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空气热得融化。这是叙利亚城市拉卡十月里闷热的一天。ISIS控制了这个城市，设其为伊斯兰国的首府。
阿布（Abu Tareq）站在拉卡钟塔的环道中央，和周围无数人一样，他把目光转向两个蒙着黑色面罩的ISIS军人。一个士兵大声宣读着裁决，犯下饮酒罪的男人被夹在他们中间。炎热日光下，低矮的房屋在碧蓝天空的映衬下闪烁着白光。阿布的黑T恤被汗湿了，黏在身上。
鞭子交替落了下来，在罪犯后背留下纵横交错的血道子——一共七十下，每个士兵各抽三十五鞭。接下来发生的一幕，隐喻般地概述了阿布进入ISIS的第一个月：
“那个被鞭打的男人亲吻了行刑者的脸颊。他一定对自己犯下的罪过悔恨无比，”阿布回忆道。“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瞬间，印证着在伊斯兰教法（Shariah）的规范下，在ISIS组织治下，生活是如此和睦与美妙。”
阿布是一个23岁的丹麦青年，阿拉伯-巴勒斯坦后裔，有着雕塑般轮廓分明的面庞。我们在网上结识，那时我正在搜索投身“大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的人，创建这个伊斯兰国的组织正是广受关注的ISIS。搜索中，我看到了他的Facebook资料。为了不被丹麦政府发现真实身份，他要求匿名。
搭上线后，我和阿布在今年六月见了面。我们约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尔胡斯（Aarhus），那里有320万居民。阿布刚从拉卡回来，在此之前，他与ISIS圣战者共处了四个月。他告诉我，在叙利亚期间，除了和ISIS并肩战斗，他还修习伊斯兰教，并参与一些人道主义项目。
就在见我的几个小时前，阿布在Facebook上将家乡一栏，从他的出生地奥尔胡斯改为拉卡。在他资料页上的图像中，戴黑面罩的ISIS武装分子行进而过。
随着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危机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武装分子分裂为类别各异的极端组织，关于圣战者参战动机的疑问愈发浮出水面。除了普遍见诸媒体的对穆斯林极端分子形象的描绘，更贴近地观察每个人是如何被吸引，并加入到拥护原教旨主义理想（fundamentalist ideals）的斗争中，开始呈现出更加多样的现实因素。
有些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叙利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房子被阿尔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叙利亚总统）的炮火炸毁，而将ISIS视为当局政权外的默认选项；有些人为ISIS而战，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路子谋生；有些人对ISIS治下相对严格有序的社会规范感到欣慰；还有些人，被一种难以名状的乌托邦理想所牵引，与稳固的民主社会渐行渐远，比如阿布。
“当我在拉卡北部望见迎风升起的ISIS黑旗——它如此庞大，白色的标识在风中招摇——我的内心无比激动，”阿布说起2013年冬天，他初到叙利亚时看到的场景。“我当时就觉得，那才是我的归宿，我不属于丹麦。”
像这样的极端倾向所拉响的警报，让人愈发感到恐慌。西方各国政府担心，奔赴叙利亚投身ISIS圣战和其他极端组织的年轻人，有一天会重返欧洲大陆，施行恐怖行动。由于美国如今正在伊拉克积极打击ISIS组织，一些美国官员也发出警告：ISIS很有可能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
这些担忧不无道理。这个月早些时候，《卫报》报道，两名英国男子在2014年1月从叙利亚返回英国后，确认已经加入极端组织努斯拉阵线（al-Nusra）。他们已经承认了恐怖主义罪名，即将在伦敦面临审讯。29岁的法国公民Mehdi Nemmouche，因为2014年5月在布鲁塞尔的犹太博物馆杀害四人而被控告。Nemmouche在叙利亚呆了一年，法国警方在翻查他的背包时，发现了用ISIS旗帜包裹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ISIS在横扫伊拉克北部的袭击中，持续攻城掠地，迫使美军重回战场。ISIS军队中约有7000到10000名武装人员，绝大多数具有外国血统，其中包括许多欧洲人。据德国情报机构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估算，2011年战争开始至今，约有2000名欧洲人加入了叙利亚战争。这支赴外作战的欧洲籍穆斯林队伍，其人数超越了现代史上的任何一次武装冲突。丹麦以不少于100人的赴叙利亚武装人员，在欧洲籍总人数中占据最大比重。
丹麦当局将这一情况视为这个国家当前面临的最为迫切的恐怖威胁。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丹麦国家安全与情报部门PET称，这一百多名前往叙利亚的丹麦人“将在返回丹麦时构成巨大的安全威胁”。PET表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与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有联系”，主要是努斯拉阵线与ISIS。
丹麦情报官员估计，约有200至300伊斯兰武装人员居住在丹麦，此外，约3000至4000丹麦人与这些极端的动机有着共鸣。
2013年11月，第一个生于丹麦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金发碧眼的伊斯兰教徒Victor Kristensen，在一次位于伊拉克的ISIS袭击行动中引爆了自己。此后，在中东，陆续有三名丹麦公民——两名丹麦-阿拉伯裔、一名丹麦-巴基斯坦裔——参与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自杀式袭击。
“我也想当一名烈士，”我们见面时，这是阿布告诉我的第一件事。
就在我们碰面的三天前，我见到了21岁青年Mouin Abu Dahr的姑姑。这个年轻的黎巴嫩自杀式爆炸者在丹麦和瑞典一步步变成了极端主义者。去年11月，Mouin在位于贝鲁特的伊朗大使馆外引爆了自杀式炸弹，23人因此丧生。
Mouin的姑姑最终决定打破沉默，她与我约在奥尔胡斯往北七十五英里的奥尔堡（Aalborg）。她要求匿名。
“我侄子去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前，和我们一块在奥尔堡住了六个月。他一定是被洗脑了，”她说，穿着一件和她指甲颜色相配的紫色裙子，“得知他做出这样的事，我们都震惊了。”
Mouin的几个黎巴嫩朋友形容他“体贴有礼”。据他姑姑所说，这个后来成为人体炸弹的年轻人“很招人喜欢，在奥尔堡颇受欢迎”。就在实施袭击的几个月前，他刚刚订婚。
透视这种紧张的局势，需要对各方面进行细致的理解。
有说法认为，阿布这样的青年，是在中东逐渐走上激进之路的，Mustafa Haid对此提出异议，他是在叙利亚从事反暴力运动的非盈利组织Dawlaty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我理解丹麦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担心。他们怕这些人回国实施暴行。但作为叙利亚人，我们更关注这些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从事的暴力行动，”坐在贝鲁特的办公室里，他说道，“这些家伙正在叙利亚的土地上对叙利亚人施暴。”
对于“阿布们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受极端主义者影响而激进化的”这种说法，最让Haid忧虑的，是其中的因果责任被错误地关联了。
这种观点或多或少“让我们变得可疑，就好像是我们让这些人走向极端，”Haid解释说，“这些人本来就是极端分子。在他们最终下决心出走他国战斗之前，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达到了成为极端主义者的临界点，他们已经做好了抛弃一切的准备。”
自杀式袭击行动是ISIS得以迅速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杀手锏。外国青年则是ISIS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因为他们往往比当地士兵怀有更加坚定的赴死决心。
“外国士兵们深受鼓动，他们是最渴望牺牲的人”，Aymenn Jawad Al-Tamimi说，他是研究叙利亚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专家，也是费城中东论坛的研究员。“他们在思想上更容易受到煽动。”
二
阿布正徘徊于思想的悬崖。揣测他真正的内心就像阅读杯中茶叶的沉浮，一切都是未知数。他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殉道者吗？或者，这段经历仅仅只是一个归属感缺失的年轻人暂时面临的威胁？
但阿布绝不是丹麦唯一感受到孤立的人。我所接触到的加入圣战运动的丹麦人中，相当数量的人也有同感，他只是其中一员。
23岁的阿拉伯裔丹麦人Abu Dinamarqi，和我分享了他的一些诗，主题都是“以奥尔胡斯的舒适生活换取战火肆虐的叙利亚梦想”。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年轻人舍弃了奢靡生活的馈赠
他们用它交换战壕里的人生
把酒瓶换成了枪
脱下名牌华服换上军装”
阿布和Abu Dinamarqi是热切希望加入ISIS武装部队的新一代斯堪的纳维亚青年中的典型。这一趋势在2014年6月ISIS突袭攻占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之后，更加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该组织随后宣布，从伊拉克的迪亚拉（Diyala）到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为伊斯兰教王国领地，并将国名从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简化为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圣战斗士是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青年的全新身份，”瑞典国防学院非对称性威胁研究中心主任Magnus Ranstorp说，“他们已经被伊斯兰战争和恐怖主义战争重新定义。”
在奥尔胡斯的移民社区，八十个左右不同民族的人聚居于此，许多年轻人告诉我，他们想去叙利亚。
“我们差不多是为叙利亚贡献最多战士的欧洲国家了，”丹麦情报组织一位匿名人士透露。
每100万丹麦公民中有20人奔赴叙利亚。每100万瑞士公民中只有3人前往。在德国，这个数字则是2人左右。
阿布及其所在社区其他年轻人的声音，让我们得以瞥见ISIS和其他类似组织对外国青年的诱惑。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和“透视叙利亚”的新闻报道，许多公民和活动人士将ISIS治下的拉卡生活形容为“梦魇”，在那儿，酷刑和斩首时有发生，女性不能就业，也不能受教育。
就在最近，七月末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据说两名被指控出轨的女性被石头砸死。
然而，阿布口中的拉卡却是个“安宁而可爱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很有安全感。
“商铺老板出门祷告时从不关店门，因为那里根本没有犯罪。酒精和毒品都是严令禁止的，”他说，“所有女人都戴尼卡布”，他接着说，尼卡布是传统穆斯林妇女所穿戴的黑色面纱，戴上之后只能露出眼睛。
“我觉得这太棒了。城市的墙上也有戴面纱女子的宣传画，配注着口号，比如‘尼卡布赐我自由’、‘尼卡布，我的选择’等等。在拉卡，连小女孩都戴面纱。”
阿布的父母反对儿子加入ISIS。去年十月，他从土耳其打电话回家，告知他们自己正在前往叙利亚的路上，妈妈立刻哭了起来，爸爸“几乎气疯了”。他在今年六月回到了奥尔胡斯，只打算呆一小段时间。回来仅仅只是为了跟家里报个道，他计划着尽快返回ISIS。
“其实我在想，这已是第二次了，他们应该会习惯的。”阿布说。
三
如果不是有关叙利亚和ISIS的幻梦突然截断了阿布原本的人生轨迹，他会成为一名工程师。他出生在一个伊斯兰教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成长于黎巴嫩和约旦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
这个23岁的青年在高中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丹麦政府的赞助，可以选择任何一所向往的学校继续深造。在丹麦，所有学生每月都享受国家提供的小额奖学金，读大学也是免费的。即使如此，阿布仍不愿意留在丹麦。
“我从没觉得丹麦是我的家。精神上，我属于拉卡，”他说。
现在，距离他刚开始真正对叙利亚和吉哈德圣战运动感兴趣，已经快一年。“起初我对叙利亚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说，“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拷问囚犯的录像片段和帖子。我感受到了自己身体里的共鸣。”
九个月前，阿布开始全心全意地践行伊斯兰教规。尽管生长在穆斯林家庭，他此前从未真正投入宗教，直到过去的这一年，他开始自发地做祷告，并自觉远离了酒精和女色。
“两三个月后，我动身去拉卡，”他说，但下定决心启程追寻理想，并非易事。
徘徊在奥尔胡斯的布拉布兰（Brabrand）湖边，阿布反反复复地斟酌，到底去不去叙利亚。“去了叙利亚，以后会后悔吗？”他一边问自己一边踱步，双脚穿插在湖畔湿漉漉的草地，“爸妈又会怎么说呢？”
宁静的湖面在斯堪的纳维亚夏日阳光的照耀下，隐约浮现着蓝绿的阴影。这里也是好几个ISIS人生交错的地方。
第一个实施自杀式爆炸的丹麦人Victor Kristensen就曾到过这儿。另一个23岁的年轻人Abu Hamzeh也来过，他是湖边长大的孩子。在这两个阿布都还未加入ISIS时，他们曾在此见面。Abu Hamzeh如今因参与效力ISIS被全球通缉，他告诉阿布，他永远不想再回丹麦了，在他眼里，拉卡和ISIS是家，也是未来。
“我和Abu Hamzeh在拉卡遇到过两次。我也见过Victor,”阿布说，值得一提的是，圣战组织的诱惑之一，正是你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同伴在一起。
阿布解释道：“大多数年轻的穆斯林离开欧洲投奔ISIS，正是因为ISIS是一个向外国战士和移民开放的组织。”他在拉卡见到了来自五十个国家的穆斯林——“甚至有中国来的。”
据ISIS士兵和支持者介绍，在上战场前，组织会安排外国新兵在军营中接受为期六个月的训练和伊斯兰教义务教育。
ISIS的管理也同样让阿布印象深刻，他特别提到，组织中有一个“掌管一切”的机构。
“不仅仅是作战。分别有不同的部门负责伊斯兰教育、媒体宣传、人道主义救援、电力和道路交通。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来自苏丹的工程师，他的工作是哈法尔水道的干旱防治，”他说，“正是这种人道主义色彩指引我去了叙利亚。”
现在，阿布一心只想战斗。“我已经准备好去前线了。”
四
尽管存在像阿布这样的人，但据此一概而论地看待丹麦移民社群仍然很不负责任。显而易见的是，多数第二代移民并不受伊斯兰军事组织吸引。他们融入社会的程度也许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也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北部小镇希勒勒（Hiller?d），我见到了来自黎巴嫩的两个第二代移民，26岁的Omran Sakr和29岁的Muhammad Diab。
“我根本不想去叙利亚打仗，”Diab说，“丹麦是个很棒的地方，在这儿你拥有权利。你找不到比这儿更好的国家了。”
两个年轻人成长的环境里，街坊多为丹麦人。他们在当地技校学习，如今是油漆工。
对Sakr来说，他的梦想其实是成为一名说唱歌手。伊斯兰信仰引导他融入社会。“笃信伊斯兰教确实改变了我，我遵从先知的教诲，学会尊重他人，”Sakr说，“我觉得丹麦就是我的祖国。”
但与此同时，我最近在奥尔胡斯见过的Abu Malik则完全不同。19岁的Malik有阿拉伯血统。他最近刚从监狱获释，正在攒一笔路费，前往叙利亚。
“对一个希望每天能做五次祷告的穆斯林来说，丹麦永远不会是合适的居住地”，Abu Malik说。我与他一同步入在丹麦的清真寺Grimh?j Moskeen。27个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组织的年轻人中，有22个人经常出入Grimh寺。
“在监狱服刑的时候我决定去叙利亚。我不认为ISIS和努斯拉阵线是恐怖组织。他们有权战斗。”他说。
五
欧洲国家的政府人员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年轻人到了叙利亚，究竟是加剧他们在国内的疏离感，还是说，亲眼目睹了暴力行径之后，他们能清醒过来。
阿布承认见证了杀戮和战火之后，自己确实不一样了，他说：“我经历了炸弹和军机轰炸。这的确给人强烈的心理震撼，但我完全可以承受。”
在奥尔胡斯，警察们忙着四下巡视，试图阻止更多年轻人奔赴叙利亚。为了尽可能减少前往叙利亚的青年人数，Grimh?j清真寺当然也受到了严密监控。
“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趋势在这群年轻人中成形，”奥尔胡斯警方犯罪预防负责人Allan Aarslev表示，“他们觉得，9/11之后，穆斯林成了靶子。在他们看来，参与到叙利亚战争中是件又酷又积极的事。”
欧洲公认，奥尔胡斯警方是推动那些赴叙青年重新融入当地社区最有成效的官方机构。一般来说，这些青年回国时将面临指控。但当局希望，能帮助那些在叙利亚时仅仅从事了人道主义工作或修习伊斯兰教的青年回归欧洲社会，即使他们曾经与极端组织共处。
“当他们回到丹麦，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给予他们帮助，”Aarslev接着说，“我们会提供心理援助，并帮他们重返高中或大学完成落下的学业。”
六
“这一切并不表明丹麦的穆斯林群体更激进，”Thomas Hegghammer说，他是挪威国防研究院恐怖主义研究所的主任。“只不过这个国家的规模不大，因此凸显了丹麦的激进化环境。”
被全球通缉的Abu Hamzeh如今身处拉卡，而且打算留下，他的经历也许可以为解答丹麦的特殊性提供一些思路。
Abu Hamzeh的首次犯罪记录，是在一次抗议活动中点燃了奥尔胡斯社区的一个垃圾箱。那次他反对的是重印一副漫画。漫画于2006年发表在丹麦报纸《日德兰邮报》，将先知穆罕默德描绘成了恐怖分子，在国际范围内引发公愤。
“新一代年轻人是从Google复制自我身份的一代人，”移民社区的穆斯林联络官员和顾问Muhammad Hee说道，他也是哥本哈根市政部门的反极端化项目成员。“原先，萨拉菲是受过教育的、格外虔诚的伊斯兰信徒群体。这样的传统如今依然存在，但已经加入了极端化的萨拉菲主义色彩，这种主义崇尚武力，赞美本拉登这样的暴徒。”
萨拉菲（Salafist）指的是参与伊斯兰教内部运动的成员，这个词源于salaf，意即最早的穆斯林。按照他的介绍，萨拉菲派穆斯林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居住在丹麦，但极端主义者鼓吹的崇尚武力的萨拉菲主义，则隐含着另一种意味——不积极主动地争取就不是优秀的穆斯林。
“那些去过叙利亚的家伙会重回聚居区，到处说‘你是个男人还是只老鼠？如果你是真正的穆斯林，就该去战斗’。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在这群人回来的时候抓住他们。”Hee说道。
不过，到目前为止，阿布并不关心重返丹麦。他的目光仍停留在叙利亚。
在奥尔胡斯运河边，阿布的面庞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闪耀着。他微微偏过头以掩饰栗色眸子里金色的光芒。
“我周围的很多人，甚至一些帮派里的兄弟，都问过我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成功前往叙利亚，”他说。“现在ISIS已经在伊拉克占据优势了，越来越多人拥护他们。我的朋友们纷纷告诉我，他们要上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