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巴黎响起的枪声震惊世界，引人注目的不仅是巨大的人员伤亡数字，还有恐怖分子“为了叙利亚”的叫嚣与远在中东的“伊斯兰国（IS）”对恐怖袭击发来的“贺电”。法国首都，缘何会因遥远的叙利亚而喋血？
一、殖民统治催生阿拉伯民族主义
实际上，法国是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渊源最深的西方国家。在殖民主义时代，法国建立了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殖民帝国。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发现，法国在全球的殖民地版图虽然小于英国，但在非洲却捞到了最大份额。除了东南亚的法属印度支那与孤悬于南美的法属圭亚那，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主体高度集中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法国的非洲殖民地
与英国人“帝国主义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实用主义态度不同，法国人认为自己承担着“文明使命”——既然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所创造的宪法和文明就是最优越和全球适用的，将它们移植进殖民地将会使当地人受益。
非洲的穆斯林人口比例
但在实际生活中，“同化只是一种幻想”。法国人作为征服者，一方面自诩法兰西民族为所有人类美德的保障者，“自由、平等、博爱”及《人权宣言》是放诸世界皆准的普世价值。同时又手拿利剑，将殖民地人民视同森林中的动物，置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显而易见这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殖民者同受过西方教育的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冲突变得愈来愈明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协约国背弃了建立统一阿拉伯独立国家的诺言，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肥沃新月”领地。法国于1920年4月被协约国最高会议授予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而英国获得了统治伊拉克、巴勒斯坦与约旦的“委任统治权”。伊拉克与叙利亚在1932年与1947年先后成为独立国家，而地图上将人文环境与自然地理完全相同的地区一分为二的叙利亚与伊拉克间笔直的边界线，至今仍昭示着帝国主义者留下的罪恶“遗产”。
英法殖民者在“肥沃新月”划定的笔直边界
把阿拉伯民族主义现代化、组织化的正是曾经留学法国的叙利亚知识分子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l Aflak），他的座右铭是“拯救阿拉伯民族是自己永恒的天职”。1933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后，他从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法国的安德列·纪德和罗曼·罗兰等人的自由思想中吸取营养。
1941年，他在叙利亚创立了政治组织“阿拉伯复兴运动”。1947年4月，在原来“阿拉伯复兴运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复兴党致力于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以及使阿拉伯民族摆脱内外压迫获得自由。
作为一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复兴社会党在“肥沃新月”各地纷纷成立支部，1947年到1948年，约旦复兴党成立，1950年黎巴嫩复兴党成立。到了1952年，伊拉克的复兴党也宣告成立。1960年代，复兴党先后夺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政权（结果两国的复兴党组织随后为争夺领导权而分裂），加上卡扎菲的利比亚与埃及，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俨然与亲西方的世俗国家（如突尼斯）与君主制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三分阿拉伯世界政坛。
但是，泛阿拉伯主义本身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它既是模仿性的，又对它所模仿的榜样怀抱敌意”。 说它是模仿性的，是因为它接受那种西方文化所确立的标准的价值。说它怀有敌意是因为他本身包含着一种排斥，即排斥外来入侵者和统治者。然而，它自己的标准又以模仿和超越这些入侵者和统治者为目标，他的奋斗目标“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俱是西方社会产生的理念。排斥被视为进步的障碍的祖传方式，却又把这种祖传方式当作身份的标志而抱住不放——叙利亚和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即主张政教分离，从阿訇手里夺取对人民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却又宣扬伊斯兰教信仰，自称不信仰宗教的萨达姆就曾把布什称为异教徒，还在伊拉克国旗上增加了“真主至大”的字样。
其结果就是，泛阿拉伯主义在冷战后的变局中实际已经破产，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与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在2011年相继倒台。两个复兴党政权更是成为西方国家的眼中钉，在小布什发明的“邪恶轴心”里双双榜上有名。2003年，英美军队只用20天就摧毁了萨达姆政权，并取缔了伊拉克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仅有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仍在大马士革苦苦支撑。结果，失去复兴党威权统治的伊拉克与叙利亚都迅速从表面上的现代国家退化成了以教派、部落为基础彼此争斗的中世纪状态。
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并不意味着亲西方的世俗国家的胜利，突尼斯与埃及的亲西方政权甚至先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受到冲击而垮台，而剩下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也仅仅是凭借丰厚的石油美元收买民众才暂时避免了覆灭的命运。
这时，在现实中找不到方向的极端分子的目光就转向过去，其鼓吹的“伊斯兰复兴”尽管内容五花八门，但其思想基础是一种主张复古、返朴、归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政治口号则是鼓吹建立一种以《古兰经》、圣训、沙里亚（伊斯兰法）为基础的理想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和伊斯兰秩序。
悍然复活了早已消亡的“哈里发”称号的“伊斯兰国（IS）”正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西方支持下的叙利亚反对派由示威游行升级成武力反抗，遂令叙利亚陷入至今未止的血腥内战，但所谓“叙利亚自由军”与阿萨德政府军争斗的结果却是“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渔翁得利，成为最大的赢家。
三、法国与文明的断层线冲突
“伊斯兰国”这个组织正在企图以现代手段实现中世纪的目标。尽管彻底否定了全部西方文明和价值观，但他们并不拒绝现代化的成果——用机械采油、用“脸书”在互联网发布恐吓视频，工业化的典型产品AK-47自动步枪更是成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标配。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里提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而“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与产生这些现象的西方基督教相比这些是更大的罪恶。在冷战后的文明冲突中，穆斯林则将对手视为不信神的西方”，这种现象在今日的西欧国家中，法国可谓首当其冲。
由于二战带来的巨大创伤，面对基础设施的重建、经济的复兴、劳动力巨大缺口以及法国开放有效的移民政策，促使外来移民不断涌入法国，在其中占多数的恰恰是来自北非原法属殖民地的穆斯林移民。如果没有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法国在二战后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重新扩张，更不会有法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辉煌三十年”。
时至今日，法国有500-600万穆斯林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0%。更具有黑色幽默的是，如果不是当年戴高乐将军冒着两次被刺杀的风险果断停止了愚蠢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放弃了这块法国最大的海外领土，而依然延续此前的法国宪法“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而不是殖民地）”的话，今天算上阿尔及利亚的4000万人口，超过40%的法国人口将是穆斯林。
但是，法国的立法可以接受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却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盖头的穆斯林姑娘。而在西欧国家中，法国已经拥有比例最高的穆斯林人口，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这会是法国而不是英国、德国抑或是其他欧洲国家不断受到恐怖袭击的原因吗？
或许这将是个没有解答的问题，即使是亨廷顿，最后也不得不认同“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参考文献：
郑家馨：《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