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各个国际组织纷纷下调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第二季度同比增长7.5%，比上个季度提高了0.1个百分点。自2012年二季度以来，各季度GDP的同比增长率一直在7.4%-7.9%之间窄幅波动。这是增长潜力与宏观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今年一季度再次触及箱体底部、二季度有所回升来看，这个箱体仍在发挥作用。
二季度进出口顺差859亿美元，比今年一季度增加了近700亿美元，比去年第二季度增加了近200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加主要来自出口的加速和进口的放缓。随着虚高基数因素的消除，二季度出口平均同比增长4.9%，比一季度增加了8.4个百分点，而进口在二季度平均同比增长1.1%，比一季度降低了0.8个百分点。
二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6.21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2%，实际增长10.7%，分别比一季度提高了0.2、-0.2个百分点。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影响装修、家电消费，反腐影响高端餐饮消费的情况下，如此增长殊为不易。能抵消上述两种负面冲击的因素是工资的上涨特别是简单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农村的消费品增速快于城镇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据。
二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4.4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比一季度降低了0.4个百分点，实际增速维持不变（16.3%）；房地产开发投资2.67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6%，比一季度降低了4.2个百分点。可见，房地产开发成为拖累投资增速乃至整体经济的重要原因，这在房地产业增加值的低增速已得到反映。
宏观政策已出现实质性转变
在二季度经济增速回升的背后，是宏观政策的迅速调整，也就是所谓的“微刺激”措施。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已经走向实质的宽松。
虽然“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调并未发生改变，但转向宽松的实际倾向一目了然。6月底M2达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季节调整后三个月环比年化增速为21.0%，已经接近2009年货币政策特别宽松的时期，比一季度末提高了10.4个百分点，比5月底提高了7.1个百分点。整体来看，二季度三个月平均的M2同比增速为13.8%，比一季度提高了0.9个百分点。受益于货币总量的快速增长，二季度各品种、各期限的利率平均都比一季度有所下降，其中1-6个月期限的利率降幅超过100个基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相比一季度贬值3%，比去年同期贬值1.14%，实际有效汇率相比一季度贬值4.61%，比去年同期贬值1.37%。
财政政策的转向更加明显。政府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二季度财政支出3.87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8.5%，比一季度提高了5.9个百分点。一般情况下，上半年的财政收入都会大于财政支出，后者相对于前者的比例可以看作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今年上半年（二季度）的财政支出相当于财政收入的92.7%（97.8%），是2002/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即便在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也没有这么高。
未来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首先，宏观政策有可能相对二季度趋紧。货币政策方面，如果下半年M2增长率延续二季度的走势，那么年底M2会同比增长19.4%，远高于年初目标（13%）；财政政策方面，如果下半年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同比增速与二季度相等，那么全年财政赤字将达到2.38万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6.9%、名义GDP的4%左右，同样远超年初目标。为了避免过于宽松，下一阶段的宏观政策和二季度相比会有所趋紧。
其次，房地产有可能会长期拖累经济。市场普遍的共识是房地产市场已经走过了转折点，量、价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即便乐观派也认为2013年总销售面积达到13亿平米的记录将得以维持，这意味着房地产对增长的贡献就此消失。诸多理由支持悲观一点的看法。作为房价长期持续上涨的结果，我国很多城市无论是绝对房价还是相对房价（房价收入比）都已位居世界前列，部分城市供过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的确，收入增速较快的国家理应承受更高的房价收入比，但是与其他同样收入增速较快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仍偏高。
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在向相反方向转化。具体表现是，反腐力度大大加强，人口方面我国近年来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从双上升到双下降的历史性转变，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和国内利率市场化推进导致国内外货币环境整体趋紧，个别开发商跑路恶化全行业融资处境，需求透支情况严重，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远高于美国。一旦房价下跌的趋势得以持续，成交冷淡和拖累经济的情况就会比较明显。
房地产投资虽然增速放缓，但规模依旧庞大，未来难以持续。中国五星级饭店已经有近700个，在建的有500个；摩天大楼已经有400多座，在建的有近400座。与这些微观层面的疯狂现象相一致的是宏观层面的房地产投资与GDP的比例高达15%左右，远超其他国家历史上房价处于峰值时的水平。
谨慎实施宏观调控创新
最近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做了重要的创新，具体反映在“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两个方面。区间调控的目的是把增长速度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上限不引发高通胀，下限不引发高失业。定向调控主要是把结构性调整的一些思路揉到宏观决策当中，这样，宏观调控就有可能同时追求“稳增速、补短板和促升级”的目标，这对于一个面对增速换挡、经济模式转型和产业升级多重挑战的经济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实际宏观政策的区间有限。政府确定今年GDP增长目标为7.5%“左右”，高于十二五规划年均增长7%的目标。第一季度GDP增长7.4%，各级政府就已经高度紧张，想方设法出台各种“微刺激”措施。今年以来，尚未发生政府极其担心的大量失业和严重金融风险等问题。因此可以考虑适度下移增长下限，减少刺激政策的压力，为推进改革提供更大的空间。
定向调控的做法过去就有，比如有保有压的思路。通过特殊的财政政策帮助解决一些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克服发展的瓶颈，应该是有意义的。不过定向调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府知道往哪儿使力、怎么使力和使多少力，因此设计定向调控应该尽量预先考虑好退出策略，同时不应限制竞争。由于货币的流动性，滴灌很容易演变成漫灌，因此最好不要以货币政策执行定向调控的政策意志。
防风险促改革
在防风险、促改革方面，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宏观调控应该追求稳增长，但应该改变过去试图消灭经济周期的想法和增长底线定得过高的做法。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重要的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转型期，政府应该密切观察风险因素的变化，然后再随机决策，而不先入为主地确定一条8%或7.2%的增长红线。
既要防范房地产市场崩盘，也要避免推动新的泡沫。短期要稳需求，长期须压投机。各地已经开始自发取消限购，另外还可以适当调整第一套房与改善性需求贷款的利率及首付比例、加快城镇化进程与棚户区改造等。
金融改革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金融改革可以分为不同领域，平均而言资本项目、证券市场和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对风险影响不大却能够增加经济增长，所有制改革与信贷管制放开既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又能够降低危机风险，而利率市场化与准入放开却既降低经济增速又增加金融风险。
持续刺激只能进一步恶化结构性矛盾，而深化改革则可以提高未来的趋势增长水平。计划生育政策、国有企业、户籍制度、金融政策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有可能增加要素投入特别是加速生产率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