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CLHLS数据的分析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已经成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个迅速增长的人口群体。如何提升这一群体的福祉和健康，已成为人们日渐关注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学者通过探究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健康的因素来找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健康的途径。比如，有一部分研究就集中探讨了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健康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证明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健康有显著性影响。有学者指出：和成年子女一起居住能满足老人获得日常照料的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物质和情绪上的支持。因此，与他人一起居住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1］还有研究发现，与他人一起居住的老人与独居老人相比其死亡率要低。［2］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与那些独居老人相比也更少有抑郁等方面的症状。［3］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共同居住对老人的健康和幸福感有不利影响。比如说有研究者认为，共同居住可能会引发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冲突或其他消极的交往形式，进而降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4］上述的这些研究集中探讨了在西方社会背景之下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健康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得出了双向的结论。
在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相关研究发现共同居住对老年人的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例如，Li等（2009）发现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得分都较低；并且他们生活无法自理的几率更高且容易孤独。而与他人一起居住的老人自评健康较好。［5］Chen和Shot (2008)的研究发现, 与成年子女尤其是女儿一起居住的高龄老人自评健康最好，主观幸福感最高。而那些独居老人的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最差。［6］Wang等人（2014）的研究也发现，与成年子女一起居住的老人相较于独居老人心理更健康。但居住模式对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只存在于非婚状态的老年人中。［7］研究还发现居住安排对老人的死亡率也有影响。例如Gu等人(2007)发现，住在机构中的高龄老人的死亡率比居家养老的老人要高1.35倍。［8］有研究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养老机构常会阻断老人所在社区的社会关系网，而使得他们缺乏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也较少得到他人的支持。因而与家人同住的老人更健康。［9］目前仅有极少数研究发现与他人居住对我国老人的健康不利。比如Yang等人（1992）发现，由共同居住而导致的缺乏隐私和代际矛盾会给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10］焦开山（2014）发现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日常功能、疾病发生率以及死亡风险上都较独居老人差。但与家人同住能缓解他们的抑郁症状且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11］但也有研究表明与家人同住而产生的代际交换尤其是照看孙子女，可能会加速老人身体衰退的进程。［12］有学者对浙江省温州市301位老人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居住面积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居住安排。和他人一起居住在小户型的家庭中会损害老人的主观幸福感。［13］
综上，前人对居住安排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以及健康的影响有不同发现。具体到我国而言，多数文献肯定了与他人同住对老人主观幸福感和健康的积极作用。在丰富了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理解和认识的同时，前人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首先，这些研究没有解释居住模式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笔者认为找到这些机制是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健康状况的关键所在。第二，大多数研究在探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没有控制代际关系、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等重要变量。毕竟，居住安排只是老年人居住选择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和其他因素交互作用才有可能去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这些因素包括：成年子女和老人的关系、老人可以从成年子女处获得的支持、老年人和其他家庭成员互动的方式等。张震（2004）的研究就发现，子女提供照料的质量显著影响老人的健康。［14］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代际关系引入居住安排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当中。这样的尝试将帮助我们去更好地探索居住模式对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从而发现提升老人健康的途径。由于老年人群体涵盖的年龄段较长，而各个年龄段的子群体间可能存在差异，因而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本文对高龄老人的界定主要采用了国际上对老龄老人的界定标准。又由于健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探讨上。以下笔者将首先介绍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测量指标和方法。
一、数据，测量和方法
1.数据
2011~2012年CLHLS调查在中国23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和海南）中随机抽取了800多个县、市。样本几乎覆盖了这些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一半的县、市；样本区域代表了中国85%的总人口。2011~2012年的调查重访了2008年访问过的3802名男性老人和4603名女性老人（共计8405人），同时新增被访者1783人，包括801男性和982名女性。因此在2011年的调查中共有4603名男性和5585名女性。本研究选取的是85岁及以上的样本，因此共包含5205名85~114岁的老人。
2.测量
（1）居住安排
在本研究中居住安排主要分为3类：①与他人一起居住；②独自居住；③住在机构中。在做回归分析时，笔者将那些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居住的老人作为参照组，因为与他人一起居住代表了大多数被访者的居住模式。
（2）主观幸福感
CLHLS中包含了一些用于测量老年人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问题，包括：①您如何评价您现在的生活？②您总是看到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吗？③您现在和年轻时一样快乐吗？④您是不是经常感到紧张、害怕？⑤您是不是经常感到孤独？⑥您是不是觉得越老越不中用？⑦近两周或过去12个月中你是否感到悲伤、忧郁或绝望？⑧您是否对大多事情失去了兴趣，比如爱好、工作或其他类似活动？答案有五个选项，1代表总是或非常好，5代表从不或非常差。笔者将这一项重新编码，即1为最差，5为最好。
笔者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设置了3个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即问题1~3为积极情绪指标，问题4~6为消极情绪指标1，问题7~8为消极情绪指标2。上述问题被认为是互相独立的。这三个指标的值即为每组问题总分的相加。这样做的前提是每组组内变量测量的都是同一概念。这种处理方法减少了分析中使用的变量的数量，从而提升了回归模型的效力。在建立了这三个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后，笔者进一步使用Cronbach系数来评估被构建变量的信度。经检验，这3个指标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值分别为0.51、0.63和0.72，说明本文建构的这三个指标是有效的。
(3）代际关系的测量
CLHLS对老年人代际关系的测量主要包括如下问题：①您平时与谁聊天最多？②如果您遇到问题和困难，最先找谁来解决？③如果您有心事或想法，最先找谁诉说？④您生病时谁来照料您？这些问题的选项包括：配偶，儿子，女儿，媳妇，女婿，孙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其他亲戚，朋友/邻居，社工，保姆和无人解决。被访者需要从上述选项中选择三个。
基于以上4个问题，笔者生成了四个代表老年人与其成年子女关系的变量，分别命名为：“与子女交谈”，“向子女求助”，“与子女分享想法”和“接受子女照料”。如果被访者的回答包括“子女”这一选项，笔者就将变量编码为“1”，否则为“0”。在研究中，笔者将这四个变量分别引入回归模型当中。同时，运用相同的理念，笔者也将以上4个变量相加构建了测量一个代际关系的指标。并使用alpha值来测量这4个变量的内部相关性。结果显示以上4个变量的alpha值为0.68。这个较高的相关系数告诉我们，利用以上4个变量构建的代际关系指标是比较合理的。没有子女的被访者在代际关系指标中被编码为缺失值。
(4）控制变量
除了以上测量指标外，笔者还对一些变量进行了控制。这些变量包括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和民族，以及以受教育程度和2010年家庭的平均收入。另外，笔者还控制了老人的配偶是否在过去3~4年内去世。此外，笔者还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5=非常好，4=好，3=一般，2=差，1=非常差）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进行了控制。ADL由6项活动来测量（洗澡，穿衣，梳洗，室内活动，进食和上厕所）。本文将ADL作为一个二分变量（1=是，0=否）来处理。
2.研究方法
笔者使用描述统计和OLS回归模型来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回归模型中建立了居住安排和代际关系的交互作用项（interaction terms）。通过引入这一变量，笔者可以分析代际关系如何作为中介变量来影响居住安排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结果
1.我国高龄老人的居住安排
表1显示了2011~2012年样本中高龄老人的居住安排情况。本文从居住地，性别和年龄三方面来描述我国高龄老人的居住安排。当不考虑居住地、性别及年龄差异时，与他人同住是我国高龄老人主流的居住方式（约80%），而仅有不到3%的高龄老人在机构养老。具体来看，高龄老人在居住模式上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男性老人与其他家庭成员一同居住的比例略高，这可能是因为已婚男性的比率高于女性。因为与配偶一同居住也包含在“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居住”这一分类内。而女性在机构养老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就地域差别而言，城市老人与其他家庭成员住在一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老人。较农村高龄老人而言，有较高比例的城市老人选择在机构养老。总之，虽然
表1 中国85岁及以上老人的居住安排：2011-2012(略)
大多数老年人选择与家庭成员一起居住，但其居住安排因性别和居住地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些差异说明我们在研究居住安排对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有必要根据其性别和居住地的不同而将其界分为不同子群体。
2.对其他重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对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男性和城市老人较女性和农村老人而言表现出了较好的主观幸福感。具体表现在，男性和城市老人较女性和农村老人而言在积极情绪方面得分较高，而在消极情绪方面得分较低。当考虑到代际关系时，结果相反。女性和农村老人比男性和城市老人的代际关系得分高。具体到每个测量代际关系的变量，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比如说，超过半数的高龄老人不与子女经常交谈或是与子女分享自己的想法。但是有超过60% 的老人遇到困难时向子女求助或接受子女的照料。这说明我国多数的高龄老人在生活上依然依靠子女的照顾，但在情感上对子女的依赖却相对较少。另外，遇到困难向子女求助是老人对子女依赖程度最高的一项。男性和城市老人与子女交谈的比例高于女性和农村老人。而女性和农村老人则更倾向于（超过60%的样本）与子女分享自己的想法。男性和城市老人（特别是男性老人）在生病时接受子女照顾的比例高于女性和农村老人。可见在代际关系方面，男性和城市老人的特点更为相似，而女性和农村老人更相近。总之，在代际关系上，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别似乎大于城乡之间的差别。控制变量也展现了我国高龄老人的性别和城乡差异（见表2）。
3.回归分析结果
表3显示了对我国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操作化为积极和消极情绪）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3和5体现了在仅添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居住安排对我国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剩下的模型（模型2,4和6）则在添加了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还添加了代际关系变量，以及居住安排和代际关系的交互作用项。这样，模型2,4和6便可以体现居住模式是如何通过代际关系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回归模型中，笔者将“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居住的老人”作为参照组，比较了这些老人和独自居住或住在机构中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值得一提的
表2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国85及以上的老人，2011-12（略）
数据来源：CLHLS wave 2011. N=5,205.
是，结果显示，将测量代际关系的问题相加后获得的代际关系指标对我国高龄老人的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其消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说明良好的代际关系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是由于反映代际关系的指标与居住模式的交互项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笔者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交互变
表3 对居住模式和代际关系影响我国高龄老人积极和消极情绪的OLS回归分析：2011-12(略)
量的作用上，所以笔者决定将代际关系指标在回归模型中剔除，而选用单独的测量代际关系的4个变量，即与子女交谈、向子女求助、与子女分享想法、生病时受子女照料。这四个变量与居住模式的交互项也被引入了回归模型当中（见模型2,4和6）。
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民族，居住地，ADL（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年收入，自评健康和过去3年是否丧偶这些变量后，居住安排只对消极情绪而非积极情绪有显著影响。比如模型3和5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相较于与他人同住的老人，独自居住会使消极情绪指标1和2的值分别增长27%和8%。模型5显示，和与他人共同居住的高龄老人相比，居住在机构中的老人其消极情绪得分要上升13%。这些结果都表明与他人一起居住会明显降低老年人的消极情绪。另外，大多数控制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说明自评健康好、受教育程度高、居住在城市、已婚、有较高家庭年收入都会对我国高龄老人的积极情绪产生正向影响；这些因素也可以显著地降低老人的消极情绪。数据还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更倾向有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情绪。而生活无法自理是一个导致老人有消极情绪的重要因素。
在模型2，4和6中，笔者进一步将代际关系以及代际关系与居住模式的交互变量引入模型，同时保留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良好的代际关系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积极情绪，减少其消极情绪。具体来看，常与子女交谈使被访者的积极情绪提升了19%，而经常向子女求助也能将老人的消极情绪减少24%。另外，部分居住安排和代际关系的交互作用项在预测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时作用显著。例如，模型2显示，常与子女交谈和老人生病时能得到子女的照料可以将独居老人的积极情绪值提升17%（.38-.21）。模型4显示，有子女常常交谈可以将独居老人的消极情绪值降低19%（-.56+.37）。对于那些住在机构中的老人，在生病时有子女照料可以将他们的消极情绪值降低128%（.34-1.62）。模型6强调常与子女交谈能分别将独居老人和住在机构中的老人的消极情绪值降低2%（.12-.14）和41%（.08-.49）。这些发现说明居住模式可以与代际关系交互作用去影响我国高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三、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居住模式如何通过代际关系去影响我国高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与他人同住有利于促进老人的积极情绪，减少消极情绪，进而提升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但代际关系可以与居住安排交互作用去影响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要表现在：独居或机构中的老人如果常与子女交谈、生病时有子女照料，则居住模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减弱。良好的代际关系能减少老人尤其是独居和住在机构中的老人的消极情绪，提升他们的积极情绪。第二，不同形式的代际互动对我国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同。与子女交谈和生病时受子女照料较其他两个代际关系的变量而言对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三，我国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也受到其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处于非婚状态、居住在农村、家庭收入低、健康状况差和生活无法自理的高龄老人更容易有消极情绪。
随着空巢家庭的增多，由家庭成员能提供给老人的非正式照料也变得越来越少。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老年人选择独居或在机构中养老。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独居或在机构中养老是否一定会损害老年人的健康并削弱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发现，答案既是肯定的又否定的。是肯定的的原因是因为本文和过去研究都发现，脱离与他人居住的环境会降低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是答案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本研究也发现，有其它因素（例如代际关系）可以与居住安排交互作用而降低独居或机构养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这一发现说明了代际关系在提升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健康状况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因而笔者倡导今后养老政策的导向以增进代际关系为重心。政府和社区不光要鼓励成年子女对老人提供照料，同时也应该提倡老年人对子女的付出以增进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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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管理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该调查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233001和71110107025），NIH(R01AG023627)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联合资助。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5YJC840047）;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2014CXTD03）;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ZFG84001）;中国政法大学人口学课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教改立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