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解读中共集体领导体制
2013年7月，国内首部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机制的著作《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8月21日，该书作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接受了凤凰网独家访谈。
胡鞍钢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向凤凰网分析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晋升路径。胡鞍钢指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政治经验，是成为中国政治家领袖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条件。
据胡鞍钢统计，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00%都有地方工作经历，副省级职务的平均时间为4年，正省级为9.3年，“这意味着政治局常委在成为常委前平均有至少13年的地方治理经历”。胡鞍钢告诉凤凰网，省级地方领导岗位是学习国家治理的最好学府，也是政治局常委通常必经的阶段。
在这之后，进入中国政治家集团即中央委员会，也是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必要条件，首先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再当选中央委员，且必须经过若干届的历练和考察。胡鞍钢称这一阶段主要是担任党的集体领导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胡鞍钢强调这一阶段“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变期，是全面提升治党治国才干的强化训练阶段，这一时期，就如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的实习期”。胡鞍钢还向凤凰网透露，这一阶段同时起到政治考察的作用，“考察包括政治方向、立场、观点、纪律、鉴别力以及敏锐性，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在此之后，成为集体领导核心成员之前，还要经历最后一个环节——政治交接班，胡鞍钢称，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起草中。
（对话/李灏）
毛泽东晚年违反了由其创建的集体领导制度
凤凰网资讯：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是怎么形成的？
胡鞍钢：集体领导体制的形成，从1927年到今天，经历了演变、确立、破坏、重建和完善等5个时期。
集体领导，源于战争时期，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遭遇重大挫折。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选举出首届正式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5人组成。
到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党章明确规定，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5大书记负责（编者注：七大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临时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但他们二人没有投票权。此时形成的“5+2”7书记（常委）制度，一直保持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集体领导在演变过程中历经战争的淘汰、筛选，在解放战争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高效率。
集体领导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建国以后。毛泽东主政七年，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了自己的执政创意，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他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个别人受损害，还有其他人顶着，国家不会受影响。毛泽东的建议，与他的历史记忆有关，他特别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接班人变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大动荡。毛泽东的集体领导制度安排还提出了梯队设置，安排少壮派的邓小平、陈云进政治局常委，当时他们两人分别是52岁和51岁，此后又补选了更年轻的林彪为常委。
毛泽东认为不能把党和国家的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精心安排，我认为他的这种安排是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
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后，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林彪等7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集体领导制”。7常委代表5大机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这一领导核心通过集体领导、个人分工、几大机构内部协调，形成了合力。
这一时期（指1949-1956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第一个“黄金时期”，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中作了专门的讨论，根本保证就是健全的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其中毛泽东起了关键性作用。后来邓小平也谈到，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导集体，而且他认为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基本制度。
为什么毛泽东当时要创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国情有关系，中国有超大规模的人口群，超大规模的国土，而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同时还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不是全民选个总统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一个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我们称之为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因此这种制度创新，不可能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臆想，更不可能简单地把美国或者欧洲的一个体制搬移过来。
但是，集体领导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既民主又集中的制度，它的创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从1958年到1976年，集体领导体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运动，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一时期，毛泽东违反了由他创建的集体领导制度，特别是党章所规定的党的会议制度，如五年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每年两次中央全会制度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很少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曾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班长”和“一班人”的关系，党委会是“班”，“班长”领导“一班人”，“班长”是“班”的一员，决策时少数服从多数。
但1959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领导层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形成了二元权力结构。随着执政时间延长和个人威望不断提高，毛泽东逐渐由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为“大家长”，“班长”变为“一把手”，民主作风变为独断专行，处在“一线”的中央政治局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办事机构，用以传达和执行处在“二线”的毛泽东的个人指示。虽然在1969年九大重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消除“一线”、“二线”问题，事实上终结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但随后7年，常委人选经过6次变化，成员更迭频繁，导致政治风险丛生，中国走向错误方向却难以纠正。
客观的说，毛泽东晚年的失败，不在制，而在政。制，就是毛泽东对现代政党、国家、军队、社会等做出的制度创新、制度安排；败在政，是指毛泽东在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中提出的脱离实际、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思路。
邓小平的睿智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因为历史失误而废除集体领导制度，而是继承并恢复重建了毛泽东所创建的这一制度，将“文化大革命”这个坏事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好事。
凤凰网资讯：文革后，中央领导集体制度有哪些变化？
胡鞍钢：从1977年到1991年，是集体领导制的恢复重建期。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了1956年党的八大制定的集体领导体制，形成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的领导体制。但这一体制也恢复了1959年毛泽东的二元权力结构，中央书记处在“一线”，政治局和常委会在“二线”，这也为后来出现政治局常委会不常开会的问题埋下了伏笔。对此陈云同志批评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不常开会。
集体领导制重建时期的特点，在1982年十二大上做出的制度安排中得以体现。首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了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设主席，同时规定总书记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常委会与政治局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
显然，总书记的召集和主持作用是不一样的，胡乔木对这一安排做出了说明：“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这一设计的历史记忆来自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的深刻教训，也预防了党的后任总书记权力过分集中的可能。
另一个特点，就是由6人常委会代表五大机构：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
十八大后集体领导、决策不只是7人常委会，是包括了25人的政治局
凤凰网资讯：历史上，政治局常委有5人、6人、7人、9人，现在又回到7人制，常委人数变化有何规律和现实考虑？
胡鞍钢：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度的形成，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非始终不变的。成员配置变化，一个和政治局常委所代表的国家机构变化有关；另一个，要遵从有效决策的原则，怎样能够集中集体智慧，怎样能够进行有效决策，就进行怎样的成员配置调整。
改革开放前十年，常委人数经历几次变化。如邓小平自己所言，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才逐步完成中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和集体交接班，这之中不是一帆风顺，先后两个总书记没有站住。
1977年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出5人常委会，代表5大机构，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常委，组成6人常委会，这次全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发扬了党内民主，领导层中多数人的意见能在会上表达，最高领导人的错误能够得到纠正。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辞去常委职务，增补胡耀邦、赵紫阳为常委，胡耀邦任总书记，形成7人常委会，代表6大机构，增加了中央纪委。
1982年十二届一中全会，华国锋不再担任常委职务，常委会变为6人，代表5大机构，去掉了人大和政协，增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1985年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常委职务，常委会变为5人。
此时，政治局常委成员配置的特点表现为：一名常委担任一个或多个国家机构领导人，以所在机构党组织的名义向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反映问题，提供信息，国家机构设置在变化，政治局常委成员配置也随之变化，这突出了政治局常委会增进国家机构间协调、合作的功能，体现了集体领导制的特点。
到1987年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组成新的5人常委会，赵紫阳任总书记。但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代会上，选举出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为国家主席、政治局委员万里为人大委员长、邓小平为军委主席、李先念为政协主席，政治局5常委代表4大机构。
此时，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领导制特点并不明显，也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其他几大机构间的有效协调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引发并导致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在是否决定对首都地区实行戒严的重大决定中形成了险局。这给邓小平造成很大触动，他在同江泽民等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多年来就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危险的，只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同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免去胡启立的常委职务，撤销赵紫阳总书记、常委等职务，增选江泽民、宋平和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6常委分别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央宣传口、中央政法口6大机构，形成了六常委机制。
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走向成熟、稳定的关键则是在1992年以后，大体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形成的七常委机制；第二步是十六、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形成的九常委制度。
七常委制中，七名常委最初代表5大机构：党中央、人大、国务院、政协、中央军委，至十五届一中全会又增加了中央纪委，党中央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正式建立了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结束了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二元权力”结构。同时，常委年龄结构也实现了梯队化，胡锦涛任常委时年50岁，比江泽民小16岁。
九常委制中，九名常委代表8大机构，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中央宣传口和中央政法委，常委会内部分工明确，协调顺畅。
十八大以后，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制变为七人制，除了所代表机构发生变化以外，还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强化中央政治局的决策作用。具体体现在今年6月22-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就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提高中央政治局工作水平提出5点要求。第一条，习近平指出，中央政治局强不强，各位政治局委员强不强，首先要看政治上强不强。加强中央政治局建设，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第一位。
第二条，习近平提出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这是我党比较成功的一个法宝。毛泽东当年就曾批评周恩来，中央政治局不议政，小事天天报，他提出中央政治局要议大事，因为中国是大国。我认为，毛泽东的“议大事”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明辨大趋势，认清世界大势、中国大势要如何发展；另一个就是商讨国事，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方针、政策进行集体决策。
习近平还强调，中央政治局是一个整体，增强工作合力，做到全党一盘棋、全国一盘棋。我们过去强调全国一盘棋，现在要强调全党一盘棋，因为全党一盘棋才保证了全国一盘棋，这实际上是强调政治局如何作为一个集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研究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不应仅仅研究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应该研究中央政治局。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提出五条要求后，我认为，集体领导、集体决策不只是7人常委会，是包括了25人的政治局，这实际上也是对1956年党的八大集体领导体制的继承，便于集思广益，也便于防错、纠错。
进入政治局常委必经两个阶段
凤凰网资讯：哪些人可以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常委？
胡鞍钢：从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组成来看，整体具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合理，熟悉各方面工作。集体领导制在常委人员配置方面强调集体知识结构互补性、专业知识互补性，不是要求全才。
在新老交替方面，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每10年进行一次整体性的新老交替。十八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新当选比例达60%，常委新当选比例为71.4%；年龄层面上分析，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为63.4岁，政局委员为61.2岁，书记处为61.6岁；从教育文化程度来看，政治局委员研究生以上学历比例达72%；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工作时间，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工龄达43.6年，党龄38.9年，这意味着他们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这两条是成为中国政治家领袖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条件。
过去我们讲“辨材须待七年期”，但对政治家的经验、智慧、才能等方面的考察不止一个“七年”。统计发现，本届政治局常委担任副省级职务的平均时间为4年，正省级为9.3年，这意味着政治局常委在成为常委前平均有至少13年的地方治理经历。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00%都有地方工作经历，担任过省委书记的达86%；政治局委员中，担任过省委书记的达64%。即使是来自军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都担任过大军区主官。
中国是个超级国家，有31个省市自治区，有的省市自治区的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等标准和一个国家不相上下，比如广东省现在有1.05亿人，在全世界按人口排序第13位。也就是说，政治局常委在进入政治局前，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所有国家治理的经验和知识都必须具备，对他们的锻炼和考察不是一年，而是13.3年的时间，因此他们不仅是职业政治家，也是经得起磨砺和考验的优秀政治家。所以在我看来，省级地方领导岗位是学习国家治理的最好学府，也是成为政治局常委通常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在这之后，进入中国政治家集团即中央委员会，也是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必要条件，首先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再当选中央委员，且必须经过若干届的历练和考察。
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6人当选过候补中央委员，最早的从第十二届开始，最晚也从第十五届开始当选候补委员，4人连续三届当选中央委员，3人连续两届当选中央委员。可以说，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政治台阶。这一阶段主要是担任党的集体领导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比如胡锦涛给江泽民当助手，温家宝给朱镕基当助手；习近平给胡锦涛当助手，李克强给温家宝担任助手。
我要强调这个政治助手阶段，这是一个最好的学习阶段，他们能够坐到这个位置不是靠政治讲演和政治选举，不像我们看的青歌赛，谁长得漂亮，谁的声音洪亮，谁表演得好，就会胜出。中国的国家治理不是表演，是不靠秀的，是靠实绩的。这一阶段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变期，是全面提升治党治国才干的强化训练阶段，这一时期，就如同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的实习期。同时，这一阶段还起到政治考察的作用，考察包括政治方向、立场、观点、纪律、鉴别力以及敏锐性，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以上两个政治台阶是未来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必经的阶段。在此之后，成为集体领导核心成员之前，还要经历最后一个环节——政治交接班，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比如胡锦涛担任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组组长，在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起草党的十六大报告；习近平则在胡锦涛时期担任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组长。报告需要1年左右时间准备，经大会批准后，将成为当届党中央治党、治国、治军的路线和纲领。
集体领导体制中的集体交接班机制，保证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有效解决了超大国家的治理难题
凤凰网资讯：在您看来，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鞍钢：治理中国遇到很大的挑战在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面对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问题时，需要建立强有力的超级国家机构，同时还要保证超级机构内部能够做到相互协调。
中国特色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和集体决策机制等5大机制有效解决了超级国家机构的协调问题。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中，就能看到集体领导制度的优势所在。
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国，中国是受影响国，发生国应该对危机的政策反应速度最快，受影响国则会滞后，但中国在所有大国中第一个做出应对决策。而此时，全世界都在等美国换总统，一直到危机发生后的第二年6月，奥巴马才提出解决方案，但国会又开始一系列的否决，美国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
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竞争，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制度的优势就体现在谁能有效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就对政治制度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考验：第一，能不能形成决策共识；第二，能不能迅速做出决策；第三，能不能有效实施；第四，能不能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进行监管和跟踪。200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全世界都在负增长，只有中国保持了9.7%的正增长，当年创造就业超过1100万，最后还是中国带动全世界经济复苏。
美国是一个古老的现代国家，立宪已有180多年的时间，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制宪家怎么可能预见到今天一个70亿人口、239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美国的政治制度框架，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出现之前，在没有中国创新之前，没有国家和制度能够超越它，苏联也不行。但现在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创新，它的优势就不再凸显。不过只有非常了解中国的美国政府官员和专家才晓得“中国制度优势”。
客观地说，不只是这次金融危机，我们通过长期分析中美之间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的追赶系数，以美国为100%，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在过去60年，在不断接近美国，1950年中国GDP（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7%，1957年相当于22%，提高了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是相当成功的，随后经过几次运动，到了1978年只有23%，但到2008年已经达到94%。
我的观点就是中国能够追赶上美国，就说明中国的制度比美国制度有优势，追赶不上，你的制度就不及美国。这样一事实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讲到花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追赶上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今天是我们在验证毛泽东的伟大预言。
西方有民主制没集中制，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已经超越西方
凤凰网资讯：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四年一次的普选制度在释放政治压力与限制政府权力扩张方面具有优越性。中国也面临社会稳定与权力制衡的问题，在这些方面，集体领导制度的优势如何体现？
胡鞍钢：我们认识美国体制，一定要知道美国精英怎么想的。布热津斯基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就是党派色彩浓厚的政治体制。因此像奥巴马这样一个提倡共识的总统，也发现无论是与共和党人，还是与民主党人，在预算、医疗保险等问题上取得一致越来越困难。像福山这样的政治学者就表示，越来越了解中国，也就会越来越多地抨击美国的否决体制。
所以说，不管你是四年减压也好还是选举也好，每四年，他们都要经历一次政党分裂、国家分裂、社会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选举政治，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存在赢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形成周期性的“美国政治分裂”。
美国的选举政治是一个富人竞赛的过程，如同一场政治拍卖，谁价钱高谁就取胜，事实证明，奥巴马出价就是要比罗姆尼要高。
所谓美国选举制度在缓解政治、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势，实际上是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主义空间。比如小布什在任期间打了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制造并出口一场国际金融危机，留下了无数后遗症，摧毁了几百万的就业岗位，但他本人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最后只是退位了。我将这种体制安排比喻为“在我身后，管他洪水滔天”。
这一点连美国学者也感到非常悲哀，他们唯一的辩解只是我们建国之父不是这么考虑的，不是这么设计的，后人没有做好，美国民主制度退化。仅此而已。最终的代价还是要由美国人民、美国社会来承担，更不要说外溢到全世界的各种代价。
凤凰网资讯：在您看来，中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胡鞍钢：我觉得中国现在不是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问题是怎么搞？搞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未来体制改革涉及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就是要继续确保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我称之为“三化”，即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国家就会乱。现在看来，基本实现了“三化”。
第二是要继续解决好领导人的创新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后来的领导人又陆续提出了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科学发展等等思想理念，这说明他们不仅肯于学习，还善于创新，通过学习转化出创新理念。他们的观念创新带动了全党的创新，继而也带动了全国的创新。
第三，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强化集体领导体制中的核心体制，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没有集中是无政府主义，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是专制主义。西方有民主制没有集中制，所以出现了美国“否决体制”现象，总统提案，国会否决；民主党提案，共和党否决；共和党提案，民主党否决：诚如2012年奥巴马在总统国情咨文中所言，“华盛顿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本身就已经超越了西方。无论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还是医疗体制改革，在两个方面中美都有了不同的表现，也就有了不同的结果。
我1991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1992年克林顿上台做的第一件大事就让希拉里·克林顿组成一个庞大的专家队研究医改，这个团队里囊括了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公共卫生专家，但十几年后没有做成任何事，轮到奥巴马，仍然拖了好几年。但反观中国，一旦做出决策，在几年之间就构建了世界最庞大的医保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认识它的政治制度。中国学者对此的认识，我有两句话来形容，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想作为一个创新者，试一试、探探路，这也是我和王绍光老师持续20多年一直在做的事。这本是一个广阔的学术天地，但很可惜，至今仍有很多学者仅仅把外国的理论照搬过来，仍然是“传声筒”，仍然是“鹦鹉学舌”，仍然是“言必称希腊”。但仅仅做“传声筒”，是不可能了解美国，更不可能了解中国的。
我认为，集体领导体制还需要不断的进一步完善，而我们也看到了党中央它确实是在不断努力完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可以选择做建设者、检验者，也可以选择做批判者，但批判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改变、进步。我觉得批判、破坏一个旧世界容易，建设一个新的不那么容易，这个基本的过程和规律是不变的。我希望更多的学者进行专业的研究、深入的调查、在国际范围内比较。一种思想可能还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成熟。
我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派继承了邓小平的风格
凤凰网资讯：您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胡鞍钢：一个主义、一个主张、一个观点在中国适应不适应，要取决于三个检验，即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和西方灵光的东西，在中国是不灵光的；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不灵光的东西，在中国却很灵光。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检验”来检验，而不是用什么主义、什么理论来检验。
新自由主义本身在西方都不是主流派，可能在美国多一点，在欧洲就少一点，它只是西方几个主要思潮中的一个，如果把它拿到中国作为治理模式，就有问题了。我更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做的打造中国对外开放升级版，就是自由主义，强调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服务、自由出入境。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贸易体，马上就变成第一大贸易体，中国不谈自由贸易，谁谈自由贸易；不久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或第一大对外投资国，中国不推动投资自由化，谁谈投资自由化；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不推动经济全球化，谁推动经济全球化。
几天前《华尔街日报》还给我封了个称号，叫新左派领袖人物经济学家胡鞍钢，但我们既不是这个派也不是那个派，我就是实事求是派，这是邓小平的风格，我们继承了这个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