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关系交往的深入，中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中美战略竞争和摩擦的烈度也在上升。如何协调和管控中美关系，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基，是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尤其是在南海问题和互联网问题上，今年以来，美国各界不断放风，炒作所谓“南海军事化”话题，派遣军舰前往中国在南海所填岛礁12海里以内的区域，甚至扬言因网络袭击要“制裁中国”等。如何在外交上筑牢堤坝，稳定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步入新阶段
近年来，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最重大的变化。对于此种转变，尽管学界和社会各界看法不一，但主流的看法仍然认为中美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也不大可能成为敌人，中美关系将呈现为一种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复杂交织的“非敌非友”关系，中美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实力较量转移到话语竞争上来。
当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不可逆转地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中美关系表现为第一大国与第二大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社会背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思潮的急剧变化，使得话语权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秩序、双边关系、多边机制和社会价值等领域存在话语分歧。作为后危机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各自代表守成战略力量和新兴战略力量，都在积极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和道义高地。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在全球话语结构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在与美国的话语竞争中面临结构性劣势，甚至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失语的问题。
中国在话语权竞争上的劣势和失语问题，既受制于中美实力对比和国际话语结构，也受制于中国话语战略的模糊和滞后。中国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方针塑造了中国外交不当头、不扛旗、不争论的防御话语偏好，当中国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国内现代化建设和做好自己事情的时候，在外交战略上就很难产生强有力的话语偏好。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奉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大力推进原有话语体系的改革，广泛参与全球化体系，导致原有的话语体系无时无刻不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猛烈冲击，短时期内难以确立新话语事实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更重视实用性的策略思维，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不愿意将对美战略清晰化，导致在一系列战略问题上存在着失语倾向。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力受到削弱。美国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希望中国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提出新话语，承担更多责任。不过，由于中国依然延续原先埋头国内建设的战略思维，错过了中美确立新型战略关系的机遇。因此，适应中美关系话语权竞争的要求，中国对美外交需要重视话语权问题，重视把话语权作为中国对美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通过明晰战略目标、设置战略议程、创新游戏规则、开展公共外交等渠道夯实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提升中国发展经验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2012年初，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实施话语权战略的开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新型大国关系”为统领，在对美战略目标、战略议程、游戏规则和社会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上制定配套措施，切实提升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话语权。
确立新范式
在中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后，理解中美关系也需要与时俱进地确立新范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解中美关系的范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49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中国理解中美关系更多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将中美关系纳入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式之下，要么联苏反美，要么联美反苏，无论是中美对抗，还是中美合作，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国际统一战线的。
1979年中美实现建交后，理解中美关系开始从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中走出来，确立了以国家战略利益为核心的对美外交范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美国属于资产阶级国家，是中国外交的敌人和斗争对象，对美国必须采取毫不妥协的阶级斗争主导的政策。然而，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中国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三大任务”，在这一范式下，美国就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同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良好国际环境最重要的部分。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不变，稳定中美关系就不能动摇。诚如邓小平所说，“中美关系始终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符合两国国家战略利益”。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和平发展的强劲势头，一个成熟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国家利益总体上是有利的。
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壮大，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日益接近，到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与美国一起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中美力量对比关系的迅速变化，让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压力，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防范、猜忌甚至遏制中国的声音，美国国内长期主导对华政策的“中国共识”开始分裂，出现了“接触论”和“遏制论”两种观点。较为温和的观点主张实行“中美接触论”，提出中美双方要通过“战略再保证”，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国家安全、外交、政治、经济和贸易等方方面面打交道，避免在各项政策上激怒中国，主张对话采取安抚、妥协的政策，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断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强调对中国的崛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和高调立场，毫不犹豫地确立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权，中国必须在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等全球事务和伊朗问题、朝鲜问题等地区事务上配合美国，批评奥巴马对华政策不够强硬，应该实施对华强硬的抑制政策。具体来说，寻求美国绝对力量优势，在夯实自身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优势的基础上，以巩固与盟国的同盟关系基轴，争取与各大战略力量比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等建立伙伴关系，进而对全球事务和地区热点实施美国领导下的多边机构治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是2010年以来中美战略话语竞争的一种缩影。
更加重要的是，合作接触论和遏制中国论在近年来开始有了社会基础，在美国国内呈现出工商界、战略界和人权界三个社会网络三分天下的局面。在众多影响中美关系的社会网络中，高层领导人仅仅是驱动力量之一，他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适应美国社会生态的变化，突破中美两国政府间互动的战略利益博弈赛局，确立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着眼于调节中美战略界、工商界和人权界的互动关系，通过建立中美协调新架构，稳定中美关系互动的基础，管控中美关系的分歧，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构建新架构
在中美关系的互动格局中，传统分析范式以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为核心，将国家战略利益放到第一位，从各自战略利益格局出发，通过管理两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次序、共同利益以及决策偏好等，来维护中美关系互利合作的势头。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入，中美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美关系动荡的根源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内部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斗争，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为不同社会网络竞争合作合作的网络间政治格局（Politics among Networks）。因此，在新形势下，发展中美关系要从跨网络互动的新政治逻辑出发，着眼于构建中美关系新架构，逐步巩固合作共赢的势头，管控竞争冲突的根源，牢牢把握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大局。
战略协调框架。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最具世界战略影响的双边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对方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中美需要在大战略、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内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要建立顺畅的战略协调架构，这一架构有点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架构，但又不完全一样，中美战略协调架构更加全面，不局限于战略安全领域，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战略互动机制。
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美军事交流等90多条沟通管道，中美战略协调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目前的协调管道更多属于功能性沟通，且不同沟通管道之间缺乏互通机制，这种情况使得中美在达成众多合作项目的同时，也诱发不同领域的社会网络之间围绕中美合作成果分配的竞争，跨网络之间的竞争很容易转化为两国关系之间的摩擦，如果管理不到位，就可能引发中美关系的严重后果。因此，当务之急要建立协调众多双边互动管道的机制，可以考虑建立以中美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互动的机制，通过设立热线电话、定期会面和专题磋商的机制，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枢，将众多互动平台整合起来，呈现为“一个中心，多条管道”的战略协调架构，这对于稳定中美战略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全球伙伴框架。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被“重新国际化”了，越来越多的国内议题、双边关系议题、地区和全球议题成为中美首脑峰会的主题，涉及宏观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众多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更关乎整个世界全局。在这种情况下，二战后确立的众多国际机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北约、军备控制机制，以及各种区域和议题领域的治理机制等，都将需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
在这一转制过程中，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代表着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中国则代表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大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围绕一系列全球发展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和角逐。自2009年以来，中美在当今世界舞台的几乎所有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较量，比如关于创建超越主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的争论，关于IMF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问题上的争论，关于从G8到G20转制的争论，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争论等，以及关于亚投行和TPP等，核心都涉及转制和建制方案之争。围绕如何在西方不再占据超强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改革国际制度，这将是一个激烈而艰难的博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为了避免因为建制和转制方案之争引发中美关系失控，要求中美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内建立起顺畅的对话沟通管道，着眼于化解全球挑战，创造合作共赢秩序，推动中美关系在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WTO等国际制度框架内建立顺畅的伙伴关系架构，让中美关系在共享的游戏规则内有序竞争，良性互动。
危机管理框架。毫无疑问，当前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众多麻烦和问题，诸如网络安全、南海争端、贸易摩擦、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价值观差异问题等。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中美两国领导人要增强耐心，不急于强行闯关，而将争端和分歧纳入战略对话和沟通的管道之中，通过建设性管控分歧，筑牢中美关系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的堤坝，增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抗风暴能力。
建立危机管理框架，必须切实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避免战略误解误判。中美存在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分歧扩大化，而将对方妖魔化，甚至直接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挑战对方的原则底线，踩踏外交政策红线。像中美两国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各自国家利益遍布全球，利益摩擦在所难免。但只要切实尊重对方最敏感的核心利益，坚持原则底线，画出政策红线，提升中美战略互动的透明度和清晰度，就会避免发生战略误解和误判，也会有助于捍卫中美合作的基础，防止局势发生失控。
建立危机管理框架，还要努力争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中美关系的目标是合作共赢，途径也是合作共赢。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社会已经高度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中美命运共同体。尽管中美存在很多差异，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除了合作共赢，没有其他路可走。从目标上来说，中美两国领导人要把握各自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着眼于共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途径上来说，中美两国也需要创新外交思维，创新外交方法，以合作共赢的手段来寻求合作，谋求共识。只要中美坚持以合作共赢的思维寻求合作共赢的目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一定能够走得通，走得好，这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之幸，更是世界各国人民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