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激烈的、几乎一边倒的争论之后，为期一个月的网络约租车新规征求意见结束。据消息人士透露，在过去20天，国务院高层已经连续数次批示交通部，要从百姓利益，而非政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有专家推测，在高层支持创新与“互联网+”、“分享经济”的精神下，新规要求变更车辆营运性质、八年报废制度、司机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等“一刀切”的规定明显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约租车新规将很可能会推迟出台。
这是创新的一个中国式博弈局面。“互联网+”从底层改造着经济运行模式与商业模式，这必然会冲击到既有利益与监管，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则更是如此。可以想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这种新旧模式的博弈将反复出现。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模式”面对的一个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被总结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例如，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认为，市场中的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能够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提高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成功的概率，进而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技术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源于过去三十年西方技术向中国的扩散，其具体体现为FDI与产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毋庸讳言，不透明的公共政策制订过程，非公开的利益博弈，信息流通的控制，能够人为压低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不透明的法治，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模式更强大的“因势利导”能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一定程度上走出了纯承接技术转移的阶段，来到另一个门槛上。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我们过去常说，在信息尤其是互联网领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现在，我们很可能就站在这样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优势。”
这就意味着，中国接下来不仅仅是面对成熟的技术转移，而是要面对不确定的创新与产业提升，“中国模式”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创新，是否能做好新结构经济学所说的“因势利导”？某种程度上，中国模式能否处理好新经济、“互联网+”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不但关系到在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能否走出去，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
理论上，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压低协调成本，促进交易的发展。这些能力如果能应用恰当，在中国，创新应该更加顺利。比如，在欧美国家，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工会就是Uber等智能出行创新的阻力，那么，没有工会的压力，相对已经非常明确可行的“互联网+”的新趋势，产业升级应该更快，更顺畅。这是中国模式理应呈现出来的优点。
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是理想化的政府，在现实中，巨大的既得利益与部门利益，离政府更近，裹挟着政府因势利导的能力。前述的那些构成中国模式强大的“因势利导”的因素组合起来，其呈现出的结果，往往并不是“因势利导”，而是“因利而导”，“循既得利益而导”，新经济、创新遇到的阻力比国外大得多。
目前，在国外，Uber等应用虽然也遭到很大阻力，但在透明的法治与公开的利益博弈中，以公民与市场的基本权利为依托，这个过程在缓慢但却坚定的推进。而在中国，尽管专车新规引发了社会舆论激烈的讨论和学界、媒体、网民的集体差评，对交通部的影响却似乎甚为微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模式”也展露了一些优势，那就是来自高层的强力改革意愿。
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38次提到“创新”，13次提到“创业”，尤其两次专门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发表的全会公报中，首次出现了“分享经济”一词，提出要“发展分享经济”。在2013年的“两会”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说“站在‘互联网+’的风口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表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创新创业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除了这些密集的抽象表态，在今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互联网＋”行动的会议上，李克强对参会的国务院领导及各部委负责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大众的想法丰富多彩、充满奇思妙想。因此，‘互联网+’的发展，应该让消费者和大众来选择。”6月份正是专车如火如荼，同时监管声音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在那个时间点，对各部委说这样一段话，其倾向与意思不言而喻。
专车新业态，调动闲置资源，增加司机的收入、解决乘客出行难题，受到各方面的广泛欢迎。其未来的发展，从资源配置角度，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公共政策角度，应以民意为导向；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角度，它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典型与“互联网+”的排头兵，体现着高层的改革意志。
然而，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起码在经济层面，高层的改革意愿总被来自既有的利益与意识形态的阻扰，即便是总理也无可奈何。前总理温家宝就曾感叹过政策不出中南海，再往前，联产责任承包制度、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推广，改革与保守的反复斗争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各项改革的经验便是允许部分地区先行先试，新生事物在实践中发展、壮大。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李克强也看的非常清楚，所以，他才说：“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到‘互联网+’，这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将会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打造中国未来增长新引擎。”需要指出的是，在逻辑上，最起码的，这是对“中国模式”的一个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