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多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划时代地改变了国际政治交往的重心，同时也让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因罕见地预见了这一危机而声名大振。尽管亨廷顿已经离世，但他书中所提出的以文明、信仰为群体聚合要素形成对抗阵营的逻辑，对今天宗教极端主义突起的现实困境仍然有着合理的解释力。
亨廷顿1993年发表于《外交》季刊的名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论文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前身。按照亨廷顿本人的介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思想最初源起于他为哈佛大学约翰·奥林研究所（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国家利益”项目所准备的提纲。由此可以看出，亨廷顿所提出的“影响世界政治前途的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集团之间”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正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亨廷顿以一位美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来分析、解释和预测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般被称为“文明冲突论”的代表著作。在亨廷顿眼中，文明的扩张属性在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伊斯兰文明的好战主义和中国文化的伸展三个领域中表现突出。正是由于文明向外延展，触及了其他文明的传统势力范围，才产生了导致冲突的诱因。亨廷顿在书中预测，中国是未来多极文明对抗格局中的核心国家和一极。由于这些涉及中国的论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传统相违背，本书很快引起了中国学界和政界长达数年的广泛讨论和驳斥。该书翻译版引进中国后，几经重印，也从侧面证明了其争议的典型性。
亨廷顿认为，文明能够深入群体内核，很难随着时间推移或者主体转换而变化。而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宗教。人们为了反抗现代化过程中自身所处的劣势，选择回归曾经振兴过他们的传统宗教，于是掀起了始于20世纪末、持续至今的宗教复兴浪潮。
亨廷顿在书中表达了他对非基督教、反西方的宗教复兴的无可奈何。宗教复兴中原教旨主义运动蔓延到今天，其出现频率和破坏性都未曾减弱。那些原教旨主义运动期待用“净化”的宗教信条重塑个人和社会的公共行为充满了进攻性。亨廷顿在书中遗憾地总结道，因填补了市民社会秩序被破坏而产生的空白，原教旨主义得以从底层重新确认被异化了的宗教认同。这正解释了“伊斯兰国”（IS）威胁的根源。
IS是当前伊斯兰极端化的高阶尝试，是近两年来最为严重的国际危机源头之一。IS招募来自西方国家的志愿者，不时发布绑架、杀害人质的新闻，并索要赎金，在内部施行严苛的恐怖统治，压迫歧视女性，迫害同性恋者，其种种极端行为造成了西方文明的恐慌。IS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有别于现代民主政治、以伊斯兰经典的字面解释为唯一信仰、回归中世纪先知时代的神权国家，是逊尼派极端分子的伊斯兰王权想象。
依照“文明冲突论”的解释框架，IS正处于地区和微观层面文明冲突的断层线上。IS抵抗西方文明、驱逐西方势力、反对西方的支持者，譬如多次攻击基督教群体和基督教建筑。IS和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帝国一样，政策上要求生活在其控制地区的基督教信仰者和犹太教信徒上缴类似宗教税形式的管理费用。为了打击IS，美国召集了包含主流西方国家和欧盟、北约等组织在内的广泛联盟，并空袭其控制地区。具有信仰力量的西方宗教领袖们则寄希望通过代祷、祈愿等宗教仪式，佑护身处中东的基督教团体。
但是，由逊尼派极端分子组建的IS同时也暴露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对文明内部冲突的解释不足。政策上，IS推崇宗教单质化，追求建立一个单纯由逊尼派穆斯林组成的政教合一国度，将什叶派视为异端，无视具有多神信仰的雅兹迪教派，不允许学校教育出现多神教信仰论内容。地面战场上，其直接冲突多发生在伊斯兰极端武装力量和库尔德抵抗军之间。然而，军事对抗的双方都属于逊尼派穆斯林，教派有别且教义理解存在差异是引起其冲突的主要原因。但亨廷顿认为，历史上穆斯林内部冲突源于“好战”，当代穆斯林内部冲突源于“人口膨胀”和“缺少核心国家”，他并未意识到教派分歧是造成当今这些战争的主因。
亨廷顿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他把宗教视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但是IS的许多变化超越了传统国家分析框架。IS具有比以往伊斯兰运动组织更强的神权至上色彩，它对国际关系的安全认知、国家的主权认知以及传统地缘政治的边界认知都提出了挑战。亨廷顿判断，冷战结束后，不论是民众还是国家对文明的忠诚都超越了以往对国家的忠诚，民众和国家正在沿着相似文明的脉络集结。然而，IS直接抛弃国家、主权、边界这些传统国际交往主题的“激进”做法证明了亨廷顿判断的局限性。
有意思的是，亨廷顿还注意到宗教运动，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非常善于运用现代通信和组织技术向外传播自身理念。IS和其他原教旨主义、宗教恐怖主义组织虽然在宗教意识形态上极为保守，但是他们却并不排斥使用技术发展成果。IS的外宣和招募行为几乎都仰仗着比拉登基地组织时期更为发达的社交网络和新媒体。当然，那些受“感召”而跋山涉水赶去支援的“圣战”之人，一旦发现IS宣传和现实政局之间存在落差，未必能持续对IS的追随。
无论是亨廷顿，还是今天探讨基于文明的冲突及暴力的研究者，最终都致力于解答不同文明在和平交往中共生的命题。尽管《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强调文明的冲突性，但亨廷顿的结论却认可文明对于和平的正面作用，他认为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预防未来世界大战的保障。
在亨廷顿看来，道德是绝对的，而文明是相对的。伦理道德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本身没有对错，但执行宗教的人和组织却有文明和野蛮之分。IS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不断壮大是对文明发展的倒行逆施。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组织是道德低下的野蛮力量，是亨廷顿所担忧的“以暴力打击文明”的“黑暗时代”。文明共生的未来必然闪现着人性光辉，它需要政治领袖、精神领袖和知识领袖依据“共同性原则”寻找文明之间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在相互学习及和平交往中实现理解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