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未富先老。”3年前，人口学家蔡昉做了这么个预言。信从者不在少数。
过去65年，中国人均寿命从35岁增至75岁，翻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育率却陡然下降。人们担心人口老龄化将拖垮经济。2014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中国人口的15%，根据人口学家的估算，这个数字到2050年将翻番，老龄人口达到4.5亿，约占全球老龄人口的1/4。同一时期，人口中值年龄将从35岁飙升至46岁。
有专家据此勾勒了一幅惨淡前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退休年龄，国家的生产力将每况愈下，经济不断下行。进而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无力支付养老金和其他养老费用。如是恶性循环，最终令中国无法招架。
但如果仔细看数据的话，你会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糟。一则，虽然工作年龄人口不断缩减，但中国的就业率和就业人口的生产率一直稳步提升。二则，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建立和完善老年人民生方面的法律和政策。200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示意，老龄工作已成为政府工作重点；2009年，北京启动“新医改”；2013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数年的修订后开始实施，要求建立全面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简言之，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并非毫无防备。
当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需要做的还很多。比如，中国必须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确保日益缩减的劳动力人口的生产率水平；必须持续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同时缩小城乡差别。此外，中国还得着手应对1979年以来实行的“计生”政策带来的副作用——独生子女（1人）将面临父母（2人）乃至祖辈（4人）的养老负担。同时，一套专业的养老服务体系必须建立起来，以免“养老”成为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再见，人口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适逢人口发展的黄金时期：拥有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和相对少量的被抚养人口（老人和儿童）。1970年代以来，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一大批人相继进入劳动年龄，与此同时，生育率持续下降（拜“计生”所赐），老龄人口则因为早些年的饥荒和医疗条件欠佳而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样的人口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助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1980-2010年间，中国靠着似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取得了高达两位数的GDP年均增长率，并一举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人口红利”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人们担心，一旦人口红利消失，所谓“中国奇迹”也就结束了。而未来20年，中国“婴儿潮”出生的那一批人将年届花甲。从地域上来看，人口老龄化呈现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快速递进的趋势。30多年的计生政策执行下来，加上妇女受教育程度及就业率不断提高，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统计，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不及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只有1.7。近年来，中央着手放宽生育政策，允许“单独二胎”，但效果不明显。根据《华尔街日报》2014年5月的一个报道，约1100万个“单独”家庭中，仅有27.16万个打算生二胎。
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中国劳动力的未来似乎不容乐观。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劳动人口已经开始“萎缩”，从2011年的9.4亿人下降到2014年的9.16亿人。人们担心，劳动力不足将拉高平均工资水平，进而降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竞争力，致使这些产业向正在经历人口红利的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如印度、印尼和越南）转移。
其实，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劳动人口缩减并不自动等同于“不足”——就在劳动人口缩减的同时，中国的就业率不断提高。2014年，中国的实际就业人数为7.725亿人，较上年增加了280万人。如果中央出台更多加快户籍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加大农业机械化的投资等政策，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力选择进城打工，适逢中国制造业由沿海向内陆转移，他们甚至无需远离故土。
就业率的上升还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达到退休年龄的个人选择了继续工作。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男性60岁，女性50或55岁——依平均寿命推算，中国人在退休后还有15-20年的时间要打发，其中一些人选择返聘或再就业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年3月，北京方面表示将制定延迟退休的方案。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如果将男性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则到2020年可多“存下”4150万的劳动力。当然，延长退休年龄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由于（外）祖父母无暇照顾儿孙，影响到孩子的母亲的就业率和工作效率。
就业率上升的同时，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及生产力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中央政府每年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达2500亿美元，目标是到2020年时“生产”出1.95亿个大学毕业生——决策者们希望通过普及教育的方式，提高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科创中心”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着手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将教育资源更为均衡地分配到城乡各地，不浪费任何人力和人才资源。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人口老龄化带来两方面的挑战——除了上文所说的“劳动力萎缩”，还有就是“养老”。在社会养老及医保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家庭承担了大部分的养老负担，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赡养老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07年中国家庭的医疗开支八成靠自掏腰包，是以不少家庭都抱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对于正在经历人口结构转型的经济体而言，如何养老是一个大问题；而在中国，这问题来得尤为尖锐。近年来，中国推行系列改革，强调拉动内需，希望为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引擎。但中国人却始终更热衷于储蓄而不是消费——1995-2005年间，中国城市家庭的储蓄率（相对于可支配收入而言）从17%增至24%。这与中国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规范的投资渠道有关，存钱防老/养老在所难免。说白了，在养父母和支持国家经济发展之间，中国家庭只能二选一。
所幸中央对此并非浑然不觉，最近几年大手笔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保险机制。2009年，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中国政府养老仅涵盖不到30%的成年人。同一年，北京推出“新农保”试点，首次将政府补贴覆盖到城镇之外；2011年又启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准许城镇非从业人员“入保”。从统计数据看，上述试点都取得了成功。根据非政府组织“国际助老会”2013年的报告，2009-2012年间，中国“入保”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人口占比的55%。该报告指出，2012年约1.25亿的中国老人领到了养老金——占60岁以上人口的60%。
当然，仅仅60%是不够的，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估，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到2050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128万亿美元。根据社科院学者郑秉文的调查，有关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不得法，造成过去20年来高达几十亿美元的亏损，仅有1.6%的养老金用于增值投资或证券化了。而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近半的地方省份无力支付退休金，需要依靠中央财政，进而加剧了中央财政的紧张。
此外，就养老而言，中国存在惊人的城乡差距——据社科院2012年的一份报告，城镇居民一年可以拿到约2.09万元的养老金，而农村老人则只有区区859.15元，相差24倍。为此，国务院于2014年推出一项改革，宣布到2020年建成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矫正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
至于医疗保险，近几年一直是关注的焦点。2009年，中国推出宏大的全民医保方案，重点解决农村人口、待业人口和农民工入保看病的问题。方案由中央及地方财政支持，建立完善城乡居民个人年均缴费90元/年参保的医疗保险，涉及门诊、医药费、及住院费用。如此宏大的方案绝对不会是完美的，比如中国的医保体系风险分摊呈碎片化，对风险的抵抗能力有待改善，但它取得的成就同样无可否认——到2011年，已有95%的中国人加入医保，不但有效减轻了家庭存钱防老/病的压力，也改善了劳动力的健康状况进而提高了劳动效率。
百善孝为先
在全国范围推动并实施养老及医保改革，中国只用了十年时间，无论是从政策创新还是政策执行的角度看，都堪称典范。不过，中国政府并不打算取代家庭在养老问题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宪法明文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更是反复强调传统的 “孝道”。2013年起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2年修订）写道，“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而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则只是作为家庭的支持和辅助。
不过，有人怀疑，年轻一代是否还愿意并有能力照顾他们的长辈。文章前面也提到过，“婴儿潮”一代之后就是“计生”一代，也就是说，独生子女一人要负担父母两人、甚至祖父母四人的养老——负担似乎较过去更为沉重了，不是吗？其实不然。即将老去的“婴儿潮”一代受益于国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总体上身体素质比他们的父母要好得多，经济上也基本自足，也就是说，他们并不需要子女太多的照顾。反过来，子女可能更依赖于他们——“婴儿潮”一代在退休后承担了照顾儿孙的责任，对家庭的贡献可谓不可或缺。
但是养老单单靠家庭是不够，家庭需要社会，尤其是社区的支持。为此，中国早于2001年就推出了一项“星光计划”，在各地建立为居家养老服务的社区站点。根据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该计划投入21亿美元之巨，2005年在全国建起3.2万个星罗棋布的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社区站点。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正在着手建构长期护理体系，比如，在一些城市街道和社区搭建“虚拟养老院”，有需求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养老热线预约居家照料服务。
未来，中国的“养老”，尤其是长期护理这一块，依旧任重而道远。比如，专业看护的供给不足，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方面的缺口会越来越大，而相关培训实训还没跟上来。又比如，农村“留守老人”因为子女进城打工，已经丧失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诸如此类，政府和社会机构都应该做预案，并及时想办法 （比如互助养老模式等等）。
孟子有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一种源于家庭却又超越了家庭的“孝”，也是中国式养老的伦理归依。过去十几年，中国未雨绸缪应对有方，未来十几年，倘若能本着这一原则继续前行，则中国在变老的同时，也会变富。
注：本文英文版题为“China Will Get Rich Before It Grows Old”，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2015年5月/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