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离不开人，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和投资者，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会影响经济发展。人口中的劳动力数量属于“要素投入”，人口素质提高属于“三大发动机”中的“要素升级”。新世纪以来，“人口红利”是一个持续的热点话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换挡，人口红利减少又成为其中的重要解释变量。
所谓“增长主义”，是指将经济增长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指标。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有其必然性，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后，当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后，我们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尽快将发展目标从单纯的“增长主义”中摆脱出来，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离不开人，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和投资者，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都影响经济发展。人口中的劳动力数量属于“要素投入”，人口素质提高属于“三大发动机”中的“要素升级”。
新世纪以来，“人口红利”是一个持续的热点话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换挡，人口红利减少又成为其中的重要解释变量。还有很多人在探讨：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新的经济驱动力在哪里？中国是否会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何为人口红利？各方面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单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理解人口红利，有的将凡与人口有关的红利都理解为人口红利，有所谓“新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之说。
笔者将人口红利分为狭义和广义。其中，狭义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抚养比（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与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较低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这种红利比较确定且好衡量，有广泛共识。广义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因素带来的所有经济增长红利，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即狭义人口红利）、人口的素质红利（即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的积极性红利（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而带来的红利）、人口的分布结构红利（因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而带来的红利）、人口的需求拉动红利（不同年龄段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同而带来的红利）。广义人口红利取决于很多相关因素，不太确定，不好衡量，没有形成广泛共识。
人口是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人口如何能带来经济增长红利？
先来看狭义人口红利。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高，则有两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应：一方面，劳动力供应充足，人口的生产性强，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抚养负担轻，会提高社会储蓄率，增加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A.Mason和人口学家WangFeng曾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可解释中国1982-2000年间15%左右的经济增长。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再来看广义人口红利。除了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即狭义人口红利）外，其他四个方面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机理如下。
一是人口素质提高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人口素质越高，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在“边干边学”中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技能，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少儿抚养负担下降使家庭生育目标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会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源投资。
二是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与无生命的生产要素不同，人作为有情感有情绪的生命体，其工作效率的弹性空间很大，若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则工作状态很好，工作效率很高，反之则很低。故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
三是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行业和区域其生产率是不同的，因为不同行业和区域的分工协作水平不同，分工协作水平高，则劳动生产率高。因为城市非农产业的分工协作水平高，因而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和产出。这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规律性现象的原因。
四是人口的需求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人口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或需求者。人口越多，则需求越大。收入水平高的人口比重越高，则需求越大。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高，则需求越大。需求越大，则经济增长动力越大。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机会（“人口机会窗口”），要变成现实红利，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一则要有就业岗位，较多的劳动力供给才能成为生产性人口，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而就业岗位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等。故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世界上许多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产生现实人口红利的现象。
二则资本积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依赖于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等。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可将个体的储蓄和资本积累高效地配置到合适的企业、产业和区域中去。
三则人口素质提高、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人口的需求满足等广义人口红利的释放，还依赖于教育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消费制度等的建立和改革。
中国的狭义人口红利已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
首先，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开始出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口抚养比则相应上升，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据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数量为13.93亿元，0至14岁人口组占比为14.61%；15至64岁人口组占比为68.92%。据此计算，2030年总抚养为45.1%，较2011年的总抚养比34.4%上升10.7个百分点。
其次，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少儿抚养比由1999年的47.7%下降到2010年的36.9%，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9.1%，比上年增加0.25个百分点，老年赡养比从11.9%上升到12.25%。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4%，比上年增加0.27个百分点。据联合国2011年5月份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组占比为16.47%。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经历的时间大约只要25年。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首先，人口的素质红利或人力资本红利还很多。提高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增加人力资本，使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力数量成为可能。随着人的寿命延长，可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越来越多。
其次，人口的积极性创造性红利远未充分发挥。由于产权和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等，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若发挥出来，还会带来很多红利。
再次，人口的分布结构红利还有很大的释放空间。中国的工业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中，农村人口向更高效率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还很大。即便是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也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存在受过多年职业技术培训的熟练农民工返乡的问题。
最后，人口的需求拉动红利还有不少。越年轻的人口，消费越时尚，消费需求越大。养老、护理等老年需求也在扩大。同时，消费结构还在升级中。
如何延长人口红利期、充分发挥广义人口红利？可采取如下对策：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延缓老龄化进程；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消除人口向更高效率产业和区域转移的障碍；建立弹性退休制度，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发挥老年人群“余热”作用，进行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大力发展老年产业，完善老年人再就业劳动保障政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产能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减少产业发展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过度依赖等。
让“增长主义”回归经济发展正途
讨论经济发展动力，必须对“增长主义”有所回答。经济发展动力不等于经济增长动力，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必要的，故必须寻找合理的经济发展动力，形成合意的经济增长。
首先，必须区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指经济总量增长，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而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民生福利增加、经济环境改善等。故说“发展是硬道理”是对的，但说“增长是硬道理”则不一定对。
所谓“增长主义”，是指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将经济增长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指标。
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有其必然性，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后，当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后，我们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尽快将发展目标从单纯的“增长主义”中摆脱出来，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然而，虽然我们已认识到“增长主义”的问题，但要摆脱其束缚绝非易事。因为“增长主义”之所以流行，有着各种深刻的背景和原因：
一是经济增长可以缓解贫穷。当国民刚刚从贫困线上挣扎过来后，往往对经济增长有着强烈的渴求。人的需求虽然很多，但在生活水平较低时，满足吃穿温饱的需求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即便是生活水平很高后，也会因为惯性的作用仍然追求高增长。
二是经济增长可以证明政绩。经济增长可以方便地用GDP 来衡量，可以较容易地获取翔实数据，统计、衡量、评价和考核GDP已有很成熟的理论和技术，用GDP可以方便而直观地比较各国或各地区的增长成效，可以排名，可以证明政府及其相关官员的政绩，因而为各国政府和各级政府官员所喜爱。
三是经济增长可以为推动者和参与者带来直接的利益。对政府来说，GDP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是成正比的，追求GDP增长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不仅为增加工资等待遇提供了支撑，而且扩大了相关官员的收入支配范围和能力。对企业来说，追求贡献于GDP的产值，既可以增加利润空间，又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等。
四是快速经济增长可以掩盖很多社会矛盾和工作缺陷，有所谓“一俊遮百丑”。当经济增长较快时，许多问题和矛盾不至于“水落石出”，可以掩盖于一时，有时还可以在增长中解决一些问题。正因为以上原因，经济增长在当代人各主体之间容易达成共识，成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趋势性力量。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经济增长，但也要认识到，长期奉行“增长主义”必然带来如下结果。
一是资源被过多消耗。经济增长是要消耗资源的，但过快的赶超式的增长会过多过快地消耗资源能源，造成资源短缺和资源价格的过快上涨。
二是环境被大范围严重破坏。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推进时期，经济增长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但若在此时期奉行“增长主义”，则会加剧环境的破坏，甚至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环境破坏。
三是人口增长被长时间抑制，老龄化提前到来。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当人口尤其是非生产性人口过多时，会陷入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阻碍经济增长。故为了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有必要推出计划生育政策。但计划生育政策过长时间实施后，会带来人口不能正常更替等问题，并造成“人口红利”提前消失，反而阻碍长期经济增长。
四是劳动力被过度使用，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被过多占用，幸福指数下降。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备要素，劳动力数量、劳动者工作的时间和强度是有弹性的，在“增长主义”引导下，一些不应作为劳动力的人（如童工等）会被拉入劳动力队伍，劳动力工作时间会被延长（如过度加班、取消或减少节假日等），部分劳动力被强迫长时间进行高强度劳动。
五是货币超发，通胀经常出现。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应尽可能保持相对稳定，但在“增长主义”作用下，货币常常被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经常超发，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损害社会公平和经济持续发展。
六是投资被过度依赖，消费被抑制。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本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是经济低迷时抚平经济波动的不得已手段，但在“增长主义”下，不仅“三驾马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常规手段，而且在“三驾马车”内部，投资因为最易为政府所掌握而被过度依赖，因而抑制了消费，反而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七是工业化、城镇化被超前推进，形成了“赶超症”。工业化、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是一个历史过程，但在“增长主义”下，工业化、城镇化常常成为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被超前推进，因而出现了拔苗助长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增长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目标和战略，需要一整套相应制度来支撑。
一旦步入“增长主义”的轨道，往往会倒逼形成如下一套制度体系：一是政府制度，即政府的主要职能变成了促进经济增长，而非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的角色演变成经济建设中的“运动员”而非仅仅是“裁判员”。
二是干部考核制度，对干部的考核以GDP 增长为导向，主要考核GDP增速、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至于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民生福利、环境保护等指标则处于相对次要位置。
三是价格制度，一些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决定，资源能源价格、资金价格、环保价格、劳动力价格常常被人为压低，以获得低成本竞争优势，拉动经济增长。
四是土地制度，通过“土地财政”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五是财政制度，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直接成为经济建设支出，主要服务于经济增长。
六是金融制度，特别是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设计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
要让“增长主义”回归经济发展的正途，必须“三管齐下”。
第一，转变观念。将经济增长当手段而非目的。综合考虑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经济环境改善、民生福利增加等目标。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将社会公平正义、民众权利保障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第二，改革制度。特别是有针对性地改革政府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让企业成为增长的主角，政府主要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不能仅以GDP 论英雄，提高民生、环境等指标的考核权重；改革价格制度，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土地制度，逐步取消“土地财政”，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改革财政和金融制度，实现公共财政和币值稳定的目标。
第三，转变发展方式。将经济发展由粗放转为集约，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来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增长奇迹”是可以解释的
在对经济发展动力的系统分析后，我们来看看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即所谓“中国增长奇迹”的动因何在。
1979-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经济增速和持续时间也超过了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和“四小龙”，2002-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更是高达10.7%，远超世界同期3.9%的水平，故有人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围绕中国高速增长动因或原因这一话题，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讨论。比较典型的说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含渐进改革、边缘改革等）、中国模式（政府主导、投资推动、赶超发展等）、地方政府竞争、比较优势发挥、人口红利释放等是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原因。本文因篇幅原因不拟对这些说法进行分析和评价，而是提出一个综合性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
根据前面的分析，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需求边动力，即通过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二是要素投入动力，即通过大规模投入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即通过笔者提出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拉动经济增长；四是中国特色动力，即通过独特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含考核制度等）“五驾制度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领导人和民众的赶超发展意识、“增长主义”的目标设计、部分时期难得的国际环境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述四组动力分别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首先，“三驾需求马车”是中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三驾需求马车”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它们是政府短期稳增长或保增长的基本手段。仅以投资这驾马车来说，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不断攀升，2003年达到47%，2006年达到52.3%，2009年达到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20%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四万亿”投资带动数十万亿信贷投资等，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反弹。
其次，“五驾制度马车”是“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并非根源动力，它们发挥作用依赖于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含考核制度等）“五驾制度马车”，或者说“五驾制度马车”才是拉动“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或动力。如增加出口要靠发挥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低价格优势、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资要靠发挥政府主导投资体制、GDP导向考核制度、投资优惠税费政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扩大消费要靠消费品低价政策、消费优惠财税政策、消费信贷政策等政策的作用。
再次，制度变革（“三大发动机”之一）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之所以说是根源性动力，是因为制度变革是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上看，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增长：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
从实践上看，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源于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的启动和持续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拉动经济增长，据胡鞍钢等人的研究，1978-2005年期间相比1952-1977年期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从11.5%下降到9.5%，对GDP的贡献率从75%下降到39%；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2.6%下降到2.4%，对GDP的贡献率从13%下降到8%；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从4.1%下降到2.1%，对GDP的贡献率从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从-0.5%上升到4.4%，对GDP的贡献率从-8%上升到46%。虽然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但制度变革是主要途径，而且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还依赖于制度变革。
第四，结构优化（“三大发动机”之二）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之所以说结构优化是过程性动力，是因为结构优化最终依赖于制度变革。从结构优化中的工业化来看，假设一个农业劳动力年收入五千元左右，同样一个人转移到非农业岗位后年收入可达到三万以上，千百万个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就能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据统计，1978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353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2732元/年（相对于第一产业的7.7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1938元/年（相当于第一产业的5.5倍）；到2005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6664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49735元/年（相当于第一产业的7.5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31195元/年（相当于第一产业的4.7倍）。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70.5%，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17.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12.2%；到2012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工业化类似。
第五，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之三）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级是要素质量和档次的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据夏杰长的测算，1979-200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28.6%。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对GDP的直接贡献以及溢出效应——即人力资本——占到了GDP的2.2%。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1990年以来中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了1.55%-2.38%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40%-2.45%的增长速度。
第六，大规模要素投入始终是上述动力的传输带。要素投入是指资金、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管是“三驾需求马车”，还是“三大发动机”，要想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需要利用要素投入这个中介或传输带。仅从大致反映资金投入的M2变化来看，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M2从1990年末的1.53万亿元增加到2014年二季度的120.96万亿元。M2/GDP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2年的1.88，在34年间扩大了近6倍。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发展是硬道理”、对外开放等战略方针，思想解放、全社会强烈的赶超意识、各级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强烈追求（“地方竞争”）、“人口红利”等，都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后，当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后，我们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尽快将国家发展目标从单纯的“增长主义”中摆脱出来，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