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成功进入SDR，这将极大推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促使国际社会更多购买人民币资产，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吸引外资、扩大贸易，也能助力资本走出去，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跃”。
笔者认为，人民币入篮，不是SDR给了人民币一个面子，而是人民币为SDR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关键动力，来拯救这个失衡和岌岌可危的老旧国际货币体系和几乎陷入停滞的全球化3.0。
为了加入SDR，央行也是蛮拼的。今年10月，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人民币被再次推到人们的眼前。“央妈”不遗余力地为11月人民币评估SDR做着最后的冲刺。
加入SDR意义重大。以积累国际原始资本和发展中国制造为目标，过去受益于尚未完全开放的资本项目交易、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受到的国际金融市场冲击相对可控，这也为中国制造和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创造了环境。但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竞争烈度日益提高，发达经济体去杠杆等因素导致外需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加上国内经济以内需为导向的转型与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这套老模式的有效性会显著降低，而且其维护成本已逐渐大于收益。
而从对外利益交换的角度出发，是理解人民币国际化逻辑的最佳切入点。
经济上对外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是在全球化的生产分工、贸易交换和资本交错中，各经济体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最大利益的基础。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危机前，中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通过技术引进和追赶，并加入美元驱动的全球化分工，中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危机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进程，外需不能再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主驱动力，老模式弊病越发明显，中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海外出现的技术并购、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源获取的机会。
持续的内外利益交换模式必然是共赢的。全球化体系造成的相互依存背景下，中国面向世界的战略应会遵循几项原则，包括市场开放、公平公正、互利合作、全球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如果说中国加入WTO[微博]是实体经济部门与全球分工体系深度融合的话，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中国金融体系与全球接轨的过程，其实质是中国在全球货币辐射范围的扩张和中国在全球化大图景中话语权的提升，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对外政策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化为积极布局。
目前，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
这种矛盾在当前美国退出资产购买计划(QE)、开启美元加息预期后更加明显：全球主权货币、风险资产和大宗商品在强势美元的压制下进入“凄风苦雨”的时期，新兴国家尤其是资源型国家的货币贬值达到30%左右，股票下跌近乎腰斩，大宗商品几乎崩盘，价位重回到几十年前。因此，摆脱对一国货币的过度依赖、追求一个多方制衡的稳定的国际货币锚，成为许多国家的诉求。
事实上，SDR体系的存在本来的确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但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解决了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问题，SDR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从而避免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人民币加入SDR除了能彰显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外，还可以显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增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接纳并遵守国际的游戏规则，可以“倒逼”中国国内的改革和转型。无疑，随着人民币进程的加快，“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下中国的优势产能输出将会顺畅许多。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人民币，使得央行在美元外汇储备减少时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为未来的汇率改革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不难发现，只要保持对外开放、接受国际通行的规则和玩法，国内的发展就可以与国际接轨，并借此获得提升与进步。
人民币加入SDR后，自然会有更多对于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资金会流入中国。但施行QDII2及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特别是在今年美联储即将开启加息周期之时，又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外逃，因此守住汇率、守住经济底线，抑制资产价格泡沫非常重要。作为技术支持，我们建议货币当局提前行动，包括降准提高乘数，DQE(定向量化宽松)补充基础货币等，同时主动预期管理和与市场进行充分沟通都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