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国际榜单中，虽然新加坡在宜居一项总是排名前列，但如果到它的城建部门去参观，他们总会通过各种照片和影像资料告诉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新加坡是如何的“脏乱差”。
新加坡是如何实现从“脏乱差”到宜居城市的转变?这些经历是否对中国国内一些城市的发展规划有借鉴?
近日，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数家媒体集体采访了新家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太格。他现在也是中国很多城市的规划顾问。
1938年出生的刘太格，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是新加坡“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实践者，新加坡规划设计经验的典型代表。
他在1969年加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1979年任建屋局局长，1989年任新加坡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在刘太格领导下，重建局完成了新加坡概念图的调整方案，国内外都认为这是一套具有前瞻性而且切实可行的发展指导蓝图，也是一套能引导新加坡迈向一个卓越现代城市的规划方案。
刘太格认为，在城市建设问题上，新家坡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要有领导人的远见，和注重远期规划。
领导人的远见最重要
记者：现在新加坡宜居指数非常高，不过几十年前也存在脏乱差的情况，从过去的脏乱差到现在宜居的改变是出于当时的一种压力，是被迫的，觉得城市发展不下去了，必须做出改变，还是当时的管理者出于一种远见，觉得要提升新加坡人民整体的生活环境，您觉得这是压力还是主动还是两者皆有?
刘太格：如果两者要选一个因素的话，那就是领导的远见作用非常巨大。我那时候吃过苦头，殖民政府，寄人篱下，是非常难受的事，总觉得我们是第三等居民。在这种背景下长大，我们希望给国家拼出一个美好的前景，这当然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李光耀先生感受会更深刻，因为他受罪的日子比我长。这是一个因素，要怎么翻身，提升我们在世界上的自尊心。
第二是1965年被马来西亚驱除出联邦的时候，就更觉得这个弹丸之地不一定能够以独立国家的身份生存，所以就更有必要把我们这个城市做好，比如民族的和谐，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展。新加坡今天经济发展这么顺利，而且有这么多外来投资，当然和政府政策有关系，和城市安全感有关系，不过，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城市规划做得好，各方面基础设施配合地好。他们来投资。第一，知道资金投在这里是有保障的;第二，在这里的商业运作是可靠的。
我的意思是，领导的作用比较重要，如果我们有苦难的背景，而没有领导的决心和明智的决策，新加坡现在不会是这样的。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有决心的领导，有说服力的领导，他就会把其他问题处理的比较完善。
记者：从新加坡整个规划的经验来说，城市规划者，政府决策者和公众这三者是怎样一个互动关系?
刘太格：首先还是讲政府决策者，就是领导。以李光耀先生为例，他们每次有问题，都是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才做决定，而且是很客观的做决定。我经常对外说，新加坡拥有最高权力的不是总理，也不是总统，是真理。总理和总统都要尊重真理。我在政府做公务人员的时候，如果上级领导让我做我不同意的事，如果我对这个问题比较了解，我就会当面和他说“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基本上不用费劲我就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的最高领导不是他们，是真理。这个我要强调，是因为，这个绝对是事实，以我个人经验。这是我们领导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尊重真理，思考到位。
还有一点，我们的领导不干预技术问题。他定一个方向，但他不告诉你怎么做。如果你需要他们从政策上，法律上，经济上带来一些支持，他会做的，但你要先和他要求。
值得一提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建屋发展局建设能力非常强，他们那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我们在两三年内把所有还没有拆迁的贫困区的居民全部拆到公共住宅，就这一句话。他没说我要你先迁这个再迁那个，就这一句话。这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我们按专业能力去做一个计划，费用要他们出，我们要做个估算。坏处就是，你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你的职位就保不住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不干预你的技术问题。
新加坡刚独立时人才比较缺乏，所以我们没有国内的能力就请外国人，包括我们做地铁的时候，也请了外国人。那个时候刚好香港的地铁做完，那些专家没有事做了，我们就赶紧把他们请过来，这个好处是巨大的，因为这些外国人了解东方的特色。请外国的人才来，我们会有一个对接的本地的工程师或者建筑师规划师，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就把他们的经验留下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的水平是世界水平。
讲到跟市民的沟通，我的看法可能和一般专家的看法不太一样，因为规划的工作是宏观的，而且要有大我的精神，而市民的理解是微观的，是小我的。比如我在建屋发展局的时候有些居民给我写信说，我们这条路前面必须有个公交车站，不过不能把这个站建在我的门前。我觉得一方面要听他们的意见，不过多数的意见是微观的小我的，我们听了之后有好的意见要接受，如果是为私人利益考量的，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还是要有一个立场，定了立场之后还要说服他们。
我认为多数市民是理智的，过去在我工作的时候，也碰到有人埋怨，我们听了他们的意见，分析之后做了一个决定，以很尊敬的态度说给他们听，他们几乎都能够接受。所以不要把他们当成弱智的人，要把他们当做很聪明的人，用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和他们解释，他们基本都能接受。我们做方案更多是跟企业团体、专业团体、非政府机构，把我们的计划跟他们解释，那个反馈更有价值，他们基本上有宏观的视野。
北京可以拆分成五六个城市
记者：现在中国国内主要是三个城市群：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我有看到一种说法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发展比较好，但京津冀还没有总体发展起来。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太格：我觉得中国国内更重大的问题，是北京本身的问题。如果把北京分为五六个四五百万人口城市，每个城市里有它所有的配套，这样第一方便市民的生活，第二防止交通的堵塞，第三提升宜居程度。
北京本身三千万人口要怎么处理，对国内这种超大城市我提出一种理念叫做“星座城市”，新加坡人口只有500多万，可我们还把它分成五个片区，每个片区人口大概一二百万左右，五个片区底下再分成二十五个片区镇，你住在卫星镇，日常生活需要，包括上学、体育、简单的医疗这些你都可以满足，如果满足不了，你就到片区中心，如果再满足不了，再到中央商铺去。新加坡这种高密度的城市交通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就是因为我们化整为零。我对中国的超大城市，先看大区域性的城市规划关系，区域性的问题你用高铁、高速公路就能解决，大城市本身的污染问题、塞车问题、环境问题还是要当做很紧急的问题来处理。
记者：您觉得在现在的基础上应该怎么改变?
刘太格：我的立场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希望改变、改善。你越早下决心改善，所花的成本就越低。新加坡为什么相对比较富裕，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下决心要做正确的事，我们的冤枉钱几乎没有花。你现在要改变北京肯定要花相当一部分钱，但你如果现在不处理，以后问题会更严重，花的钱会更多。
记者：新加坡在做规划时有长期规划，比如50年的，也有5到10年的短期一些的规划，那整个过程如何确保它顺利执行下来并且不断的优化?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遗憾的地方?
刘太格：完全没有遗憾怎么可能呢。不过我们的规划先是做远期的，做完远期的规划再做中期的，才做短期的。比如我们1991年时做的规划是做一个百年的，再做一个50年的，再做一个30年的，再做一个15年的。这个方案不需要不断更改，只要按照大方案来做。那为什么要分期来做呢，你把15年的规划范围划定了，你就在最近15年的基础投资的规划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分期开发，你的基础设施可能就是到处乱投，成本就变得无谓地提高，所以我们也是打一个近期算盘。不过规划一定要从远期做到近期。中国国内一些城市2015年做的方案，才是做到2020年，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您多次提到成本问题，作为一个行政官员，一个城市规划管理者，为什么要谈成本问题?
刘太格：上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人》有期专门特刊，就说到新加坡经营这个城市是当做企业来经营，因为你如果要可持续的话，每做一个投入，就要考虑回收的问题，不过在各方面，有投资就有收入，比如我刚刚说我们有分期开发，你投了这个发电厂，短期内就有电费的回收。比如这个快速路，现在看来好像是一次性建设好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把土地先预留下来，计划建设三车道，但是先做两车道，等车辆增加了再做三车道，再增加的话就把红绿灯改造成立交，所以这些都是当成生意来做的，这个很关键，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政府的作为就受到约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