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的财政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伊斯兰国”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者”，所有的策略做法都是为了“筹划激进的政府和社会变革目标”。
在“伊斯兰国”扩张之际起到关键作用的内部结构和决策机制之一就是创收。至少从2005年开始，“伊斯兰国”基本上实现了财务完全自足；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库，2005年到2010年之间流向伊拉克“基地”组织、“圣战军舒拉会议”和“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外部资金总额不足该组织总“收入”的5%。
2010年就任“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人之后，巴格达迪成立了财务指挥委员会，摩苏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位得到巩固。2014年，错综复杂的敲诈网络可以创造一个月1200万美元的收入。尽管“伊斯兰国”日益受到公众注目，这可能带来私人资金支持的潜在增长，不过创收能力的同时扩大则表明，该组织已能持续实现财政上自给自足。
敲诈勒索所得的收入虽然已经更具有可持续性，但比起叙利亚和伊拉克石油的地下销售而言仍是相形见绌。对“伊斯兰国”来说，非法售油算不上新鲜事——到2010年，人们已认为该组织一直在“抽取伊拉克石油财富的份额，在北方开加油站，走私石油，向工业承包商勒索钱财”。不过到2014年8月底，能源分析师估计，该组织每天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将多达7万桶原油（重质原油每桶26~35美元，轻质原油每桶60美元），卖给内部黑市客户和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和库尔德斯坦等地的外部买家。通过这些倒买倒卖，“伊斯兰国”的每日收入为100万美元至300万美元不等，12月将达到3.65亿美元至11亿美元。不过，国际上合作打击“伊斯兰”的联盟自2014年9月下旬开始把目标对准叙利亚与“伊斯兰国”有关的石油设施，这将显著破坏实现此种前景的可能性。
“伊斯兰国”财政虽说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但也在充分利用其他资源，包括农业、棉花、水、电等。众所周知，该组织还有效地运作着绑架人质换赎金的行动，仅2014年8月就证实有四名外国籍人质（两名意大利年轻女性、一名丹麦人和一名日本人）被“伊斯兰国”绑架。或许寄希望于拿到赎金或者交换俘虏，“伊斯兰国”在2014年底和2015年初把这项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公开处决美国、英国和日本人质。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有力武器。例如，布鲁塞尔一位未具名的北约组织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国”在2014年4月收到来自法国的1800万美元赎金，不过这一说法遭到法国政府否认。
即使在不具备全面控制权的地区，“伊斯兰国”仍然维持着敲诈勒索网络，收取保护费。“伊斯兰国”分支据称也盗窃古董，再到黑市上卖出。一名伊拉克情报官员声称，该组织在2014年初将来自大马士革北部奈卜克（al-Nabk）具有8000年历史的文物出售，赚得3600万美元。
虽然“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长期以来在其控制或影响的地区实行影子税收（和勒索），不过自从宣布成立哈里发国以来，该组织便开始更多地推行官方税收制度。例如，伊拉克西部主要公路上的货运业务目前实行关税制度，征收对象是经伊拉克边境瓦利德（al-Waleed）和塔尼夫（al-Tanif）交叉通道而来的叙利亚和约旦的食品和电子产品运输卡车。截至2014年9月，税费为食品类每车300美元，电子产品类每车400美元，有时普通卡车统一征税800美元。这一系统本身出奇地专业，正如记者米切尔·普罗瑟罗所观察到的：“‘伊斯兰国’不仅保护商人免遭盗匪侵扰，也向他们提供文书，证明他们已经向‘伊斯兰国’纳税，还有仿冒的政府税收凭据，卡车司机可以拿给伊拉克陆军检查站看，这样他们不用另外交钱就可以通过了。”
这种独立的财政能力除了保护“伊斯兰国”免于传统的经济反恐措施，还为其提供了社会影响力的源泉——无论是通过激励手段来鼓动部落效忠，还是通过提供粮食配给和燃料补贴来激起民众支持。例如，2014年5月－6月进攻代尔祖尔期间，“伊斯兰国”“花了200万美元诱使部落和领导人允许他们在该地的存在”，从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战略投诚和效忠宣誓。
“伊斯兰国”给自己树立富有和成功形象的能力，增强了其从本地乃至境外招募新鲜战斗血液的效果。正如一名驻守阿勒颇的温和派指挥官在2014年6月以匿名身份透露说：“叙利亚人加入ISIS为的是钱，就是因为他们能付得起工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斯兰阵线”（IslamicFront）政治官员说得更是直截了当：“ISIS肯定会扩张下去的——它有的是钱，而现在叙利亚人太穷了。钱能改变一切——人绝望了，难免要去支持极端主义。”
“伊斯兰国”的治理模式
通过宣布成立“伊斯兰国”和恢复哈里发国，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掌握了管理和统治组织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结果是，“伊斯兰国”面对着圣战者的“根本困境”：“他们要是不治理，就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但以往记录显示，他们再三尝试都告失败。”不过，“伊斯兰国”如今已经保持领土（包括多个中心城市）的控制权，其宗教和政治活动不仅维持了治理，更是有所扩大。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居民称当地的行政机构“都快捷高效……各个部门都有联系，协调一致，［他们］共享信息而且大体看来善于合作。”
在伊拉克，逊尼派人士认为什叶派政府压制逊尼派权利，“伊斯兰国”利用此种广泛的不满情绪，从中受益。民众对可行而稳定的逊尼派统治的普遍愿望，为“伊斯兰国”提供了有待填补的真空。“伊斯兰国”将市政管理（警察、伊斯兰教宣教、参与部落事务、征兵和训练、教育、沙里亚法院）和基于援助的服务（人道主义援助和设施管理）结合，以此来参与统治。因此，“伊斯兰国”为平民提供了民族国家体制所提供的大部分东西，而且监督力度更强。
摩苏尔便是范例。6月9日至10日，“伊斯兰国”花了仅仅24至36小时时间夺下了这座城市，6月12日便匆忙发布了瓦西卡特马迪纳（wathiqatal-madina，城市章程），列出16点纲要概述该地的新法律。强行颁布的摩苏尔条例乃是效法拉卡现有的章程制定的，“伊斯兰国”花了整整5个月才推翻拉卡的敌对势力，并在2013年10月取得单边控制。当时，“伊斯兰国”开始着手实现其治理愿景，其愿景在叙利亚内战的棘手形势下，带来了相对的稳定，获得了公众的默许。
事实证明，刚刚取得全体居民控制权之后的那段时期，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最为关键。攻占领土的最初时期里，大肆展示军事实力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权威感，不断促使大批武装人员前去“伊斯兰国”临时设立的“悔过办事处”倒戈投降。
由于周边环境欠稳定，“伊斯兰国”攻占领土之后就立即着手建立法律与秩序。警察部队——男性和女性——迅速得到组织和部署，上街巡逻，执行传统民法和沙里亚法，沙里亚法院也很快成立起来。这种调动速度往往是由优厚的薪水所促成的。尽管对法律与秩序的重视很明确，但各个地区的执法水平则不尽相同。例如，截至2014年10月中旬，“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行为准则的严格程度便比不上在拉卡强制推行的水平。很显然，“伊斯兰国”在不同地点面对不同的情势，相应地采取不同的行动。然而，该组织在某个方面又是一致的：控制市政当局的时间越久，其统治就越强硬也越自信。不过，这还是没能达到2008年那样的极端水准：当时“伊拉克伊斯兰国”明令禁止妇女购买黄瓜（因为黄瓜带有性暗示意味），禁止销售冰激凌（因为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不存在冰激凌这种东西）。
然而，“伊斯兰国”并不仅仅关心纪律和惩戒。该组织也花费大量财政资源来提供社会服务。占领市镇之后的首要举措，就是控制工业和市政服务设施，以确保它所认为的更加有效和平等的服务。一直以来，这意味着掌控电、水、气供应，当地工厂，甚至面包店——这一切让“伊斯兰国”掌握平民大众的核心需求。
同样，“伊斯兰国”经常补贴主要商品——特别是面包——的价格，也一直在限制房租价格，这一点人所共知。比如说，2014年7月夺取代尔祖尔省的大部分控制权之后，“伊斯兰国”拨款出资，将面包价格从200叙利亚镑降低到45叙利亚镑，同时强制要求面包店为穷人提供扎卡特（zakat，伊斯兰教的一种慈善义务）。
在摩苏尔，“伊斯兰国”在攻占该城的前一天便建起一座免费医院，后来又将房屋月租价格限定在更加负担得起的85美元。
“伊斯兰国”经常开设民用公共汽车，并且往往免费提供服务。该组织还修复电力线路、道路、人行道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设立邮政服务，为儿童提供医疗保健和预防接种，为穷人施粥送饭，为建设项目提供贷款，为男孩女孩开办以学习伊斯兰教为主的学校。在拉卡，“伊斯兰国”甚至成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办公室，让出售劣质商品的店家关门歇业。
简言之，“伊斯兰国”力图提供一个民族国家为其公民提供的同等服务，不过用该组织的话来说，是以一种更加合乎道德的方式。
“伊斯兰国”宗教和政治统治的另一项关键要素就是宗教教育和宣教。除了推出新的学术课程，该组织还经常举办公开达瓦（da""""""""wa，宣教）活动，“教育”民众生活在“伊斯兰国”统治之下有种种益处。
孩子们时常在这些场合收到免费的餐点和礼物，偶尔也会被当地部落首领或其他政要当成庆祝拜阿宣誓的道具。根据阿布·杜贾纳所言：“当ISIS开进霍姆斯省时，人们都非常怕我们，不过四五个月以后，大多数村长都宣誓效忠我们，几百位村民都自愿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我们教育了人民，教会了他们读书识字，给孩子们开了接种疫苗的诊所，阻止了盗贼和强盗，还让交易活动恢复了正常。”
“伊斯兰国”制订了近乎完备的治理模式，结合该组织庞大的财政资源，这一模式大体上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在冲突和不稳定的大背景下出台这些治理措施，使逊尼派平民更容易被迫接受其苛刻的规范准则。这项要素是“伊斯兰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