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必须超越短期的、扰动性的和局部的现象层面，着眼于主导性的趋势和宏观层面。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长期走势的宏观背景和基本格局，指明了对我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的基础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立足点。
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存在诸多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因素。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削弱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负面影响仍在，但总体上全球经济正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虽然有人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态势为依据提出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趋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有利于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这当中蕴含诸多发展机遇。201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5%。其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1.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4.5%，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5.8%，而低收入国家则实现了6.2%的平均增长。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中，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赢得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
从全球科技发展趋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为我国实现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我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处在资源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换过程中，具有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有能力利用好当前科技革命孕育期，赢得先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同时，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后发优势，能够从现有科技成果存量中获得很多产业机会和增长动力。综合运用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将有力推动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创新发展。
从我国自身发展潜力看，仍然具有中高速水平的潜在增长率。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渐式微，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必然意味着增长速度换挡，表现为潜在增长率及实际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由于我国具有坚实物质基础、庞大人力资本存量和广阔发展空间，即使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仍将位居世界前列。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机会是广泛存在的。我国还存在诸多体制性因素，妨碍挖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因此，旨在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可以带来巨大红利，并直接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决策部署，将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发展红利。从对外开放看，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对外开放措施，有助于在合作共赢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从国内供给侧改革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可以稳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有利于在一代人之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深化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利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国内需求侧改革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共享发展等举措，将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潜力，均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推动宏观经济再平衡，增强国民经济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