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域广阔，战略资源丰富，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既是麦金德“大陆腹地学说”中“世界岛”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也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中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②。在目前中国逐渐成长为地区经贸合作的领导力量，美国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俄罗斯、日本等战略力量政策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东亚的区域格局发生了何种变化？东亚地区范围内的大国战略、热点问题、安全经济合作进程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区域格局走势产生影响？中美正在积极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否会为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注入新的积极因素？
东亚区域格局历史演变与现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述“东亚”采用大东亚的概念，即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而将作为国际格局的子系统的东亚区域格局理解为，由中美日俄等地区大国和域内其他力量综合构成的基本结构及其互动特征。
东亚区域格局的历史演变。作为古代中国与地区国家间一种特殊的关系互动模式，朝贡体系缘起于先秦时代的分封制。③尽管这一体系的边界与朝贡国的数量不断发生变化，但由于中国在东亚的绝对优势地位，体系内部基本保持着“藩属—宗主国”关系。④在这种特殊的区域格局之下，国家间的往来缺乏正式的规则，更多通过“礼法”来维系；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形成一种“平等的双边关系”，体系内国家享有“实质的主权”。
进入近代，东亚格局的发展演变被裹挟在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酝酿与实践中。始于19世纪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得地区古老的制度模式被摧毁，东亚逐步被纳入到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及采取“脱亚入欧”的西化战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地区的霸权国家。伴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日本欲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的意图昭然若揭。⑤但由于“大东亚共荣圈”等构想包含的是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秩序观念，加之日本武力侵略的实现方式，它严重违背了东亚人民的意愿，给地区带来了灾难，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冷战的终结，使东亚格局迎来了一个以多边主义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国家彼此尊重主权又超越主权，成立了一系列地区性合作组织并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多样性，地区合作过程中主导国家的缺位，加之被地区国家普遍接受的“东亚观念”尚未形成等原因，目前东亚地区合作水平相对较低，地区格局构建与一体化整合任重而道远。⑥
东亚区域格局现状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区域化加速推进的国际大势下，东亚不仅与欧洲、北美一道稳居世界经济中心三甲之列，更由于地区强劲的发展势头使得世界地缘政治面貌发生深刻变革，国际权力中心开始出现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转变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东亚地区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后危机时代中美双方在经济实力与地区影响力上的此消彼长，而这也推动了东亚区域格局的重构。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与地区经济体系，经济保持着近10%的年平均增长率，体量迅速扩大。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积极融入并参与建设东亚地区经贸合作机制，改变了过去东亚经济由美国主导的局面，渐趋成为地区分工体系与经贸网络的中心。但中国经济在地区的影响力不仅没能有效提升中国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反而由于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地区原有力量对比，促使美国增强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介入力度。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东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2009年7月，宣布调整全球战略部署，“重返亚太”；2011年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即综合运用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参与并领导塑造地区多边机制以应对中国崛起。于是，当前东亚地区便形成了一种安全与经济相分离的二元复合式地区格局：安全问题更多围绕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其中竞争多于合作；而经济问题则更多依靠中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合作多于竞争。
在目前的东亚区域格局中，美国通过地区性双边同盟体系以及多边伙伴关系为地区许多国家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而中国则依托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东亚提供“发展”这一公共产品。⑦不过，美国提供的产品并不具有普惠性，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不能享受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其威胁。这一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二元复合地区格局，是中美实力此消彼长、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结构性矛盾在地区的直接反映，也间接揭示出中美未来的战略互动将对东亚区域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此外，在安全层面，除了美国主导的以竞争为主的格局外，还存在着区域大国合作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及核扩散威胁的亚格局，主要体现在朝核六方会谈上。从这个意义说，在安全上也是个复合格局。
影响东亚格局走势的主要因素及其发展态势
域内大国战略。在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主要基于中美俄日等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力量对比。因此，对上述域内大国的国家定位、地区战略利益以及基本地区政策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东亚区域格局的发展态势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推动地区稳定繁荣与一体化事业的发展。
中国。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对东亚格局的塑造能力会不断提升。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⑧，亚太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⑨中国天然地处于东亚的中心，该地区集中汇集了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舞台。⑩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对国家利益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正在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地区战略，以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为导向推进地区建设性合作。
首先，我国落实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推进东亚战略，编织与地区国家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使得东亚国家既得益于我国的发展，我国也能从地区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与助力。其次，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机制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的作用；加强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第三，大力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通过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积极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
美国。冷战结束以来，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霸权国与最大受益者，历届美国政府都将“维护霸权领导地位”“抑制其他国家试图挑战或谋求霸权的倾向”?视为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目标。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一部分的东亚战略，自然要服从于美国全球战略，并与之相互协调。面对以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地区格局终结后东亚呈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以及渐趋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格局，为防止美国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东亚的现实利益与主导权，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启动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推进“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
由于美国霸权是以其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实力以及优势地位为基础的，因此美国巩固与加强其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也是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东亚战略构架。?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加强与地区传统盟友的关系，保持在东亚的一定规模的军事存在，巩固既有的“轴辐”式地区安全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扩展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开展多层级军事外交活动等方式，加强与地区非盟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在经贸问题上，突出表现为美国对“二十一世纪高标准”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推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并试图重新主导地区经济整合进程。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上，积极推行“民主价值观外交”，试图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来打压和孤立中国。可以预见，美国介入亚太安全与发展事务，试图主导区域格局演进方向的努力不会减弱，但是鉴于其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特别是欧洲事务和中东事务的牵制，美国塑造东亚格局的能力趋于下降。
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但由于受困于乌克兰危机西方经济制裁以及全球范围内能源价格走低趋势，俄罗斯经济出现较为严重的衰退。在这种情势下，以恢复国家大国地位为目标的俄罗斯外交更加强调务实原则，“双头鹰”外交的实践中越发重视东亚地区，其东亚政策更趋务实，与东亚国家间的关系也更趋紧密。俄罗斯的东亚外交主要由以下几个重点领域：第一，将中俄关系作为东亚政策的重心，同时均衡发展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2014年中俄关系已经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新阶段，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近年来，日俄关系也发展迅速，日本正成为俄罗斯在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以及萨哈林2号等日俄间的能源合作项目也在平稳推进。同时，俄罗斯还积极介入朝核问题的解决，并将发展与东盟的合作作为东亚战略的又一支撑点。第二，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与一体化进程，力争改变在地区合作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处境。
日本。进入新世纪，由于地区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日本积极调整其外交走向与地区战略布局。目前，在东亚，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原有的地区政治经济版图被改写，中国和美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反观日本，经济增长缓慢，旨在通过货币政策扭转颓势的“安倍经济学”成效甚微，与之相应，日本的政治在经济影响下继续相对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国内保守派势力不断壮大，安保法案的通过使集体自卫权解禁已经成为现实。政治右倾化促使日本外交更具进攻性，并倾向于同中国争夺地区领导权。以同中国竞争为主轴的东亚战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续深化日美同盟，在密切安保领域合作的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TPP；二是积极推广“价值观外交”，通过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战略来孤立中国；三是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加强同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国家的关系。
域内次要角色。探讨东亚地区形成的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二元复合格局的发展态势，除了关注区域主要大国的地区战略与关系互动外，在东亚经济与安全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朝鲜半岛国家以及长期主导东亚地区合作的东盟也是需要考察的重要变量。
朝鲜与韩国。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特殊，按照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论断，“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与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朝鲜半岛两国按照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经济军事实力都只能在地区扮演次要角色，但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及其与大国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其在区域格局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小视。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朝鲜）方面，作为冷战的“活化石”，在2009年4-5月间和2013年2月进行了第二、三次核试验，已将“核拥有国”写入宪法。金正日病逝至今，尽管面临国际社会的种种猜测，金正恩政权已平稳运行近五年时间。但由于朝鲜政局、政策取向以及军事动向发展的扑朔迷离，朝鲜仍将长期作为影响地区和平的不稳定因素。大韩民国（韩国）方面，2013年2月朴槿惠宣誓就职成为韩国第十八届总统后，以创新型经济、国民幸福与文化昌盛作为其施政的三大目标。为配合上述目标的实现，在对外关系上更加务实，在继续以美韩同盟关系为核心的同时，积极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构建朝鲜半岛南北信任程序，努力改善朝鲜半岛关系，推动半岛和平进程。
朝鲜半岛两国的战略走向会直接影响东亚地区四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同时，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如果能够带动中日韩三边经济合作的深化并制度化，将会对地区经济格局和安全格局的优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比照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难发现，东亚区域合作并非由地区大国主导，而是由小国组成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主导，即所谓“小马拉大车”模式。
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东亚大国博弈与东盟积极追求的结果，同时东盟的独特运行方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开放式地区主义以及机制化发展为核心的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不仅符合了东亚地区大国关系复杂、国家间互信缺失的地区性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东亚区域化制度体系的面貌。在东盟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因其战略位置重要、经济体量较大，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外政策也颇为引人关注。
印尼方面，首位直选总统苏西洛2004年入住独立宫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仍在2008年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对外政策上，印尼奉行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同东盟其他9个成员国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均衡发展同各大国的关系，试图使印尼成为东盟的领导力量，使东盟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领导力量。菲律宾方面，虽然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菲律宾的国际形象排名有所下降，但经济表现却相当不俗，2013年更是以7.2%的经济增长率，名列亚洲第二。在菲律宾的对外关系体系中，以东盟作为依托，将对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近年来同日本加强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相互配合。越南方面，至1986年提出革新开放口号以来，经济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2010年GDP已达到2000年的3.4倍。在此基础上，越南力图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外交格局。自1995年加入东盟以来，在密切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成功推动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加入东盟，在东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牵制中国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越美关系发展迅速；而中越关系尽管面临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争议等问题，但在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东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层面，在安全和经济领域都呈现出积极的变化。
区域经济合作。1989年APEC正式成立，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开始起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改变地区经济形势的同时，也开启了东亚经济制度化合作的进程，即由单纯的市场驱动型向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导向型转变。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如火如荼。近年来，地区范围内出现了以美国为主导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东盟和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巨型FTA”合作构想。
在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的战略格局中，TPP占有重要位置。在美国的力促下，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智利、秘鲁、文莱这12国经过近五年的艰苦谈判于2015年10月就协议达成一致，实现成员国之间商品与服务关税减让，降低其他部门门槛，制定新的经贸规则。?同一时期，在东盟等地区国家的倡导下，RCEP合作框架协议应运而生，这一合作倡议涵盖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若能顺利推进，将形成GDP总量达23万亿美元的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贸易区。?虽然这两大机制在成员国构成上存在一定的重叠，并都认同将构建亚太自贸区作为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目标，但在表现出互补性的同时，更多是两者的差异为地区经济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东亚国家不得不在标准一高一低，以TPP为代表的美国道路还是以RCEP为代表的中国道路中进行艰难抉择，加重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大国博弈色彩。
区域安全合作。在东亚，由于国家间核心利益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多元化的安全观念，加之国与国之间在历史、领土（海）以及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与存在是一种必然。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海上安全以及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些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使得东亚成为当前世界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
不过也要看到，东亚地区在冷战结束后20余年的时间里维持了和平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地区国家围绕安全问题展开合作，并探索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目前地区范围内的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依托东盟建立的集中探讨区域安全问题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10+8”防长会；第二，针对具体问题而设立的多边安全磋商机制，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三，涉及到安全议题的综合性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亚峰会。
东亚格局的演变趋向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正效应。2013年，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就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明确宣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做出的“战略抉择”。
力图打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在基于中美双方实力对比、政策互动以及国际地区形势发展变化而形成的，被中美两国政策界广泛接受并积极构建的，存在可控竞争与广泛合作的一种国家关系。22可以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中美关系朝着更稳定、更有预期性的方向发展。23同时，中美关系新定位释放出的正向效应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融合发展、治理结构优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不冲突、不对抗”，在安全领域有效减少战略误判。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广泛存在的领土、领海纠纷，加之区域内残存的冷战遗产，使得东亚地区面临着因战略误判而被卷入大规模战争的风险。24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内涵就是“不冲突、不对抗”，这意味着中美两国会致力于避免出现以极端激烈的方式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局面。这在客观上会产生外溢效应，促使东亚地区各国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认知，确保地区国家不会因错误预期地区安全形势、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走向而轻率地采取军事手段来改变现状。
其次，“相互尊重”，在地区治理层面有效提升区域治理水平。长久以来，传统安全都在东亚安全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地区治理长期被忽视。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频发，在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威胁的同时，也推动着东亚地区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东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地区国家强烈的主权观念，使得形成的治理机制多以协商为主，缺乏约束性，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成效不够显著。因此，中美作为东亚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应秉承“相互尊重”的原则协调在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都存在较大差异的东亚国家，逐渐突破主权观念，通过建立更具强制力的治理机制，在中美双边关系治理与东亚地区治理之间实现良性平衡。25
第三，“合作共赢”，在经贸领域有效增加区域范围内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与地区经济发展与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地区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都大幅提升，这必然与正在进行战略重心转移，并力促在东亚贸易、金融与投资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的美国产生摩擦与分歧，也可能导致地区经贸分工体系的分化。但不容忽视的是，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赖，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在连续10年的时间里充当着美国成长最为迅速的出口市场。26因此，“合作共赢”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现实基础。中美在地区经济合作领域并非零和博弈关系，中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也不会危及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同理，中美在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贸易摩擦、市场准入、人民币汇率等，也将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入发展而以最小的代价得到解决，并在此过程中为东亚经济地区主义发展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区域格局走势前瞻。区域格局，作为宏观把握地区形势与走向的主要内容，作为国家制定政策与协调对外关系的基本依据，在具有客观性与稳定性的同时，也兼具可塑性与变动性。东亚二元复合格局客观地反映出东亚地区权力结构与中美之间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但同时，区域格局必定会随着地区战略力量变化而调整。
首先，东亚格局总体上将保持稳定。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分别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一国在既定时间内的军事实力以及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与其前期在军事领域的投入与积累紧密相关。27美国的军事开支长期以来维持在高水平，对海洋、太空等国际公域拥有较强控制能力，在军事科技领域具有超强实力，这些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加之东亚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受到来自美国的安全保护，自身军事实力以及维护本国安全的能力有限，使其短时期内在安全问题上难以摆脱美国的控制。28但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的长期存在，也使得体系外的国家处于一种不够安全的状态，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目前东亚安全领域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二是一国在地区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经济水平，更在于其经济发展潜力。目前，中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较高贡献率以及初步形成的地区贸易中心地位，但东亚国家尚未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形成强依赖，中国也未真正主导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
其次，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东亚格局有可能朝着更加优化的方向演进。东亚格局前景可期的演进方向是：在经济格局保持以合作为主的同时，安全格局不断增加合作的分量并逐渐转化成以合作为主，从而使二元复合格局为一元格局取代。有利于这种前景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基于这种前提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进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在结构不断优化、内需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增长势头，中国在地区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还将逐步提高，在经济格局中的中心地位还将不断稳固，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前景；与此同时，中国在安全格局塑造中的作用也将逐渐加强，这有助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安全格局的进化。
最后，东亚格局演进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制约。第一，难以形成地区领导核心。由于东亚地区特殊的权力结构，以及地区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多样性，使得区域合作进程中难以形成单一有效的领导权。美国和俄罗斯由于其“域外国家”身份，日本由于其实力不足以及“历史问题”，而中国主要是由于自身相对实力不足，都无法单一领导推进东亚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而各大国战略目标的差异又决定东亚地区很难出现欧洲那样的“法德轴心”局面。第二，地区认同构建缺失。东亚多数国家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相似的近代化发展轨迹，使得共同地区意识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地区内存在的历史问题以及区内国家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大地区大国在政策取向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上认识的不确定，为东亚地区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不少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第三，外部消极因素的影响。欧洲联盟（欧盟）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主要和最成功的一体化组织，其合作理念的确定、利益契合点的选取、政策工具的施行以及有效制度约束的建构，被封为区域化的发展典范。不过，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度影响欧元区的欧债危机问题，在反映出欧盟结构性问题的同时，也对全球范围内的地区主义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决定东亚格局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
基于对东亚区域格局的历史考察尤其是对目前地区范围内战略力量的实力对比与互动特征所进行的综合判定，本文认为目前的东亚区域格局是一个二元复合格局，其基本特征是：经济上以合作为主，安全上以竞争为主。具体来说，在经济合作上虽然存在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与东盟共同推动的RCEP之间的竞争关系，但是东亚地区各国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利合作关系，就是TPP与“一带一路”及RCEP之间，也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在安全上，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同盟体系虽然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却是以某种程度的战略对抗为前提的，同盟外的国家反而感到更不安全；虽然区域内国家在朝核问题以及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有合作，并且形成了一些合作机制，但并未改变东亚安全格局总体上的竞争性。
东亚区域格局如何变化主要取决于区域内大国战略走向及相互关系变化，同时，次要战略力量以及地区合作状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对区域格局变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突变，东亚格局总体上会保持稳定。不过，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会趋于减弱，各层面合作会加强，这对地区其他战略力量会带来示范效应。因此，东亚格局存在着不断优化的前景：以竞争为主的安全格局逐渐演进成以合作为主的格局，从而终结经济与安全二元复合格局。同时也要看到，制约东亚格局进化的因素仍然存在，构建东亚区域一元合作格局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对中国来说，在努力改善周边环境的同时，应着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事业的发展。第一，加强自身实力建设，更均衡地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第二，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释放其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正向影响。第三，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建设，为这一过程贡献中国声音与中国智慧。
注释：
①Halford John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42.
②[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③何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④崔丕：《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⑤陈玉刚、袁建华主编：《超越威斯特伐利亚？——21世纪国际关系的解读》，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
⑥张小明：《东亚共同体建设：历史模式与秩序观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1期。
7于震：《经济安全互动视角下东亚地区合作格局演变与中国应对》，《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⑧“亚太”作为经常与“东亚”交替使用的概念，如果在国际政治语境下做狭义理解，即环太平洋地区主要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地区，与本文所述“东亚”概念相近。
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10[日]毛里和子：《东亚共同体与中国》，《国际问题》，2006年第5期。
11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2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i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 81，2002.
13信强：《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14张学昆：《当前俄罗斯的东亚政策研究》，《西伯利亚研究》，2014年第6期。
15[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魏志江：《试论韩国朴槿惠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与朝鲜半岛局势》，《当代韩国》，2013年第1期。
17刘少华：《论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能力》，《当代亚太》，2007年第9期。
18王士录、王国平：《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19《美日等12国完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人民日报》，2015年10月6日，第3版。
20竺彩华：《东亚经济合作的新抉择：TPP还是RCEP》，《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2期。
21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
22Kai He，"Undermining Adversaries：Unipolarity，Threat Perception，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Security Studies，Vol.22，No.2，2012.
23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
24Christopher Layne，“Less is More，Minimal Realism in East Asia”，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1996，p.72.
25刘祖明、冯怀信：《东亚地区治理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ihdq/gi/bmz/1206_22/sbgx/。
27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28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