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怖分子屠杀事件再次突显,21世纪上空的阴云,让共产主义崩溃给欧洲和西方所带来的希望之光黯淡下来。危险与日俱增,目前的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预言并不真实,但一致的出发点应该是减低期望。英国市场研究公司Ipsos MORI社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在西方大部分国家,下一代人将享有更美好未来的假设已不复存在。”
1918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如今,“没落”一词已成为禁忌。我们的政治人物用“挑战”来取代它,而经济学家的说法则是“长期性停滞”。语言在变,但西方文明时日(和金钱)不多的观点却没有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普遍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对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反应。但更令人信服,民众也开始明白的原因,是西方未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来让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持续下去。
这一失败的最重大例子,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爆发。恐怖主义本身并不是对生存的威胁。带来灾难的,是恐怖分子来源地国家结构的崩溃。
伊斯兰世界拥有16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3%。一百年前,它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之一;如今却是最暴力的。这不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89年文章《历史的终结》中预见的“外围”问题。因为大规模难民的涌入,中东的失序正在冲击欧洲的心脏。
这一人潮的迁移和亨廷顿所预见的“文明的冲突”没有什么关系。真相更通俗的认知是,昔日维持伊斯兰世界和平的奥斯曼、不列颠和法兰西帝国分崩离析后,一直没有出现稳定的继承者。这主要(尽管不完全)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过错。在帝国主义垂死挣扎时,他们人为地建立了许多日后注定要解体的国家。
他们的继承者美国做得并不比他们好。我最近看了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影片讲述了美国如何武装同苏联对抗的阿富汗圣战组织(Mujahideen)。在影片末尾,美国昔日保护的组织演变为塔利班,而为他们提供资金的美国政客威尔逊说:“我们大获全胜,但也搞砸了结局。”
“搞砸”是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军事干预的一个永恒课题。通过直接派兵或武装反对组织,美国部署具压倒性优势的火力,在摧毁当地政府结构后抽身离去,任由这个国家自身自灭。
美国的决策不太可能体现什么理想的世界观,即认为消灭独裁者和建立民主是一回事。事实上,坚信理想结果必定产生是一个必要的谬论,只是用来掩盖不肯坚定、明智地使用武力来实现所期望的结果。
不管超级大国具备多少军事实力,缺乏使用军事实力的意愿和缺乏有效力量没有两样。只要有过一次先例,就失去了威慑力。
因此,2003年卡甘(Robert Kagan)的新保守主义命题:“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提供了完全错误的指导。诚然,欧盟在绥靖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比美国更远。它是一个松散的半国家实体的脆弱神经中枢,其边界形同虚设,并以人道主义论调掩盖懦弱。但美国的兵力部署亦只是间或的,既不可靠,效果也差,也远远够不上火星标准。
与西方的没落一起出现的,是东方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很难说俄罗斯是在崛起还是在没落,但无论如何,情况都令人不安。)崛起的力量要纳入正在消亡的国际体系,很少能够和平实现。也许,超凡的西方和中国政治可以避免一场大战;但从历史上看,这将是意外之喜。
国际政治秩序日趋脆弱,正在破坏全球经济前景。此次大崩盘后的复苏,是有史以来速度最慢的。各种原因十分复杂,但部分原因显然是国际贸易反弹无力。过去,贸易扩张一直是世界主要增长引擎。但如今,国际贸易落后于产出复苏(而产出复苏本身亦平平无奇),因为有利于全球化的全球政治秩序正在消失。
这种局势的一个迹象,是14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以失败告终。贸易和货币协议总算仍有达成,但越来越多是以地区或双边协议的形式达成,而非有利于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目标的多边协定。比如,美国所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为了针对中国;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则是对被排斥在TPP之外的反应。
也许这些区域的讨价还价,只是迈向更广泛自由贸易的一步。但我对此感到怀疑。一个分裂为政治集团的世界,也将出现以保护主义和货币操纵维持的贸易集团。
而虽然贸易关系日益政治化,我们的领导人却在敦促我们做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准备,并且很少有人质疑通过自动化削减成本的好处。在这两方面,政客都试图迫使渴望安全的不情愿人群作出调整。这一策略不但是绝望的行为,也是虚妄的。因为,显而易见的,如果地球想要保持宜居,那么经济增长的竞争就必须让位给生活质量的竞争。
简言之,我们还远远没有制定出一套可靠的规律和政策,来指引我们通往更加安全的未来。因此,西方人对未来有不祥的预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