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是一个区域概念，更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其核心区包括了西亚地区的12个阿拉伯国家、横跨亚非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以及西亚的伊朗、以色列、土耳其。
除此以外，因为历史因素，在其核心区外围形成了边缘区。
中东的边缘区包括了非洲地区除埃及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南亚地区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扼守印度洋与太平洋两洋要冲的印度尼西亚、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地区、以及欧洲巴尔干半岛上的伊斯兰国家与地区，即阿尔巴尼亚、波黑联邦和科索沃等。
中东的核心区与边缘区通过长时期的互动，塑造和影响了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文明的发展。
近代以前：
中东地区的核心与边缘
在近代以前，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开创性地建立了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帝国核心区的波斯人对于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南亚、东亚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位于边缘区的摩洛哥，则在塑造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同样是位于边缘区的中亚地区，在10世纪之后与核心区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信仰了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一部分因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雇佣兵而迁徙到了中东地区的核心区，成为了决定阿拉伯帝国走向的军事首领，甚至在帝国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上建立了数个突厥王国，直至14世纪，建立了改变整个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版图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建立和扩张的后果之一，就是进一步扩大了中东的边缘区，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居民，迫于政治及经济压力改信了伊斯兰教，如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等。
尽管在世界进入近现代后，中东伊斯兰政治体系的版图不断缩减，但是伊斯兰文明的版图已经形成，中东地区的核心区与边缘区、以至与更为广阔的伊斯兰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等）以朝觐为纽带，在宗教和文化层面保持着长期的交流。
二战后：
核心区试图重新主导边缘区
二战后，中东地区摆脱了殖民统治，至少从制度和器物层面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位于核心区的埃及、沙特、伊拉克、伊朗等国试图重新塑造近代以前的中东地区版图，但遭到了美国、苏联等世界大国的全力阻击。
自从纳赛尔上台后，埃及就试图以“泛阿拉伯主义”为旗帜，在中东地区谋求更大影响，自近代以来不断分裂的中东，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难能可贵的统一趋势，即1958至1961年间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但“泛阿拉伯主义”因为以色列在核心区的存在而趋于失败，埃及在阿以战争的屡次失利消耗了其主导这一地区的能力。
沙特阿拉伯对于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则是基于伊斯兰世界的朝觐制度与大量的石油美元。在较为松散的朝觐机制之上，沙特推动建立了伊斯兰世界联盟与伊斯兰会议组织（即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前身），并通过石油美元的对外援助，为自己在伊斯兰世界内赢得了不少坚定支持者，如位于边缘区的巴基斯坦等。
伊拉克占据了中东地区地缘位置、农耕条件、能源储备、历史积淀最为优越的位置，在冷战期间也表现出了对该地区强有力的支配意愿。萨达姆通过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以及在两伊战争中的浴血奋战，试图唤醒中东地区国家对于伊拉克在伊斯兰文明史中至高无上地位的记忆，从而为中东核心区与边缘区的整合奠定基石。
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中，伊朗最为特殊，波斯民族并非中东核心区的主体民族，什叶派也不是伊斯兰世界之主流。但1979年后，政教合一的伊朗更多地以自身政治体制为范本，从而超越了民族与教派的限制，向伊斯兰世界输出，并在相当多的国家中获得了肯定与支持，如位于非洲地区的苏丹等。
就整体而言，由于美苏两极格局的存在，二战后中东核心区对边缘区的主导并不成功，但是核心区国家仍然成功地将“中东地区是一个整体”这一观念植入到该地区的边缘国家，从而为冷战后中东地区局势的变化发展确立了基础。
冷战后：
边缘区转向制约核心区
冷战在行将结束之时，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东核心区的主要国家之一伊拉克试图主导地区局势的图谋，以失败告终。但在中东的边缘区，力图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甚至通过暴力方式而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变革的趋势则愈发显著。
在位于中南亚地区的阿富汗，塔利班上台执政，不仅培育了后来网络遍及全球的基地组织，也将塔利班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巴基斯坦。
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在1991年赢得了议会选举。苏丹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执政的全国伊斯兰阵线先后举办了3届阿拉伯与伊斯兰人民代表大会。当阿拉伯世界反西方的旗手纳赛尔、萨达姆先后离世和受到制裁后，手握石油美元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开始谋求在中东地区更多的话语权。
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共和国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挑起了两次旨在分裂的车臣战争。
在巴尔干半岛，1992至1995年，波黑境内的穆斯林与塞尔维亚人发生激烈冲突，波黑内战共造成了20余万人死亡，超过200万人沦为难民。1996年，阿尔巴尼亚族激进分子成立武装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分离运动。巴尔干半岛的两场内战，均将中东核心区的国家卷入，除了政治支持外，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给予了波斯尼亚族、阿尔巴尼亚族大量的资金援助。
冷战后中东边缘区日趋活跃的态势在2001年9月11日，被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扶助下的基地组织推向了新的阶段。这次发生在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恐怖攻击行动，不仅殃及边缘区的发展，也将中东核心区国家“拖入”了美国反恐战争的计划图。
“9·11”之后，尽管中东边缘区的伊斯兰复兴势力在美国的军事入侵和经济制裁下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伤，但是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边缘区对核心区制约的状况。
随着边缘区人员的全球流动，国际社会甚至以边缘区的状况来认知整个中东地区的特性。2003年3月11日马德里火车爆炸案的主犯来自摩洛哥；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爆炸案，涉案人员是巴基斯坦裔；2005年在丹麦发生的穆罕默德漫画事件后，边缘区对此反应的激烈程度甚至也超出了核心区，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在巴黎举行游行，南亚穆斯林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进行了抗议示威，巴基斯坦国内的示威者与巴警方发生冲突，焚烧了美国肯德基快餐店和一些电影院，并造成数名抗议者丧生，而印度尼西亚的抗议人群则洗劫了丹麦大使馆所在的高层建筑大堂。
2010年后：
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密切互动激化了中东乱局
2010年12月，“阿拉伯剧变”最先爆发于中东边缘区突尼斯，之后利比亚发生的内战与政权颠覆更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引起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在核心区，埃及历经了数年的“街头政治”，叙利亚内战燃起近4年却仍难见和平的曙光，也门在政权更迭后部族冲突此起彼伏，此外，土耳其、巴林、约旦也一时出现了社会骚乱。
几乎与此同时，2014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中东核心区伊拉克开始崛起，不仅与伊拉克政府军、库尔德人武装进行交战，而且参与了国际势力角逐中的叙利亚内战。此外，该组织在近期重点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平民的暴恐袭击，其在埃及西奈半岛的分支机构声称对10月31日发生在西奈半岛的俄罗斯坠机事件负责；11月12日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炸弹袭击，是冷战后贝鲁特发生的最严重暴力袭击事件；紧接着又在11月13日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巴黎爆炸枪击事件。在中东地区的边缘区，巴基斯坦塔利班、利比亚的极端组织等纷纷效忠“伊斯兰国”组织，乃至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与东南亚地区菲律宾的两支反政府武装也先后宣布效忠。
在边缘区与核心区对动荡、冲突、战争的反复相互构建中，难民问题不仅成为了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紧要问题，而且外溢为了欧洲国家密切关注的焦点。
长期以来，欧洲的中东难民多来自于边缘区——北非地区，叙利亚内战爆发和“伊斯兰国”崛起后，核心区国家叙利亚、伊拉克也产生了大量难民，于是前往欧洲的中东难民不仅是通过地中海进行偷渡，也开辟了经土耳其从陆路前往欧洲的途径。
这不得不使欧洲国家重新将中东地区所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在今后更加客观地认知中东地区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如在制定其北非政策时也要考虑西亚政局连锁变化后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应借助中东“核心与边缘”互动改善周边安全
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成为了中国外交的核心词，而中东地区作为“一带”与“一路”的交汇点，也得到了相应政策的重视。但是中东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并不只拥有“交汇点”这一个关键词，同样重要的，是其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构建出了一个可以外溢到欧、亚、非三大洲的地缘政治板块。
这一地缘政治板块不只扼守着苏伊士运河、波斯湾、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经济与军事咽喉，更因其以自成体系的伊斯兰文明横亘在欧、亚、非三大洲的广阔中部。
中东地区作为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和当代伊斯兰思想的策源地，通过朝觐、教义习得、伊斯兰教跨国组织等途径，对当前的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均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旅居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也日益成为了欧洲各国政府日益“关照”的群体。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与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对接，不仅能够促进该地区国家发展，而且能够借助“核心与边缘互动”这一伊斯兰文明的网状传播方式，通过“正本清源”的策略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态势，并为中非合作、中欧合作开辟新的空间，从而为“一带一路”的整体推进做出重要贡献。
“中巴经济走廊”的战略深意
巴基斯坦尽管处于中东地区的边缘区，但该国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框架内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国家之一，依然在中东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随着20世纪90年代核武器的获得，巴基斯坦成为了伊斯兰世界中唯一的核国家，并由此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内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阿富汗战争后，大量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原本动荡的政局变得更为混乱，其西部、北部的极端武装组织骤然猖獗，巴基斯坦在伊斯兰文明体系中转化为了极端思想与暴力的输出国。如果巴基斯坦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核技术、核武器通过伊斯兰网络输出到极端分子手中并非不可想象，中国作为巴基斯坦的邻国也会受到其害。
由此可见，在中巴拥有长期友好历史的基础上，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管是从中东地缘政治板块的稳定、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还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等角度来看，都是有着战略深意的。
此外，“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丰富了中国与中东地区的交往渠道，除了在能源和经济方面的合作更为便利，中国与中东地缘政治板块、以及伊斯兰文明圈的互动也将更加具有全球性意义。
中国的中东外交还应纳入印度洋
长期以来，中国对中东的思考大多集中在该地区的陆上国家，忽略了“海洋”也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特质之一，而正是在“海洋”特质的推动下，“阿拉伯人”与“中东”开创了印度洋文明的历史。
中东核心区的阿曼，恰好处在印度洋经济圈的中点，在19世纪时，擅于开拓海洋的阿曼人甚至在非洲的东海岸建立了连接中东与非洲的印度洋国家，直至今日，濒临印度洋的非洲传统城镇都是以穆斯林居民为主体。
而在印度洋的东岸，印尼的亚齐作为伊斯兰文明在东南亚地区的堡垒，见证了伴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商业活动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甚至在印度次大陆的南端——斯里兰卡，该国最早的港口科伦坡也是由阿拉伯人所建立。
冷战后，印度不断诉求自身在印度洋的利益，却有意避开了中东地区国家对印度洋经济开发的历史性贡献，并将国际社会对印度洋的关注点由“中东”转向“南亚”，更为确切的说的是引向“印度”。但与印度相比，位于非洲之角的阿拉伯国家索马里、吉布提、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曼、也门、以及扼守印度洋与地中海的埃及、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咽喉的印度尼西亚，均在印度洋海域具有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国家利益。而这些国家，皆属于中东地区（核心区或边缘区）的范畴。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必须认真考虑印度洋对于该地区国家的重要意义，从而“陆海齐进”推动中国的中东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