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9·11”启示录
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以来，多数人对恐怖主义及其威胁的认识，应该说是强化和深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的挑战这个问题上，人类已经在某种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事实远非如此。就像黑格尔曾经说过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这个问题上，意图利用、狭隘自私、双重标准等现象数见不鲜，这大概也是恐怖主义一直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吧。
当然，关于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针对2015年11月13日晚上法国发生的“空前的”恐怖袭击说，“这是针对全人类和共同价值观的袭击”。这句话应该是真诚的。在美国的“9·11”发生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是这么说的：“他们恨的是这里展现的有目共睹的事实——一个由民主选举的政府，而他们的政府却是自封的。他们仇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自由、结社自由、不同意见自由。”（《布什举行记者会阐述军事打击等问题》，搜狐网，2002年11月12日。）应该说，小布什的这种认识（恐怖分子痛恨民主、自由）在西方世界很有典型性。这应该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最好注脚——现代文明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精致化的文明冲突论。当然，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庸俗化、简单化释读，倒是更有利于“挑事儿”。有人曾将这说成是小布什对阿拉伯世界的攻击，其实并不公允。
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对我的震撼还是超出了心理底线。有一位广播评论员说，他看了新闻之后并不觉得意外，这让我还意外。现在不是谈论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多大的时刻，不是讨论恐怖主义出现的社会原因的时刻，也不是谈论法国少数族裔问题的时刻——今年初，针对法国“《查理周刊》事件”，我已经做过类似的评论（参见“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15年1月11日），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在谴责、惊慌和恐惧之余，针对法国的这次“空前的”暴恐袭击，我们如何能够相对冷静地、在一个更为宏大也更为深远的现实与思想背景下思考它。
一、欧洲的价值危机
在这里，我愿意首先援引“澎湃新闻”的一个学术报道。不久前，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Zarka教授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公开演讲，他谈到了欧洲的三个危机：经济危机、新型恐怖主义的威胁与难民危机。他说的新型恐怖主义其实就是针对今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他的发现是恐怖主义在法国已经“内化”，也就是说，不再只是外来的恐怖分子对法国乃至欧洲的威胁，更严重的是，不管出身哪个社群的年轻人，都可能通过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受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洗脑”之影响，从而既在欧洲内部搞恐怖主义，又会到叙利亚、伊拉克去参加伊斯兰国（ISIS）的圣战。Zarka教授认为这才是欧洲正在面临的新型恐怖主义威胁，真不知道他看到当下这场“空前的”、ISIS已经出来宣布负责的、使法国陷入全国性紧急状态的恐怖主义袭击后会作何感想。
Zarka教授所说的这个恐怖主义之“新型”于我倒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他认为这与欧洲的文化衰落有密切的关系：欧洲在近代以来为全世界提供了普世价值（启蒙、自由、平等、进步、民主、博爱，等等），然而，现在的欧洲却受困于文化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后者使得欧洲失去了捍卫普世价值的意志，进而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我对Zarka教授的话的理解是，多元主义使欧洲人丧失了其本有的目标和意志，陷入到某种虚无主义的状态里了。这个状态，对于欧洲的年轻人而言最终就是生命和生活意义的丧失，一个不再能够为自己的青年提供价值的欧洲，自然容易成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所在。这样的人在读到如下的话的时候，难道不会被它的气势所震撼和俘获吗——
当太阳黯黮的时候，
当星宿零落的时候，
当山峦崩溃的时候，
当孕驼被抛弃的时候，
当野兽被集合的时候，
当海洋澎湃的时候，
当灵魂被配合的时候，
当被活埋的女孩被询问的时候：
“她为甚么罪过而遭杀害呢？”
当功过簿被展开的时候，
当天皮被揭去的时候，
当火狱被燃着的时候，
当乐园被送近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他所作过的善恶。
（《古兰经》，马坚 译，81：1-14）
我认为，Zarka教授的这种哲学式论述在逻辑上应该没有问题，但从社会现实层面来说，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意志丧失论显然不只是欧洲自身的问题，尤其他对年轻人现状的说法更不是欧洲仅有的，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已然变化到这个阶段了，青年就是这个样子，无论老年人接受与否，问题也只能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前瞻性地、精致地、技术性地应对与克服，慨叹什么丧失/衰落，除了今不如昔式的怀旧，甚至有些老调的愤世嫉俗，真的于事无补。
二、极端主义是什么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反政治”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译林出版社，2009，第46-51页。）法国发生的事情，不是一群走投无路或者对社会不满的人绑架了人质要向“有关部门”提什么要求，那是赤裸裸的无情屠杀。
法国发生的是一场战争。著名军事家劳塞维茨在200年前曾经说过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为了争夺哪一个阵地或者哪一片领土那么简单，这是不同价值观和世界观之间的政治斗争的外在表现，不是这个文明圈儿和那个文明圈儿之间的冲突。历史地看，广大穆斯林和基督徒难道不是共享着犹太一神教文明的传统吗？“9·11”的时候，小布什一再强调，反恐战争“不是针对穆斯林的战争，是对恐怖主义的攻击。” 恐怖主义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何以能够对平民毫无怜悯地杀戮？他们面对芸芸众生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像美剧《国土安全》（Homeland）里的那个因错误情报而误炸了一场平民婚礼的飞行员那样敬畏生命？
极端主义源于一种对宗教文本的原教旨式的、不考虑情境的、拘于字面意思的理解。它的主张看起来与当代现实完全脱节，甚至似乎带有某种复古的冲动（实际上也不见得有一个那样的“古”）。现实早已经发展到人民主权的时代，可是，这一切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反而是人的僭越，是人的悖逆，是不合宗教法度的，是需要被批判或者被清理的。原教旨主义并不一定都诉诸暴力，有的只是一种主张，一种批判，但也有个别人会主张运用暴力（或者说发动圣战）来清理这个他们不认可的、不符合其依据经典“悟”出来的世界。
原教旨主义者在各种思想流派中都存在，简单来说，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现实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自认是某种教条的代言人，他们的很多宣传看起来常常是引经据典的，他们谴责的是同为信徒的大多数人竟然已经遗忘了本有的主题。（参考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54-55页。）
恐怖主义背后有某种精神的支撑，这是确定无疑的。对于精神在战争中的作用，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自由与繁荣诚然美好，但沉迷于自由带来的享受之中，而丧失了捍卫自由和安全的精神与政治意志，那刀就再也不够锋利了。
三、恐怖主义挑战欧盟
法国发生的暴恐事件加上欧洲的难民危机，集中凸显了欧洲面临的挑战。当然，若说欧洲的衰落，这本身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常识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早就葬送了欧洲自近代以来的优势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与美国绑在一起，防务主要依靠美国主导的北约。同时，欧洲是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下实现了经济上的复兴。同时，欧洲开启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以法德和解为基础开始形成欧共体，也就是发展到现在的欧盟。
两次世界大战还成就了两个“帝国”——美国和苏联。七十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俄裔法国哲学家的科耶夫向法国的戴高乐政府提交了一份“法国国是纲要”。其中，科耶夫深入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局势，他指出，世界已经开始进入到由加盟国家构成的“帝国”的时代，英美同盟（潜在的还有信奉新教的德国）、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这样的帝国，在此局面下，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将何去何从？科耶夫提出了由法国牵头拉上西班牙、意大利共建“拉丁帝国”的构想，这个“拉丁帝国”还预想将它们在非洲的殖民地纳入其框架，并进而期待能够吸引拉丁美洲的国家。一个以法国为首的拉丁帝国，对于确保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延续性是至关重要，这个新拉丁帝国将保持由法国主导的合理的军事力量，但它不会强大到与美、苏集团对抗，只足以自保。
一般认为，欧洲共同体的思想就是从科耶夫这里孵化的。所不同的是，解除了武装的德国没有加入到英美集团，而是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支柱之一，法德和解也被传为佳话。科耶夫的帝国论确实引人深思。顺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首先一个就是中国崛起的问题该如何看待。其次是穆斯林世界由于缺乏一个核心国家而出现的四分五裂局面，以及对当下各穆斯林政权都具有重要威胁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动不动就表现出来的恐怖主义威胁。再次，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仍然存在的泛突厥主义的冲动，这些都可以放在科耶夫帝国论的框架里来对比理解。
作为一个左翼的政治哲学家，科耶夫还提出了其著名的普遍均质的国家这一概念/理论。在普遍均质的国家中，每位公民会被承认为是自由和平等的，不再有进一步暴烈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至于如何实现普遍均质的国家，科耶夫提出是通过国家间的法律整合或一体化，由此产生某种超国家的宪政秩序，由单一而明确的法权概念所渗透和联合。到时，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和国家将不复存在，所有的经济社会关系，甚至那些传统上被看作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均将由司法来规范。（霍斯／弗洛斯特：“普遍均质国家的合理性”，载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第384页。）欧盟的发展历程似乎契合了科耶夫的这个设想，在科耶夫的逻辑里，僭政或帝国显然不是实现普遍均质国家的手段。但在最终的意义上，普遍均质国家的实现是非常久远的事情，欧盟也只是相当初步的发展阶段。
欧共体不是拉丁帝国，欧盟也不是普遍均质的国家，但是，它们都相当程度上符合科耶夫的思想实验。欧洲一体化与扩大在纵向和横向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欧盟有28个成员国，还有一些国家（包括土耳其）正处于入盟谈判的过程中，十几年前，欧元区的建成，以及2009年《里斯本条约》取代《欧盟宪法条约》被全体成员国批准通过，更是让欧洲一体化达到了新的高度。
根据科耶夫的理论，在普遍均质的国里，这一最终秩序的居民根本不是畜生，不是虚无主义者或者玩世不恭的自命不凡者，而是公民、工人、家庭成员，他们有着与其各自的角色相称且互相的权利和义务，其真正属人的心满意足是通过工作上的被承认和家庭中的爱而得到实现的。最终秩序将是超自由目标的实现，人治完全被法治所取代。（霍斯／弗洛斯特：“普遍均质国家的合理性”，载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第384页。）这个说法显然与前述Zarka观察到的欧洲价值和生命/生活意义之丧失形成了鲜明对比，在Zarka关注到的现实里，虚无主义普遍盛行于当下的欧洲。也正是这样的欧洲，暂时地也是突然地遭到了极端主义和内化的恐怖主义的挑战。然而，若以此来否定欧盟走向普遍均质的国家的努力，也是幼稚的。现在只能说，此事尚在绵长的历史过程之中，不管在哪个意义上，欧洲的历史都并未“终结”。
科耶夫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穆斯林世界的问题。当前这些问题在七十年前的科耶夫那里，还不是什么挑战，他不但预想了拉丁帝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和解，而且还将非洲的原殖民地纳入到拉丁帝国的框架来看，在当代学者看来，这至少是提出过的一种解决所谓“伊斯兰问题”的不同思路，有人认为，这总比“文明冲突论”的视角要独特得多，虽然，现在的时机要比科耶夫时代复杂得多。
刘小枫曾注意到施密特1963年发表的《游击队理论》，认为其是对科耶夫普遍均质的国家设想的一个反驳：
科耶夫预言世界性的“普遍同质国家”终将到来，施米特却预言，经列宁和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现代游击战不久将进入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与反恐怖怪圈”──如今所谓的“恐怖份子”，很可能就是后现代的游击队员。欧元在欧盟十二国流通，证明科耶夫的社会主义理想一定程度上在欧洲实现了；晚近的国际事件却证明，施米特的政治观察在世界范围应验了。（刘小枫 ：“施特劳斯抑或科耶夫，”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6391859/）
也就是说，科耶夫的帝国论与普遍均质国家学说，是基于对传统民族国家能力之有限性（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经验）的观察。然而，他的这个观察是在没有面临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背景下做出的。北约的体制对于防卫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或许是有效的，但是面临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是能够用核武威慑或者导弹防御体系对付的。
但现在意识到这一点（9·11之后这一点是越来越清晰的）并不晚（欧洲意识到她当然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因为，这个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对所有的政治体来说都是新的，只是欧盟有它独特的难处，比如它边界管理上的困难，但这个问题在技术和成本核算上都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Zarka教授很强调欧盟的一个悖论：主权归成员国，边界却属于欧盟。显然，欧盟成员国的主权是残破的，因为它控制不了自己的边界（民族国家也不见得就能控制得了自己的边界吧）。面对当前的难民危机，欧盟的一些国家只好筑墙防御，这似乎有某种象征意味：暂时的再民族国家化的过程。其实，这只是无奈之举，难民来的太快太多了，准备不足而已。从马基雅维里开始，欧洲的近代思想家们长期都是将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视为捍卫安全、繁荣的重要单位，因为它在特定的边界内完全有自由发展自身的国家能力，欧盟如何加强自身的能力将是它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了，但不应该是分裂、退回民族国家。
若难民危机助推了欧盟倒退，那可能才是欧洲政治意志的丧失。 在面临难民危机时，欧洲的政治家们扬言不能退缩，不能看到欧盟往回走；尤其是德国坚定接受难民，倒是给人一定的信心。科耶夫当然不会认为走向普遍均质的国家很容易，那无疑是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经济上说，难民的到来有助于缓解欧洲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上说，难民移动的路线和目的地不正是他们明白无误地表达出的追求更美好（且不同于本来之）生活的最强音吗？恐怖分子或许痛恨他们的民主与自由，但难民却是以暂时的体面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去拥抱之！为什么难民不要去俄罗斯？以现在的外交格局来看，那里不正是最好的归宿？从土耳其转道俄罗斯不也是很容易吗？不久前，联合国还对土耳其提出了表扬，说他们的难民接待水平、难民帐篷的设施是令人满意和舒适的——土耳其一国就接纳了200多万叙利亚难民！留在土耳其的人，大部分是愿意等待安定了再回国的，而有更高远追求和能力的辗转到欧洲去了。
在上述意义上，欧洲仍然代表着人类近代的进步理想和希望。或许，欧洲国家暂时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应对恐怖主义和难民潮之策，但因此而说欧洲要怎么怎么样了，那才是无知的，是虚无主义的！唱衰说和幸灾乐祸都是必须加以拒斥的。
四、外界干预的悖论
美国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对中东地区采取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造计划，尤其是第二次海湾战争打破了中东地区长期的政治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共享意识形态的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与美国一道在中东地区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但欧洲与美国颇为不同的是，美国享有超好的远距离地缘优势，看一看地图：美国远在天边，欧洲却与中东、北非共享一个并不宽阔的地中海世界，难民潮就是这种地缘结构特征的真实写照。不得不说，地中海区域视野的丧失，也是欧洲的一个问题。
相比于东亚社会，穆斯林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走向普遍历史的过程，那么，毫无疑问穆斯林世界的这个进程颇为不平坦。现代化有一个世俗化的预设，但是，穆斯林世界世俗化的启动是靠着强人推动的，因为在穆斯林的教义里并不存在西方式世俗化的因子，或者历史发展到那个时候穆斯林世界还没有发出世俗化的嫩芽儿。靠着威权主义强人的力量，愣是将穆斯林的文化和传统勉强套上世俗化的“紧身衣“，并力图以这样一种西方式的视角重新审视穆斯林的传统和未来。土耳其的凯末尔、伊朗的巴列维、埃及的纳赛尔，都曾是这样的伟大世俗威权领导人，后来的萨达姆、大小阿萨德、卡扎菲等也是世俗的独裁者。在走向普遍历史的世界进程中，这些人当然都是过渡人物。
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视角来看，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给西方毕竟带来过很大的希望，因为，这是在穆斯林世界罕有的不以反西方为旗帜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独裁者逃的逃、死的死。当然，这里面少不了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这一干预，带有加速历史过程的作用。但很快，阿拉伯之春成了阿拉伯之冬，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被部落主义和极端主义所笼罩，伊拉克陷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进而出现了伊斯兰国，叙利亚更是陷入僵局。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进而形成日益庞大的难民潮，直接影响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并给欧洲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不久前，美国共和党人总统候选人川普还说，如果萨达姆、卡扎菲这样的人在位的话，现在的世界或许会更美好。
民主化、伊斯兰化和世俗化之间这种复杂的悖论，目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突破的渠道。埃及与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也并未完全摆脱其他阿拉伯共和国的历史逻辑。埃及是由塞西将军推翻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选举结果，似乎重演了土耳其1980-1997年的历史；土耳其在刚刚过去的临时选举中，再次成就了统治土耳其已经十余年的埃尔多安。他当然是民选的领导人，但不能忽视的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带来的也是一定程度的伊斯兰保守主义和日趋权威化的政权，最近这次选举的结果，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人民对混乱的恐惧、对稳定的渴望。
五、欧洲何去何从？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欧元区的信用一步步遭遇挑战，尤其是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更是让欧盟雪上加霜；英国作为“异数”不但没有加入欧元区，而且还经常扬言要退出欧盟；近来葡萄牙的经济也出了很大问题。
随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北非很多欧洲前殖民地国家，欧洲内部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穆斯林难民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融入的问题，诚如Zaraka教授提到的，新移民有他们自身的文化，他们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文化和秩序，不但没有融入到法国的世俗体制，还与这个体制产生了深深的冲突与裂痕，这是欧洲知识分子们非常担心的事情，更不必说欧洲白人生育率的连续降低，穆斯林生育率的居高不下（法国年轻人中穆斯林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再加上恐怖主义的威胁，为欧洲的向右转提供了更多的助力，从德国的新纳粹到法国的勒庞都是这股势力的代表。法国的这次恐怖屠杀已经引发了更多的穆斯林和法国主流社会之间的冲突。如此继续下去，欧洲社会的分裂加重，不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吗！？
一个跟美国绑在一起的欧洲，东、南两个方向都陷入了困境：东边因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较劲，双方关系陷入僵局，这也是俄罗斯坚决在叙利亚单独行动的原因；南边在利比亚、叙利亚的干预，制造出更多的问题和麻烦，甚至威胁到欧洲自身的安全。欧洲难民危机与中东地区局势的关系，似乎也在提示，欧盟与美国、俄罗斯的关系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刻。德国总统默克尔在今年G20之前连续访问土耳其和中国或许预示着欧洲的一些新想法。
冷战结束后，在核武平衡的格局下，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气候政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等等，都是理解当前世界格局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欧盟内部一体化进程困难重重，外部还仍然延续着冷战时确定下的大致架构，心比天高的欧洲面对着一个日益复杂化的地中海世界。
但有挑战才有发展，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正对欧盟的现实。当下，如何重新严肃地思考加强内部团结、边界管控，提升反恐和社会治理能力，重新反思欧美关系、欧俄关系，应该摆上欧洲的议事日程了。当然，如果欧洲还抱着像对土耳其那样非常功利的而非战略的态度（因为在难民问题上有求于土耳其而就土的入盟谈判临时给一些甜头并许以重金）处理这一切，都将是短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