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深化,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更多的重视，并使马克思主义者更有信心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
本文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理论解释战后资本主义。欧内斯特· 曼德尔是不被战后繁荣所迷惑而能够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战后资本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重要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这样表达他的分析方法，他说：“正如列宁只能在《资本论》的基础上来发展他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以证明控制着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我们在今天也只能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基础上来试对晚期资本主义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它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1]笔者所秉持的立场和方法与曼德尔是一致的，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的判断是对的，但是这些基本趋势通过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发展出了新的表现形式，通过分析，当代垄断资本的变与不变能够统一起来。
垄断资本与战后繁荣、滞胀危机
一、列宁的垄断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
垄断资本理论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基，他们论述了资本集中的必然趋势，同时指出，在资本集中过程中出现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既有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积极进步作用，但是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列宁建立了完整成熟的垄断资本理论。在二战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垄断资本理论包括如下要点：一、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越来越集中化，对行业的全国性垄断形成；二、大银行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控制一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三、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对全社会的垄断控制，不仅没有使资本主义变得更有组织和计划，反而加深了危机；四、金融资本都力图占有更多的殖民地，以输出资本、控制原料产地和输出商品；五、由于金融寡头控制各大国的政治，因此金融寡头之争变成列强之争，争夺的后果是世界领土瓜分完备；六、由于列强之间斗争关系的法则是完全取决于实力，而列强之间发展不平衡又是绝对的规律，所以列强之间会不断掀起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七、这样的战争规模极大，导致无产阶级陷入绝境，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爆发并取得成功。
二、战后垄断资本在国际和国内层面调节力量的加强
二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苏联官方为代表的不少人仍然坚持战前的观点，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仍处在总危机阶段，不可能长期稳定发展，其矛盾将日益尖锐，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在不断增长。但是事实是，资本主义却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平稳快速发展期之一，列强之间也没有战争，这就是所说的“黄金时代”。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没有看到战后资本主义在积累条件上的几个重大变化，如战争对既有过剩生产能力的销毁，垄断资本更加国际主义和国家调控化，以及汽车等技术带动的大规模建设，为资本长期积累创造了条件。
1.战后垄断资本在国际层面调节力量的加强
战后垄断资本由于国际调节力量的加强导致更加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国家化是它最重大的一个变化。一战前后列宁认为各国金融寡头之争必然变成剧烈的列强之争，而考茨基则认为，垄断和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阶段，而只是一个为了解决国内经济不平衡而采取的偶然特殊方法。在经过了战争惨痛教训之后，列强在战后将放弃战争政策，相互之间将实现联合，世界经济将采取统一的、有组织的形式，国际卡特尔就是这一趋势的先兆。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超帝国主义论。这种观点在二战前明显带有唯心空想性质。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根据。”[2]可见列宁坚持金融寡头之间的关系是的是由实力决定的，当时各国金融寡头之间旧的实力格局已经打破，因此重新瓜分利益的战争必然爆发，因为正如列宁所说，列强之间关系除了由实力决定一切外，没有别的法则。列宁分析有两个要点，就是实力原则和不平衡发展原则，这两个要点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即民族国家框架下，——金融寡头和民族国家高度融合，并以民族国家为平台相互争霸。
战后列强战争没有再爆发，那么列宁的基本分析是不是错了呢？
在实力格局上，战后出现了两大新情况：首先，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比其他西方国家都强大很多，而后者饱受大战蹂躏，各方面处于崩溃状态，国际资本第一次有了美国这样一个一极超强的力量来调节国际危机，这为资本的国际调节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苏联力量更为强大，在“二战”后把其控制力延伸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卧榻之侧——中欧。由于世界大战的苦难，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极有可能夺取政权，这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使资本的国际调节成为迫切的需要。由于这两点，美国极力膨胀自己国家力量，削弱战前列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了战前较平等的以民族国家为主角的列强格局。美国对最反抗英美国家的德国和日本，直至今日还保持着军事占领和控制状态。因此，战后“西欧和日本变成了被布热津斯基‘逼真地’称作的美国的‘附庸’。事实上，用封建的宗主国和附庸国模式来描述西方世界体系内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最为恰当。”[3]这种格局导致了战后的和平，以及战后西方资本之间国际主义。有人因此认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对的。其实考茨基的根据是错的，垄断资本并不是出自善良愿望联合的，而是遵循列宁提出的垄断和实力原则，只是以一种超级垄断和超级实力来遏制金融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的。当然这就瓦解了列宁的民族国家分析框架。
这种超级垄断下的资本国际主义是战后垄断资本最大一个新特点，它导致垄断资本现在更主要地是依靠经济关系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像战前那样经常诉诸政治和军事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掠夺一般都是通过军事、政治强制实现的。到资本主义时代，大英帝国既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剥削，同时通过暴力控制殖民地直接进行超经济掠夺。二战后在美国统治下,经济法则逐渐取代超经济的政治和军事手段成为垄断资本剥削的基础性方式。
因此，二战后资本主义结束了列强战争和资本恶性竞争。美国对欧洲和日本扩大信贷支持（在欧洲是通过马歇尔计划贷款，对日本在朝鲜冲突期间给予资助），启动这两地的经济。 同时美国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采取强硬的态度，以保证自己和这两个地区能够持续得到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
另外在资本之间关系上，建立布雷顿森林经济体系，主要是通过建立美元和黄金的稳定平价、各国货币又和美元维持稳定平价来稳定全球金融秩序，结束以邻为壑式的金融战争。同时鼓励各国资本之间互相渗透,其中主要是美国资本主导他国资本。各国国内的资本日益国际化，就很难有独立统一的民族资本，这样就很难形成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列强冲突。
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基本不实行传统的殖民地化, 而是一定程度上容忍它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获得更广大的发展空间。
2.战后垄断资本在国内层面调节力量的加强
战后垄断资本积累条件还有另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各个国家内部的调节作用也大为加强。这是由于如下因素产生的：第一,生产能力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加剧；第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加剧；第三,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和私人垄断资本积累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加剧；第四,科学研究社会化和个别垄断资本局限性之间的矛盾产生和发展了。为了克服这些矛盾，国家除了独自或者与私人资本合资开办企业直接控制经济外，还通过如下方式与私人垄断资本发生紧密联系：在剩余价值生产方面,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直接地或变相地向私人垄断企业提供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剩余价值的实现方面,国家除了积极为垄断组织开辟国内外市场外,还有意识地扩大国家消费,增加国家采购,创造出一个国家市场；在剩余价值分割方面,私人垄断组织的利润总额中有将近一半通过利润税的形式转入国家手里。[4]在劳资关系上，既限制工人反抗资本同时又通过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同时提高工人工资促进大众消费) , 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消费从而成为实现资本家剩余价值的社会基础。[5]
3.破除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可以调节阶段的观点
美国超级国家和各国国家的重大调节作用使战后垄断资本能够摆脱长期历史性严重危机并重新获得稳定，但是仅此并不能开启一个长波上升期。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是依靠私人资本而不是外在性的国家，即使这是一个超级国家。[6]
有人会说，也许汽车这一重大技术才是战后繁荣关键因素。事实是，单单技术也是不行的，否则信息技术这样涉及整个社会重建的重大发明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给全球带来像战后那样的平稳大发展。这种观点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很多人持第一种看法，他们看到战后资本主义平稳发展，又看到其间国家的调节作用，就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已经足够使自己摆脱危机。所以这里只对第一种观点的错误进行重点说明。
持战后资本主义可以自行调节观点的人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错误地分析了战后繁荣的根本性原因，比姆斯很好地批评了这种错误，他说：“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战后繁荣并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而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繁荣与二战期间的暴力破坏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巨大变化相联系。随着这一战后繁荣的结束(这是一个客观过程的结果)，凯恩斯主义的各种调节措施并没有能够减轻随之而来的危机。相反，在某些方面这些调节措施反而加重了危机，并产生了中产阶级对工人运动发动攻势的社会基础。”[7]在帝国主义阶段，战后繁荣只是大破坏后的大建设。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措施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美国罗斯福新政实施后几年，也只是使美国经济维持了不崩溃，但是失业率仍然极高，经济增长率却很低。只是在美国参战后，战争提供的巨大规模的刺激以及战争破坏后的重建才使美国摆脱了危机。
战后繁荣具有三大因素。比姆斯的观点看到了世界大战这一重要因素，但是他没有看到战后资本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和国内调节能力。战后资本主义可调节论者看到了战后资本具有调节能力这一变化，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并且依赖两大条件，即美国一极独大的力量，以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力量。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战争导致的战后景气结束，加上美国一极独大的力量以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力量都受到削弱，战后垄断资本的格局将进入重大调整期。
由于坚持国家可以调节资本主义，所以很多左翼学者对于滞胀的产生以及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就完全没有预见，——这是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可信度的又一事件。由于错认了战后的繁荣，导致这些学者错认了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的发展,都没有达到能够压过大私人垄断资本和市场经济的程度，甚至制约作用都有限，只是帮助和补充了私人垄断资本和市场经济。国家所有制本质上是集团的资本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同股份公司一样,“这是资本作为私人所有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限界以内的扬弃。”
正是由于错认国家已经成为主导者，所以左翼学者和凯恩斯主义者没有预见到战后繁荣会出现危机，并且以为通过国家更深更精致地调节，就可以摆脱危机。他们没有预见到，这样的调节将导致滞胀。滞胀简单的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垄断资本的停滞趋势在一个很特殊条件下被暂时掩盖后又重新浮出水面，而凯恩斯主义不能推动以私人资本为主的社会的投资，只是能够带来通货膨胀。
在国际上，到20世纪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德国和日本经济实力接近美国，华盛顿开始检讨自己经济外交中的国际主义，转而对欧洲和日本采取破坏性而非以前的扶持政策。
现在看来，滞胀危机以及凯恩斯主义在国际和国内的调节机制对此应对失效，美国、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和日本实力格局和战后前期相比已经有巨大变化，所有这些都基本符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危机和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判断。
垄断资本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
一、垄断资本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其中没有根本性断裂
调节论者没有认识到，国有化等调节措施的建立和取消都服从于各私人垄断组织的利益和要求。“例如,许多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一定的时候和条件下,为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国家要对某些部门或企业实行‘国有化’,或者要由国家直接投资建立一部分企业;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时候和条件下,同样是为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国家又要通过所谓‘非国有化’,把国家投资建立的企业或设备廉价出售给垄断资本家。”[8]
正是由于大的条件变化了，滞胀长期无解后，凯恩斯主义不再符合私人垄断组织的利益和要求，垄断资本于是抛弃了它，选择了以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战后，垄断资本选择凯恩斯主义是因为当时这样的安排对自己有利并有被迫因素，现在它选择新自由主义，也是出于自利和被迫，这其中并没有断裂。调节论者认为在经济社会化必然性要求下国家调控体系已经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是它们很难解释昨天还很强大的国家，为什么面对这么大的反自己的变革，却总的来说没有太大的反抗事件。
新自由主义产生有如下原因：
首先，在1948－1973年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国际竞争也日益增强，例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彼此侵入对方的市场。企业为了生存问题，就想一切办法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逃避监管和放弃之前与工人达成的一些妥协。其次，担心大萧条再次发生曾是迫使大资本支持二战后调控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开始被视为一次特殊的、不大可能再次发生的历史事件。再次，20世纪40年代末期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成功的威胁曾是迫使大资本支持二战后调控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和西方左翼政党右转，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也开始被视为不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末，上述因素综合出现，新自由主义就应时而生了。[9]
二、垄断资本推动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突然大幅提高利率的情况下，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爆发，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措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解体，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推行，战后建立的反国际垄断资本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边界都拆除了，这时又开始流行一个新词，就是全球化。那么这一时期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实质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实质是，“从1978年到1992年，70多个国家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方案。这些方案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把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完全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10]
但是这一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大扩张和战后那次有巨大的不同，因为导致扩张的客观条件很不相同。 首先，由于二战巨大破坏，战后相当时期没有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但是，世界市场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直面临持续的产能过剩。在世界制造业市场上，涌进来的角色先是德国和日本，然后是东亚的新兴工业国，亚洲四小龙，最后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这些后来进入的国家提供和先进入国家一模一样的产品，只是更加廉价。这导致世界市场上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这样就导致世界资本投资回报率一直处于深度的、持续的下滑。[11]
其次，面对德日实力的紧逼，美国开始从一个资本主义的建设性超级调解者，变成破坏性力量。比如，基辛格在1982年撰写的传记《动乱年代》中明确指出，石油危机主要是美国推动的，美国估计在对付石油价格猛升的问题上，日本和西欧都会遇到比美国更大的困难。
再次，最重要的是苏东剧变，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进步运动极度低潮，原来逼迫资本主义改善的力量没有了。
这些导致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不可能扶持苏东崩溃后那些新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顺利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消除它们原来的工业化成就（因为世界市场已经太饱和了），将这些地方改造成提供原料、廉价劳动力的场所。
赫德森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他说，西方资本需要购买最能带来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它们最看好的是能够带来租金的垄断的公共服务部门和资源部门，如土地和建筑、公共设施、煤矿、石油和天然气。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导致公有的垄断部门的资产转为私人所有是自五百年前欧洲占领美洲新大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财产转移。[12]所以他们在所到之处将工厂买来后拆除掉作为地产，整个俄罗斯工业被拆毁，最后改造成一个有导弹的海湾型的石油国家。这个时期导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以及前苏联绝对倒退。
三、垄断资本推动金融化
20世纪90年代末虽然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但是垄断资本的局限性却使这一技术没有发挥出其巨大潜力，很快美国的新经济泡沫破裂了，格林斯潘向经济注入流动性，而且以后每次遇到经济形势不明朗时，都一律注入流动性，于是又吹起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和金融保险等部门泡沫互动，使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
金融化的原因很多，从直接原因来说，新自由主义是根本，它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等。[13]而深层次原因是，垄断资本的超级垄断导致的经济停滞趋势。
关于“金融化”的定义很多，有人认为，“金融化”意味着作为公司治理模式之一的“股东价值”取得了支配地位；有人认为“金融化”是资本市场型金融体系越来越主导银行主体型金融体系；希法亭衣钵的继承者则认为，“金融化”意味着食利者这一特定阶层的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增强；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化”是使用无数的新金融工具进行的金融交易的爆炸性增长，还有人认为，金融化是“日益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途径获取利润的积累模式”。所有这些定义均涉及了“金融化现象”的部分内容，对金融化较全面的界定是：“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14] 金融化严重危害世界经济。泛金融部门(金融、保险、房地产等)的膨胀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被金融化、泡沫化，使全世界工人和产业资本的生活和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其实又是垄断资本的设租和收租行为。[15]
超级垄断与极度自由化和个人主义化的并存
一、超级垄断的出现：美国金融霸权下的金融资本的膨胀
至此可以对战后垄断发展概括出一些总的特点，就是出现了超级垄断资本主导的金字塔层级垄断结构。战后垄断资本总的来说是一个接近毛泽东三个世界式的金字塔结构：美国垄断资本处于金字塔顶尖，享有超级金融垄断、军事垄断、高科技垄断和资源、粮食垄断力量，塔中间的是欧洲和日本垄断资本，它们对美国只是在民用科技上有部分抗衡力量，但是其他方面也是被垄断，但是在面对第三世界时，它们在制造业上享有常规垄断，并分享美国超级垄断的很大部分好处。而第三世界基本处于被垄断地位，只是从事恶性竞争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作。[16]二战后的美国政府拥有强大的战略策划和实施力量，致力于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乃至全球垄断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在国际上，美国享有超级垄断地位。这种垄断的基础性垄断是金融垄断，垄断金融就是万能垄断，可以保证垄断者最全面、深入以及最快速、不间断地控制和汲取全球商品和服务。金融垄断的核心安排是美元霸权和全球央行体制。美元霸权形成的第一步是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不仅稳定了欧洲，使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有了广阔的欧洲市场，而且也扩大了美元的国际使用，从而为美元霸权奠定了基础。美元霸权形成的第二步是尼克松政府1971年8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在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情况下，美国维持庞大的国际收支赤字而同时美元仍然作为国际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这种情况对国际经济的长期平衡发展不利，但是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恢复却极为有利。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美国还必须配套地做好其他安排，其中就是使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计价，这是美元霸权的第三步。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美国接受了新的石油价格体制，但迫使石油生产国以美元标价石油。石油以美元计价的基础是美国地缘政治力量所保证的美元的强势和稳定。石油交易的美元化使美元的国际使用进一步大规模扩大。而且当时石油输出国所获得的大量过剩的石油美元流向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以高于美国国内利息的借款利息借入这些石油美元，再由出口挣得的美元来偿还。这又进一步放大了石油美元的使用，正是凭借这种石油美元的国际放贷，花旗银行那时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美元霸权的第四步是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元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将国家经济向外贸倾斜，以赚取美元清偿外债。外贸从作为国家经济的补充开始变成国家经济的目的。美国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不仅依靠债务危机，它还实施了利用第三、第四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标准的战略，外包低报酬的工作位子，以之与欧洲和日本有利于劳工的强大社会福利传统展开竞争。这样不仅美国跨国公司所投资的地区成为美国廉价商品的供给区，而且欧洲和日本也不得不减少自己经济的内需性，而加大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廉价商品的出口，以弥补劳工地位下降后国内需求的不足。以美国为中心的外贸进一步扩大了美元的使用。
而美元霸权建立的更关键的步骤是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最关键的一步是1991年冷战结束后，全球金融市场全面解除管制。这使跨国界的大规模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成为常态，这迫使各国为了稳定本国货币，不得不都大幅增加美元储备。
美国金融霸权的另一安排就是在全球推行独立的央行制度。央行制度的核心目标是维持一国货币币值的稳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般的配套安排是：采取反劳工的经济社会政策以降低工资压低通胀，增加美元储备以稳定货币，采取紧缩从紧的财政政策（减少一国政府为该国长远发展所进行的投入，如对教育、医疗和科技和军事等的投入）。正是这些安排导致一国对外资和外贸的持续依赖。[17]
美元霸权使美国垄断了世界货币，有无限的美元量；而央行制度则使一国自己丧失金融主权，自缚手脚，只能拼命去赚取很有限的美元。美国因此事实上就达到了垄断货币这一万能垄断工具的目的。只要垄断了货币，那么美国垄断资本可以轻松赢得一切已经金融化的商品和服务，而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永远不会赢。
为了保证自己的金融垄断，美国还需要用军事垄断来压服那些反对这一秩序的力量。另外，美国还控制关键的高科技、资源和粮食，以和金融、军事垄断配合交叉使用。[18]
正是由于美国享有这些超级垄断，所以美国就经常不按照经济规则行事，压迫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经常逼迫国际收支赤字过大的国家必须在国内减少政府开支，甚至变卖国家的核心产业来清偿债务。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国对自己的日益增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却完全执行另一标准。一方面，不但不压缩政府开支，反而是加大了包括军费在内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允许外国债权国购买美国真正有价值的资产。对于第二世界国家，美国也经常强制它们，比如强迫日本签署1985年的《广场协定》，迫使日本央行降低利率，吹大日本的经济泡沫，这些泡沫破灭后留给日本一场金融灾难，日本自此再也不能像签约前美国所担心的那样对美国构成挑战。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和掠夺更是大规模和经常性的。战后美国从反对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到经济殖民、引爆债务危机、强加新自由主义方案等，都是为了实施对第三世界的掠夺。
美国国家的超级垄断是代表国内超级垄断集团。这个统治集团是一个网络，其中心是经营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人以及能源、军事外交集团。
二、战后私人垄断势力的发展
战后私人垄断势力以新的形式一直在发展[19]。以美国为例，垄断在各行各业都在增长，但是尤其是金融机构和零售业垄断增长程度最大。美国经济中制造部门越来越多的行业是以可观的垄断程度为特征的牢固的寡头或准垄断的市场。而金融和零售业的集中最值得关注。1995年,六家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投资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拥有的资产相当于美国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到55%， 2010年(第三季度)则到了64%。一般商店(以沃尔玛为代表)中积聚也在大规模增长,最大四家商店积聚率从1992年的47·3%增加到2007年的73·2%。在信息商品上,书店最大四家积聚率从1992年的41·3%增长到2007年的71%,电脑和软件相应数据从1992年的26·2%上升到2007年的73·1%。由于垄断企业已经发展为跨多个行业的混合企业，因此垄断企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程度也在上升。相关证据有：美国最大的200家公司的收入不断上升,占全部收入的比率从1950年的21%上升到2008年的大约30%；它们总利润占全美经济的总营业利润的百分比,从1950年的13%上升到了2007年的30%。而且，越是危机时期，垄断公司利用自己的垄断力量反而可以更加严重地掠夺失业者、工人和小企业。2010年4月15日，《财富》杂志报道，它所列500强企业的收益在2009年增加了335%,这是财富500强企业在过去的56年当中第二大增长。[20]
三、经济的关键调节部门：从财政部到美联储
凯恩斯主义时期，美国经济的核心调节部门是财政部。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亦公亦私的美联储成为核心调节部门，它是美国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结合的枢纽。美联储为了应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所谓新经济的危机，通过注入流动性吹起房地产泡沫。面对2007年有房地产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以防止流动性枯竭和“太大而不能倒”为名，对面临破产的很多大型金融机构慷慨拯救。这些金融机构通过追逐风险获利，投机成功时它们获得巨额回报，现在投机失败，却得到国家拯救。这其实是将收益私有化，损失社会化。现在美国金融机构陷入长期危机，这就需要财政部给予更多的钱，财政部最终只能通过向美联储出售国库券筹集更多的钱，美联储具备创造货币的无限权力，现在它抛弃了此前面对拯救工人和社会时坚持自由市场的谎言，准备给予金融资本无限的支持。
为了支持金融资本，美联储具有极权主义特点：它不受国会的限制，也不受美国总统的制约，——美国总统任期只有4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则长达14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货币政策代替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经济调节的核心，但是对于社会来说生死攸关的这个部门的管理完全没有民主可言，这反映金融资本的垄断性本质。
四、金融资本垄断性加强在政治上的表现
金融资本垄断的最高表现就是金融寡头控制政治。它们直接控制金融政策和管制部门。奥巴马政府的金融管理人员往往都是大金融公司的前高官们。因此，当政府召集大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开会时，这些代表就会发现自己桌子对面坐着的就是以前的同事或主管（有时是竞争对手）。金融利益集团在在财政部的影响最为最显著：美国第三富人、银行家安德鲁·梅隆是1921年至1932年美国财政部长，近期来说，比尔·克林顿挑选高盛集团联合董事长罗伯特·鲁宾为其第一任财政部长，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则选择高盛集团董事长亨利·保尔森为其第三任财政部长。[21]
金融资本还通过金钱全面控制政府。美国总统选举耗资越来越大，现任总统奥巴马第一届竞选耗资6亿多美元，破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纪录。美国前不久进一步还废除了对公司向总统选举捐赠的数量限制。美国金融资本还控制全世界的政府。比如，最近欧盟发现自己央行行长，以及多国政府的总理等竟然都是原来高盛在欧洲的高官。[22]
金融资本控制政治导致政治越来越反动和专制:“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23]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化后，美国政府在国内攻击人民和在国外攻击弱小民族越来越强硬，总统也日益擅权。“小布什任内，总统几乎说一不二，例如以反恐的名义迅速通过《爱国者法案》大肆侵犯公民的隐私，轻易地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顺利推行各种能源政策和金融救市计划等等。”[24]
五、超级垄断与极度自由化和个人主义化的并存
经济的垄断和政治的专制加强趋势看起来和近些年来存在的过度竞争和美国式的个人自由主义全球流行的现象有矛盾。其实，二者是不矛盾的。列宁说：“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25]
列宁曾经说过，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的溶合越密切,垄断资本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就更加直接和全面，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就更深,因此,列宁曾多次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者的军事苦役营。由于对些内容的片面理解，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垄断资本统治下将会有赤裸裸的专制和暴力。其实这段话只能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垄断资本的控制在加强，人民的痛苦在加深，但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完全可以很精致，不一定动不动就采取暴力。
垄断资本一方面扩大自己的垄断力量，另一方面加强自由化，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都可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
战后一段时间以来中小企业数量没有大规模下降，甚至有些地区还有增长。[26] 新的垄断并不刻意消灭中小企业，而是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生产链，以减少自己的成本，危机的时候又可以转嫁危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现全球产业链，垄断企业一般控制产业链的顶端，或者销售终端，而让比较难控制的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处于过度竞争状态，使自己利润最大化。“研究显示，一部售价为549美元的iPhone，苹果公司获得其中的58.5%也即321美元的利润，包括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欧洲和其他地区供应商在内的企业分享了其他14.5%的利润份额，而中国工人所得仅占1.8%，为10美元；而对于一部售价为499美元的低端iPad，苹果公司则获得了其中32%的利润，中国工人的劳动所得仅占1.6%为8美元。”[27]苹果公司卖硬件，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捆绑的各种应用程序。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公司和个人为苹果开发应用程序，其中2012年愿意支付99 美元年费在苹果公司注册的美国开发人员的数量上涨了10%，增至27.5 万人。这其中的一些注册开发人员从事其他全职工作，他们在业余时间编写应用程序。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获得了超过三万美元的收入，所获收益超过100 万美元的只占4%。[28]
除了通过全球化，资本还通过金融手段，在推进社会化的同时其实在推动使工人分列的个人化和自由化。资本很久以来就扩大社会持股和员工持股，使整个社会中持有股票的人的比例越来越大。后来通过金融化，资本对工人的统治就更加深入而精致了。由于信息化和金融全球化，银行能够准确及时地24小时地处理全球信息，而且银行业务越来越多样化全能化，原来没有被纳入金融剥削的领域，例如工人的消费、养老金等，都金融化了，甚至居民的债务也被打包作为证券出卖。通过这样的新安排，工人的整个生活，无论哪个方面，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被卷入资本的逻辑。正是由于工人未来收入被纳入金融剥削，所以无产阶级现在负债大量增多，从 “无产阶级”变成“负产阶级”了。
美国金融化的本质是将更多的人卷入金融游戏，使金融社会化，但是社会化中的收益由垄断资本获得，而将风险转嫁给社会。被卷入的民众大多不可能理解金融操纵内幕，危机发生后，那些大资本及其代理人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而大量的普通人却失去了家园、工作和养老金。这样看来，主流媒体对所谓工人也能得到资本性收入的赞扬就只是一个讽刺了。
六、新型垄断在文化上的反映
正是由于工人被彻底卷入资本，《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者杰姆逊认为，当前时代每一个人都化约到资本的总体性中，以至于人们无法想象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出现同一化即美国化，就是经济上普遍和彻底的商品化，以及文化上相应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化。
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中很好地描述了垄断资本的这种将垄断化和自由化结合的新统治方式，他们说，原来比较固定的带有集体性的个人，现在成为流动的、弹性的和永恒分化的个人，原来外在的压制性的带有集体性的控制变成了内在化的个人化的差异化的控制。后者这种控制更灵活更精致更深入，因此也从总体来说也带来更多的痛苦。
可见在金字塔式世界超级垄断结构中，虽然已经很少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赤裸裸的对个人的暴力控制，也很少列强之间的战争，但是以美国超级垄断资本为核心的超稳定超精致的统治，其实是超级垄断资本为基础的1%富人对99%穷人的国际性战争，是一种较精细的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的普遍化和深入化。在这里人类虽然表面不是动物世界，但是实质上是更深程度上的动物社会，人类史还没有开始。
长期停滞、不平衡加剧与社会政治危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结论是，资本越来越寡头垄断化后，发展会越来越停滞，越来越不平衡，最终导致全面危机。
当前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虽然受到打击,但既得利益集团依旧在顽强地走老路。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后一直伴随着严重的不稳定和危机：日本从1990年至今的危机，墨西哥危机（1994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危机（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2000年3月），阿根廷危机（2001年），以及2007年至今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当前世界危机的性质最接近1990年以来的日本危机。由于危机爆发后政府及时干预，所以没有出现大萧条式的崩溃，但是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所以日本这一世界上第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用了近20年时间也没有摆脱困境。当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也是日本性质的那种危机，但规模还要大得多，因此全球陷入长期慢性萧条的可能性极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原来的日本和现在的美国，在危机后都拯救大银行。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多大银行实际上必然会破产。但是它们太大而不能倒，如果政府不救，经济就会出现大萧条一样的局面。可是政府救了以后，这些银行又可以继续窝藏着自己的有毒资产，甚至继续扩大经营有毒资产，因为它们的股票的价格主要来自有毒资产市值的波动。这样其实就意味着下一次的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就会到来。而且金融化还带来如下复杂情况：包括银行投资工具（诸如结构性投资工具）、回购债券协议、信用违约掉期等影子银行系统本来就是建立在不透明和对风险的追逐之上，如果对它们实施任何限制都会威胁、动摇整个金融化进程。政府现在通过支撑大银行来稳定金融，但是影子银行系统的规模很大并与大银行密切联系，这也意味着新的更大规模的危机必然到来，而且由于金融全球化，危机将以光电速度在全球传播。
有人指望新的大规模技术创新，比如新能源或者新信息技术可以将世界带出萧条。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都由于生产关系没有条件而没有起到作用。新的技术出现又能怎么样呢？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可以通过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廉价劳工，又基本不向本国和外国交税，公司一直利润丰厚，在危机时期也如此，因此他们不再愿意技术创新，或者没有动力利用这些创新。曼德尔说，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
有人又指望通过新凯恩斯主义来走出危机。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凯恩斯主义是 建立在如下基础上：民族国家政府享有经济主权,劳动与资本之间能够妥协,实体经济优先于金融，——这些基础现在都不存在了。
那么唯一存在的方式就是，中心国家力图将损失通过种种手段转嫁到外围弱小国家。和转嫁经济损失相配合，美国还将在国外加强对有战略地位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军事方面的进攻。如上所述，由于中心国家之间资本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相互融合，所以经济战政治战军事战将主要在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展开。而外围国家中被纳入金字塔结构中的穷国的以无产阶级的反抗为代表的斗争，又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还多少保留了民族国家主权的国家的以民族主义放抗为代表的斗争很不相同。
而列宁说到的不平衡性是帝国主义的绝对规律，这在当前也是有道理的。虽然中心资本实现了有限的统一，但是它们之间的实力还是在不平衡地发展，美国正在相对衰落，德国在兴起。而且这些国家内部不同阶级和地区之间也在更严重地分化。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也有人说正在出现第三世界。比如在金融业上地位仅次于美国纽约的英国伦敦，在国际金融城不远处就是严重的败落状况。而且英国整个国家也在分裂为两半：南部是伦敦大都市，北部和西部在人口、社会和经济上似乎是正缓缓沉没的城市孤岛。在英国其他国际化城市如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和爱丁堡中，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的情况。如利物浦的多克兰（Docklands）像伦敦一样充斥着昂贵的公寓、高级商店和酒吧，但是这个城市光鲜的外表背后，却是充斥着大量从事清洁、餐饮、保安和搬运工作的低收入工人。这些城市的极端的贫穷和巨富之间的两极分化，正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缩影。[29]
而且发达国家由于已经现代化，整个社会运转建立在日益复杂且延长的设施链条上，这虽然带来了运转效率更高，但是其脆弱性也日益加剧，在这个链条上，即使一个小单元被破坏,整个链条可能都会崩溃，9.11恐怖袭击和次贷危机等都只是起源于很小局部受到破坏，但是却引起全国甚至全球性破坏。
从整个世界来说，第三世界之外，出现了彻底停滞的失败国家，被称为第四世界。另外，新自由主义时代还出现大规模的永久性失业和非正式就业，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
迈克·戴维斯在《新左派评论》2004年3-4月号专刊长文《贫民窟的星球》中讨论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造成去工业化的后果。戴维斯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强制推行导致工业和农业都倒退，导致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加上城市本来的工人失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正式就业人口占到总就业人口的2／3以上，他们大都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并形成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运动。例如在肯尼亚，1989年以后的10年里，85%的新增人口进入了内罗毕和蒙巴萨的贫民区。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大规模的贫民窟。2003年，在乍得和埃塞俄比亚，99.4%的人口是贫民窟居民。
新自由主义实施以来，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以10亿计的大量的非正式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被社会完全排斥，即使在繁荣时期也没有就业的增长，这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这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大量排斥活劳动，已经反人类从而已经过时。
在日益扩大的城市贫民窟中聚居的人，随着时间的延长日益对美国主导的垄断资本秩序产生失望和反抗。 布热津斯基今年2月出版了新著《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在该书中他说，美国实力的衰落被如下因素放大了：出现了一种极易被引爆的现象：世界各地曾经在政治上采取消极态度的被压制住的民众开始在政治上觉醒。早在几年前他还说过，我们首次生活在一个全球民众在政治上普遍觉醒的世界，新觉醒的政治大众很可能成为各种反抗的基础。这几年全球反美运动愈演愈烈证明了这些判断。
除了民众的反抗，还有民族的反抗。和战前很大不一样的是，冷战末期虽然出现了日本的强大和德国的统一，但是未来很长时间内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不太可能出现战前那样的政治军事对抗。未来可能反对美国超级垄断资本的可能是那些没有被完全纳入美国体系、多少保留了民族国家主权、拥有强大军事资源、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的一些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
随着全球发展不平衡越来越严重，上述两种反抗将会愈演愈烈。这两种反抗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列强战争或者无产阶级革命都有所不同，但是实质还是很一致的，因为反抗的原因和反抗所指向的目标都是垄断资本，不过现在是超级垄断资本。
参考文献：
[1]欧内斯特·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4 页。
[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1页。
[3]Joseph Halevi,The Global Minotaur[J].July-August 2003.
[4]仇启华：《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几个理论何题》，《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第3期。
[5]谢富胜 黄蕾：《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兼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演变》，《教学与研究》 2005年第8期 。
[6]Alex Callinicos.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Socialism,Autumn 2005.
[7]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前景》，范春燕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
[8]陈俊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世界经济》1978,第2期。
[9] David M. Kotz.Financialization and neoliberalism.
[10]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2003 年第5 期。
[11]Robert P. Brenner.Overproduction not Financial Collapse is the Heart of the Crisis: the US,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12]迈克尔·赫德森：《私有化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载刘元琪（主编）：《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金融危机》，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9—155页。
[13]张宇 蔡万焕：《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载张宇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1-412页。
[14]Gerald Epstein. ed.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M].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ress, 2005.
[15]迈克尔·赫德森：《虚拟经济论：金融资本与通往奴役之路》，嵇飞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期。
[16]逯兆乾：《新帝国主义——金融国际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本质》，《红旗文稿》2012年第12期。
[17]刘元琪：《译序》，载廖子光：《中国出路——全球债务危机及中国应对策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
[18]刘元琪：《译序》，载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19]高峰：《垄断资本论纲》，《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5 期。
[20]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金建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
[21]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annah Holleman.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J]. Monthly Review,May 2010.
[22]张茉楠：《高盛成了欧洲新主人》，《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46期。
[2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684页。
[24]陈周旺：《美国霸权衰落了吗？》，《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25]《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07-808页。
[26] 邱海平 ：《中小企业的新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大历史影响》，《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2期。
[27]潘毅 邓韵雪：《美国苹果与中国工人：全球产业链下的工人抗争》，《中国工人》2012年第9期。
[28]参见《苹果经济: 苹果App 催生新经济》，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 年11 月18 日。
[29] Jane Hardy.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British Economy[J],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pri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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