，北京通勤时间最长，达到97分钟。此外，广州、上海、深圳等城市也是通勤时间较长的城市，平均每天上下班(往返)时间接近或超过90分钟。报告还指出，过度加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
快速的工作、生活节奏，造成了许多可悲可叹的过劳死、瘁死和自杀现象。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重要特征的工业文明，的确创造了比农业文明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工业文明也比农业文明更多地激活了人们贪婪的欲望、更多地追求物质上的享乐与消费、更多地掠夺自然资源、更多地牺牲人类自身的健康和幸福。
快，不但是中国发展中的一种现象，也是人类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据德国社会学家彼得博夏德在《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快》一书中的研究，人类社会在1450年以前的发展比较平缓，以后开始变快，1950年以后进入越来越快的阶段。中国也就挤上了国际的特快列车。
针对现代化中的“快的病”，国际上出现了一种倡导慢生活的社会运动。今年上半年，我有机会去了江苏，实地参观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慢城——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对慢城和慢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体悟。2010年11月27日，在苏格兰国际慢城会议上，高淳县桠溪镇被正式授予国际慢城称号。慢城是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它起源于意大利，是从慢餐与慢生活中分立出来的一个强调生态、环保、品质与本土的世界性绿色城镇建设运动。世界慢城联盟规定了慢城的8条公约：人口不超过5万；深切地致力于保护与维持纯净的自然环境；大力倡导与推行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技术；培育本地文化，保护当地风俗习惯与文化遗产；推行健康的饮食方式与生活方式；支持当地手工艺人与本地商业的发展；热情接待外来客人；鼓励积极参与公共活动。
国际慢城的出现，是对主流城市化带来的“快的病”的深刻反省和现实批判，它提示的一个真理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类应当追求幸福的生活，而不应被物质主义所左右和驱使。政府虽然号称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政府也是经济人，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与价值偏好，政府常常着眼于追求政绩而忽视甚至损害民众的利益。因而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民主的政府，才能对政府乐于追求的政绩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同时只有让社会成长起来，让公民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才有可能对政府的政绩冲动和激进行为进行纠偏。总之，政府需要民主法治，社会需要批判反思，公民需要公共参与，人们需要幸福生活。
要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的新型城市化就应当反思城市化中的“快的病”，积极借鉴国际慢城的新理念。在快速城市化中，我们需要理解和认识慢的价值，并能够过上与大自然节拍相协调的慢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