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他关于贫困和发展援助的观点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实际上，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已经演化成了发达国家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主导的援助体系的结构性的缺陷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角力。无论如何调整，这个体系都始终坚持着导致援助低效的框架要素和运行模式。这也是迪顿批判发展援助的主要原因。国际发展援助格局的变化等方面均能很好地呈现这个问题。
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格局变化
新世纪以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所出现的变化比以往更加深刻。
首先，虽然近年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经历了很多的调整和改革。这一改革是在西方国家内部、援助机构、受援国、公民社会以及其他各种力量的压力下发生的。发展援助的目标看起来也越来越"去政治化"，越来越趋同于全球公共价值体系，如减贫、环境和气候变化等。但是，指导发展援助的理论框架和作用发展援助的政治社会因素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发展实践固执地认为要获得有效的发展必须基于一个确保增长的优化的制度变迁，因此，只有发育出类似于西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特点。这一观点充分反映在最近风靡西方的著作《为什么国家会衰败》一书中，这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长期采用"发展干预主义"并强调"软的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是造成发展援助低效率甚至无效的深层次根源。
第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虽然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西方主导的通过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50多年里，接受国际发展援助总量最大地区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并未有明显的进展，大规模的援助从历史上看是失败的。这一事实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对国际发展援助的广泛反思。1994年，西方发展援助组织正式提出援助有效性的概念。2003年，西方对外援助决策者在罗马提出和谐援助概念，2005年，在巴黎提出了援助有效性议程，但是，这些概念和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还是局限在改善援助管理上，没有真正反思援助失败的根源;不仅如此，这些改革反而更加强化了所谓"制度变革"的干预作用，导致西方发展援助更加坚持援助附加条件的原则，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发育的能力当然，也应该看到，发展援助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也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对像中国这样的不同援助方式开始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明显的转变反映在2011年韩国釜山召开的援助有效性高级别会议，会议的议题由最初的"援助有效性"改变为"发展有效性"，这意味援助的改革不能只限于援助本身，更应该注重于援助的目标如何实现。
第三，西方经济持续不景气极大地限制了西方增加对外援助预算的能力。在过去十年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预算一直未能达到1970年代提出的占国民经济0.7%的目标，西方发展援助体系迫切希望补充性或替代性资源进入由其主导的体系。为了吸引更多资源进入，西方发展援助体系让出一部分"政治空间"，以便其他不同资源具有进入的合法性，2011年韩国釜山会议提出的"新的全球发展伙伴计划"就是这一框架的典型代表。
第四，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国际发展的传统格局，这不仅是因为新兴国家的经济能力，更重要的是其采用的发展方式，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与西方发展路径不同，中国采取了通过经济发展逐步诱发适应性制度变革的渐进式改革，特别是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了转型的成功。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国际发展合作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对西方长期热衷于按照自由主义原则改变制度，改善治理机制，而同时又无法获得高速经济增长和减贫的状况非常失望，他们转而对中国的发展方式产生极大的兴趣。二是西方深感中国发展方式对其发展意识形态统治的挑战。因此，西方对于中国参与国际发展事物的策略是：积极引入（activelyengage）和以全球公共价值规范加以限制。他们觉得中国受益于全球化，也跳不出全球化的约束。有的学者更是直言中国的对外援助直接破坏了西方国家推动良治、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和改善治理以及社会福利的努力。
第五，新兴国家采用的以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援助方式直接挑战了西方以治理为中心的援助体系。新兴国家以优惠贷款为主要方式的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无论在资金、技术还是交易成本方面都深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这种"硬援助"比"软援助"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其他与西方具有相同价值的国家，如印度、巴西，也都采用同样的模式，都宣称为"南南合作"，这就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从技术角度接受这种方式。釜山会议文件正式将"南南合作"列为发展合作的一种形式，通过积极引入的战略吸纳新兴国家进入西方主导的发展援助体系。
在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下，国际发展合作呈现了合作理念和实践方式多元化的格局，西方为主的发展意识形态和实践框架受到了挑战。国际发展合作治理结构中的单向"发达-不发达之间的援助-受援"二元关系演变成了" 发达-新兴-不发达国家之间合作"的多元关系。新的格局有望通过注入新的发展经验而改变西方为主的单一援助模式的弊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大的讲话和中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更是标志着国际发展援助多元共治时代的到来。
新世纪之前，国际发展合作议程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强调新兴国家作用的背后一方面出于借助"国际道德高地"绑架了国际社会和各种政治力量为其政治和技术议程买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延续过去一贯的方式维护以西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问题恰恰在于，这样则会使得援助的问题不断放大，援助有效性演变成全球问题无论从千年发展目标和形成过程还是刚刚通过的2015后发展议程都反映了这个问题。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借助"全球共识"平息国内对发展预算的质疑，同时可以更合法地规范其他国家的资源投入;另一个方面，可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执行千年目标的情况进行合法的审查，并作为其获得援助的条件。附加条件下的援助在"全球共识"下更加强化与隐蔽。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个框架，西方援助有效性差的罪责就有可能被永远地赦免，因为，一旦出现任何进展，那就可以说西方提供的援助是有效的，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同时，如果监测发现没有实现目标，那么就可以将原因归结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如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开支水平低、家庭开支水平低、市场资本投资低、国家对外贸易不平衡、贫困发生率高以及民主进展缓慢是导致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201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目标峰会上，很多国家倡议启动2015后发展议程的讨论。2012年7月，潘基文宣布成立了27人名人小组。2013年5月，名人小组发布了《新型全球合作关系：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并推动经济转型》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的基础。这一过程把千年发展目标框架演化成了2015后发展议程框架。
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充斥了不同的政治动机。
首先，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仍然延续西方"援助"型国际发展路径并依托路径依赖绑架各种发展资源，因此，2015后发展议程无法摆脱西方控制的轨道。名人报告建议的5大改革和12个指标体系和"亚迪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与1995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体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遵循被"全球公共价值"掩盖了的看不见的逻辑，即全球各国都应该有一个"人人都享有言论自由、结社、和平示威以及访问独立媒体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增加公众参与到政治进程、确保公众知情权以及减少贪污受贿"等确保良好管理的有效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是实现发展目标的基本条件。同时，这样的框架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 普世人权"的发展框架，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在新时期的再现。
第二，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为了自身生存的利益（由于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会依托其强大的知识研究力量从技术的角度维护这一基本框架;同时尽可能地让未来的共识更能够符合他们已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框架。这一框架就是未来的议程一定要符合他们在"硬"的和"软"的方面立项的条件。例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破基础设施的瓶颈，进入增长轨道;中国、韩国等很多国家的经验说明国家主导工业化政策至关重要，但是，这种发展制度不是西方定义的"好的制度"模式，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和知识来形成这样的干预项目，他们不可能做一个项目去培训非洲国家的政府像中国1980-1990年代那样围绕着吸引外资，不分白天晚上，不分周末假期开会解决问题。名人报告和"亚迪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没有提及这个创造了上个世纪到本世纪人类最大的奇迹的发展经验：中国的制度如何导致高的增长和减贫。他们在承认中国经验的同时，把成功归咎于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不可包容的制度，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中国发展模式在制度上的参考性，因为西方发展理论框架无法表述"为人民服务"等中国发展的制度要素。"亚迪斯亚亚贝巴行动议程"基本没有反映在制定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过程中对西方传统发展方式的意见，也没有充分体现对新发展路径的认可。是西方霸权的再现。
第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长期处于"援助陷阱"之中。2015后发展议程对他们意味着有多少援助资源流入他们的国家，除非中国和其他国家能提供超过发达国家的援助，否则，他们多数会成为这个议程的追随者。
最后，从启动2015后发展议程起，主要的批评是这个议程仍然是所谓的"援助者"驱动。他们提供主要的活动经费，主导了形成议程的知识产生，发展中国家都是被动的参与，而且议程的内容仍然假设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问题，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因此不是"全球发展"，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
在 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20国集团峰会上，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和阿联酋呼吁改变目前将可持续发展作为8个指标之一的范式，建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覆盖所有指标的前提。这些国家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提交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建议。里约+20文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决定在联合国大会之下设立由30名成员组成的开放工作小组，并由该小组研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指标提出的背后因素远远要比指标本身重要。如前所述，千年发展目标，甚至反映在名人报告中的有关2015后发展议程，仍然是针对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有关的政治磋商已经多次提出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不应仅仅针对发展中国家。因此，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初始动机是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应该包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部分。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时也受到绿色政治浓厚的欧洲和日本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提出，使得针对2015后发展议程的讨论出现了两个平行的进程，一是由潘基文秘书长任命的名人小组的工作，另外一个是联合国大会指定的开放工作小组的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两个过程提出的时间不同，各有侧重，内容差别不是很大，实际上驱动这两个过程的政治经济因素则是不同的。为了避免与可持续发展议程发生大的冲突，名人小组把可持续发展作为2015年后发展框架的一个部分，报告同时包含了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其他方面，但是名人小组并没有接受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体系。
联合国大会开放工作小组从成立到现在，已经召开了7次工作会议，就可持续发展的范畴、教育、健康和社会保护、粮食安全、包容性经济增长、人权和发展权、全球治理、知识分享、城市发展、气候变化以及减灾等主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很多内容虽然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框架讨论的议程相似，但是涉及到范围远远宽于 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范围。从开放工作小组启动到目前的工作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是否要和联合国2015 年后发展框架议程进行合并，相当多的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都呼吁这两个议程应该整合。
2015年9月25日-27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召开，大会通过了联合国首脑会议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成果文件草稿《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了17个到2030年完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式任命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高级名人小组和任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开放小组至今，国际发展机构为自己设定了到2030年的工作目标，并成功将这个目标转变成全球性的政治承诺。虽然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全球发展的挑战，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发展政治也从"社会发展"为中心转变为"绿色发展"为中心，也可以说，西方再一次成功地将自己的发展理念经过反复的妥协转变为了普世方案，西方中心主义将以"绿色"的形态继续影响全球发展。
无论全球发展议程如何改变，西方依然是发展援助的资金主要提供方，同时也是发展知识的主要生产者。虽然国际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西方力图将自己的发展伦理普世化的意图并为发生变化。
国际发展政治的绿色化虽然仍有西方发展的霸权影响，但是，从制定2015后发展议程开始，发展中家和反对西方传统援助方式的力量以及中国和其他经济能力较强的新兴国家就积极参与这个过程。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不仅拥有了成功发展的经验，也拥有了比较有力的发展资源。西方国家也积极认可新兴国家的经验。中国政府支持南南合作的重大举措以及与美国达成的发展合作协就是这一变化的象征。就如同迪顿所说的那样，要把发展援助更多地用在符合非洲利益的地方。只有从结构上改变国际发展合作的权力格局，发展援助的有效性才有可能改善。而这需要新的发展实践和以此催生的新的国际发展的知识和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