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我们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在对这股席卷全国的“智库热”表示积极肯定的同时，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冷思考”。智库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如何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智库？本网邀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尚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研究员唐磊，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色定位和建设标准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色定位十分必要。什么样的组织才是智库？是不是所有的研究机构都适合发展为智库？“智库热”是否存在泡沫化的隐忧？
尚伟：国际经验表明，智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智库的支撑作用。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受到空前重视。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后，国内掀起了一股智库热，智库的数量如雨后春笋快速增长。在这股热潮中，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凭风借力，推波助澜，积极转变职能向智库方向发展。其实，智库并非新鲜事物，像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知名智库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门客、谋士、军师等，承担的职能也与智库类似。但是，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却属于新生事物,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依附于某种权势的门客、谋士、军师一族，也不同于国外的所谓独立研究机构。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能简单套用“国际”标准，而应突出“中国特色”。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色定位和建设标准尚不明确，还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如果盲目追求数量规模而忽视质量内涵，任由所有研究机构都向智库转型，难免导致智库概念泛化、功能定位模糊、评价指标混杂等问题，反而会制约中国新型智库的有序发展、规范运行。并且，由于智库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不仅要从问题入手进行开发性研究，还要将其研究成果提供给决策层和社会公众，为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提供优化方案，这一功能并非任何研究机构都能胜任，有些研究机构并不适合发展为智库。
唐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在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后，改变原有的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改革”方式，使决策过程更加精细化、科学化。在各个层级的政府决策和公共决策活动中，智库都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最终，中国的智库市场到底有多大，需要多少智库，其实是由决策活动的密集度、开放度以及智库机构的效率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中国特色的智库发展路径，要具体落实到每一种类型的智库。比如社会科学院，虽然在西方学者看来是比较典型的智库，但它们承载的不仅仅是智库功能，很多时候还要发挥意识形态阵地的作用，这和西方某些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智库又不一样。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下属各部委的研究所这类机构，反而在生产决策型知识方面更加纯粹，只不过以往看来独立性稍弱。
新近加入智库大军的更多是高校系统内的较少承担教学或不承担教学内容的研究机构。它们在机制和时间上的相对灵活性使其较容易向智库转变，连年增长的科研经费也为其资金来源提供了保障。当然，这也主要出现在研究型大学，未来更会是如此，普通高校将不会有那样的资源。高校在跨学科协作、经费支持方面也许会有更多的灵活性，所以高校智库的发展其实是值得期待的。而且，考虑到中国的士人传统，再加上现在对产生重大决策影响的智库成果的丰厚激励，高校发展智库也有其自身的动力。根本上，智库的知识生产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如果不能体现出决策影响力，就会难以为继。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些机构会成为智库，在政策思想的市场里，自然会优胜劣汰，关键是要建立起这个市场的良好的运行机制和生态。
出镜率不代表研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学者指出，一些智库只是现有各类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或者包装，是搭台子、请名人、开峰会、出简报，传播很热闹，但实质上高质量研究报告并不多。智库应如何平衡研究与传播之间的关系？
尚伟：对智库而言，项目研究和品牌营销同样重要。项目研究主要是针对问题探寻政策的依据和路径，品牌推广主要是将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等决策层或社会公众。离开了项目研究，智库就成了无源之水，广告做得再好也难长久；离开了品牌营销，智库就成了无辘之车，产品做得再精也难推广。因此，研究与营销二者缺一不可。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既需要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来支撑，也需要有智慧的营销策略来传播。但如果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忽视实实在在的潜心研究，片面追求缺乏实质内容的曝光频率，无疑是本末倒置，势必扰乱正常的研究工作，难出思想性强、创新度高、适用面广、实效性好的研究成果。
唐磊：智库当然要生产高质量的知识产品，但智库从来就不是纯粹的“高深知识”的生产机构。西方智库的管理者和研究智库的学者们现在大多认识到，为了取得与政策的相关性，包装与内容同等重要。智库作为知识和权力的桥梁，越来越多地利用传播媒介和议程设置来干预决策过程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在中国，重要的智库虽然都有自己直通决策枢纽部门的渠道，如今也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和品牌建设。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决策信息采集渠道的多元化和政策思想市场的发展。换句话说，决策者们如今既然有了更多的选择，凭什么来做决定呢？品牌或者名声肯定是一个重要参考项。当然，另一方面，不同智库离决策层的距离是不同的，离权力中心越远的智库可能越需要通过公众影响力来发挥决策影响力。这又带出一个新问题，即公众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会转化为决策影响。在西方，执政者们必须了解和照顾选民的意志，而在中国，民意也越来越成为决策的依据。但民意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影响决策，非常难以总结。于是，公众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也很难说清。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一家智库的成功与否，科研人员的内在水平、将专业的政策研究成果传播给非专业的读者的能力都至为关键，不应将二者强行分出个你轻我重——实际上，西方国家有些所谓的“倡导型智库”（如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可能更重视推销其坚持的理念。
一家雄心勃勃的智库在其建设的初期，如果资金充裕，各种经营品牌的手段都可能被采用，这与企业的品牌经营是一个道理，但最终决定企业竞争力的还是产品。有的企业先经营品牌，搞各种噱头，然后暴露出产能和质量问题，这样的企业不可能靠着向出资人讲述情怀而长久存在。我打这样的比方是因为智库在采用品牌经营和各种宣传营销手段时，它更像是一个从事思想生产的企业而不是单纯的科研机构。
不过，出镜率毕竟不代表研究影响。智库建设还是要更加推重那些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原创的、独立的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尤其如此。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在原创性知识还是政策相关性知识的生产方面，中国学术界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科研经费投入的已有体量和持续增长的势头。
应首重智库管理人才的培养
中国社会科学网：广为人知的美国“旋转门”机制，为智库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储备以及政府职位的选择空间。为了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长远发展，如何解决智库人才培养问题？
尚伟：智库一般都具备人才选拔、培养、储备和交流等四方面功能。由于待遇相对优厚，因此往往能够吸引各方面的精英人才。在人才交流方面，美国的一大特点是“旋转门”机制。由于每次换届选举后都伴随着政府大换班，智库精英们也必然随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轮回迁转而变换角色。美国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每隔四年，很多卸任的官员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机制使智库的舆论影响力得以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使知识与权力得到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除“旋转门”机制外，美国智库在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方面也很有特色，智库研究人员来自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如布鲁金斯学会总人数将近300人，其中行政人员1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专家200多人。相对于美国，欧洲智库研究人员的身份较为明确，很少有离职的研究人员到政府任职。并且，欧洲智库中的研究人员多从欧洲本土招聘，“欧洲化”程度明显，国际化程度不如美国。但是，尽管没有美国智库那样的“旋转门”机制，欧洲智库对研究人员的层次要求同样十分严格，只有拥有某专业领域专家资格的人员才能加入智库。在德国，一些智库还实行淘汰制，德国系统工程与技术革新研究所每年人员的更新率高达10%，竞争十分激烈。此外，欧美许多智库都建有自己的研究生院，而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这也使智库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如兰德公司在1970年创办的兰德研究学院，是当今世界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以培养高级决策者为宗旨，并颁发了全球第一个决策分析博士学位。目前，其学员已遍布美国政界、商界。
近几年，我国虽然已经开始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但是尚未形成制度体系。当前智库建设，既需各领域的研究专才，也需要具有宏观视野和战略思维的跨学科人才和能够合理调配各种资源的领导人才。许多从现职岗位上退下来的老领导、老专家，经过长期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积累，具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发挥好他们的作用，是智库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但与此同时，必须坚持高标准来要求，坚决反对把智库变成“闲职疗养院”的错误倾向，切实使智库成为精英荟萃的思想库，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领域人才的优长。
唐磊：关于美国智库的用人机制，我们以往谈得更多的是“旋转门”（revolving door）模式，那是人员进出的机制，而在智库更重要的是“汇聚一堂”（under one roof）机制，即让不同背景的人员共处一起，使他们能更密切地相互交流。所以，不管何种身份的人，以何种方式何种目的进入智库，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其中发挥着何种作用，是否对于智库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是否秉着责任伦理来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还在新兴阶段，对于这一阶段出现的种种现象我们要保持相对开放、包容的心态，而不是过多的质疑。需要更多致力的是财务制度、激励制度、考评制度的建设，使智库的知识生产活动在一个开放、透明、高效的环境中进行。
关于智库人才的培养，我觉得在目前阶段应当首重智库管理人才的培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比较成熟的市场机制、大批的科研人员，把智库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也使相关的科研经费有了保障，相对比较欠缺的恰恰是懂得如何运营智库的管理者。从这方面来讲，并非所有退休官员都适合到智库进行具体管理，可以聘请他们作为顾问甚至某一领域的团队负责人。
智库的体制机制建设有很大提升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网：除了以上谈到的智库定位、人才培养等方面外，当前我国智库建设还需破解哪些难题？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提升？
尚伟：从世界著名智库的发展来看，尽管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差异，但生产思想、影响决策和储备人才、培养人才这两点功能定位应该说对智库具有普遍意义。就生产思想、影响决策的功能而言，我们有比较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但对于如何充分发挥这一功能，如何提高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精深性、系统性和战略性价值，还有待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规划；就储备人才、周转人才的功能而言，当前在思想观念，特别是体制机制上，都还有相当大的提升和拓展空间。
充足的资金是智库吸纳高端人才和从事科研活动的坚实物质保障。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科研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对于经费的分配与管理，还有不少可进一步完善之处。比如，目前的经费分配中劳务费所占比例过低，有些项目的经费分配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这些都会对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
还需注意的是，任何智库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都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各智库研究领域各有特色专长，中国如此，国外亦如此。因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各智库容易从自身立场和价值取向出发，对其他相关领域兼顾不周，提出研究报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很多时候这样的研究报告和优化方案在实际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只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智库终究只是咨询研究机构，是“外脑”，他们有可能影响决策，影响整个社会，但也不能夸大其功能。应理性地看待“智库热”，过热，反而对社会有坏处。
唐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信息公开必然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情势下，智库必然大有所为，我们应当对中国特色智库发展抱有信心。如果说短期内有什么制约智库发展的因素，我觉得还是落在制度建设上，这其实是和中国的整体改革所遇到的问题相似。制度、政策、知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要还原到建构它们的情境中去理解它们，才能更好地做出调整。举例来说，最近学界讨论很多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以前管得比较松，现在则管得比较严，有些地方可能过于严格。如果我们承认智库经费来源的多元性，那么针对不同来源的经费，管理制度就应当有弹性而不能一刀切。又比如考评制度，国外智库似乎主要还是目标管理而不是过程管理，而且主要看智库的吸金能力，越是财力雄厚的智库，越是把目光聚焦于智库提出创新洞见、影响公共政策和扩大公共影响的能力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