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和社会转型的到来，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日渐下降，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三农问题”开始凸显，这是现代化过程中农业面临现代化转型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农产品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大量国外农产品、跨国食品企业和国际资本开始进入，对国内农产品市场造成冲击，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政府面临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社会改革的压力和重任。
面对中国农业的改革重任，近几年政府积极推动资本下乡，试图通过以龙头企业带动的方式、大资本大规模承包经营的方式等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营，从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很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种经营模式的优势(万俊毅，2008;严瑞珍，1997;杜吟棠，2005)。但是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也正是资本大规模地进入农业的过程(陈义媛，2013);有学者指出，在现在条件下，资本下乡的结果是大农、资本和部门各自利用自身优势联合并获利，而小农被盘剥(仝志辉，温铁军，2009);另有学者担忧，此种模式会带来农民的“无产化”，最终演变成“资本化+无产化”的模式(黄宗智，2007)。针对大规模经营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和中国的国情，一些学者提出要慎重考虑大规模的经营，主张适度规模的小农家庭农场应当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黄宗智等，2012;任治君，1995)。或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农村社会稳定的立场出发，强调小农家庭经营具有强韧的竞争力，主张小农应当仍作为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贺雪峰，2011;杨华，2011，2012;陈柏峰，2012)。
对于资本“入农”对农业的影响，对韩国农业的考察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因为韩国曾经具有同样的小农经济结构，同样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及曾同样面对农业结构调整的重任，更重要的是，韩国已经经历了由小农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以及此过程中小农解体的阵痛，其农业转型的失败和陷入了深刻危机的现实可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本文试图从战后韩国农业发展的过程、尤其其危机化的过程来考察小农经济体制对韩国农业的贡献、农业资本化给韩国农业带来的危机以及其转型失败的原因，从而使我们今天面临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转型得到一些启示。
二 现代化危机下的韩国农村发展：小农策略
二战后韩国确立了输出主导型的经济振兴战略，在这种战略下，韩国政府将农业定位为工业发展的手段，通过发展农业为韩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粮食供应以及稳定的政治支持。这种以城市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它因驱使农村的物力、人力向城市集中，从而造成了对农民、农村以及农业的损害，由此产生了韩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重危机，即现代化的危机(김철규，2006)。为了维持低成本的城市劳动力，韩国政府通过低价收购农民粮食以及接受美国的粮食援助来维持低粮价，这无疑加深了农民的生计困难，从而更进一步加快了农民流向城市的速度，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吊诡的是，在这种现代化危机之下，韩国农村并未出现萧条、凋蔽，农业发展反而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果，这要归功于韩国政府的小农策略。韩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农业政策和新农村建设运动来发展小农经济、振兴农业和农村，使其成为实现国家工业振兴和经济复苏的有力保障，而韩国能实行小农经济体制也有其政治和社会基础。
韩国国内战争结束后，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进行了旨在消灭地主阶级、防止资本侵农的农地改革。所谓农地改革就是政府通过一定的补偿，把非农者及非自营者的土地、自耕或者自营面积超过3公顷以上的土地进行收买后，再通过一定的偿还方式有偿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土地为农民所有。农地改革确立了韩国的小农体制，保护了小农经济，同时防止了地主的资本家化和土地资本的产业资本化。到1964年自耕农的比重从1945年的13.8%增加到了71.6%(박현희，2011)。
通过农地改革确立小农经济体制以后，韩国政府又通过一系列的农业保护政策巩固其成果。这些政策包括限制国外农产品的输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土地平整项目，对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量投资，推进机械化的普及，优种良种培育推广以及为农民提供金融援助。在1962年开始的第一个5年计划中，农业部门的主要目标是粮食增产和实现生产过程的近代化;而第二个5年计划中，农业的基本目标是通过粮食增产实现粮食自给、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农业的现代化，积极推进耕地整理和机械化、完善水利设施建设、尤其注重种子改良、灾害应对(박현희，2011)。进入1970年代，在美国停止了对韩的粮食援助而改为对韩粮食出口之后，韩国政府为了保证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开始将粮食增产作为此时农业政策的重要任务，于是在1970年初，韩国便开始实行以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双重米价政策。所谓双重粮价政策就是政府以高价从农民那里收购粮食，然后再以低价卖给城市居民，这样既保证了农民收入和种粮积极性，又维持了城市居民的低工资，从而保证了输出导向型工业化所需的廉价劳动力。政府实施的双重米价政策，对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畜产业方面，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遏制大资本、大企业对畜产业的侵食，如限制饲养规模等，以保护家庭养殖业。
政府除了自上而下推行的保护、发展小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外，还积极推进农民进行自下而上的农村振兴运动，即推进以“自足、勤劳、合作”为基本精神的新农村运动，以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农民发展地区经济的主动积极性，为农村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在法律方面，韩国政府积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耕地面积以及自营农的权利等，从而保障粮食种植的稳定性。政府这一系列的努力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粮食自给率，到1976年时韩国实现了大米的自给自足，农民收入甚至一度超过了城市居民(임수환，2002);同时这也实现了政府的另一目的，即农村稳定和农民对政府的支持。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韩国农业的鼎盛时期。
(二)小农体制的优势及其实行基础
为了能持续让农村成为工业发展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韩国政府必须维持农村的发展，且这种维持还不能是高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小农经济体制便成为韩国政府的首选方式，因为小农体制，对于当时韩国政府的整体发展战略和目的，具有以下明显优势。
首选，从个体经济组织层面来看，小农是以农民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农民家庭不使用雇用劳动力，只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生产，其组织经济活动的逻辑不是资本主义式的，而是对所拥有的资产进行适当分配以维持家庭消费和生产的平衡为目的(恰亚诺夫，1996)。因其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动力和资源投入以及维持家庭再生产，政府只需提供最低公共服务供给便可，且几乎不用付出额外的成本就能实现农村大量优质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正是当时韩国政府在艰苦条件下发展工业所需要的。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大量小农的存在，充实了村庄，为实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品供给、村庄管理提供了载体，这便是“中坚农”对村庄的社会意义(贺雪峰，2011)。韩国政府正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了小农的生产特性，积极动员其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以及发展生产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使政府的对农支援付出了较少成本而获得了较大效果，尤其以农民“自足”为立足点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成功，更是依靠了小农的自发参与与自我发展。韩国新农村建设运动重要的成功在于，以很少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实现了韩国农村面貌的改善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其核心手段就是动员小农。
再次，从更宏观层面上看，在农村对小农经济的保护和在城市对工业化的积极发展，使此时期韩国形成了在城市由产业资本主义支配的产业化体系和在农村由小商品生产支配的小农经济体制共存的二元结构(임수환，2002)。这种二元结构此时并未给韩国发展造成困扰，反之，政府恰恰利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因为农村的小农体制为城市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和粮食的供给以及稳定的政治支持。由于政府的发展小农政策以及其出色效果，当时的小农阶层成为了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
韩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小农经济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有效的发展，其关键在于此一时期韩国政府拥有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威主义。韩国政府正是利用强有力的国家权威主义，一方面依靠小农经济体制从农场汲取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资金援助和政策支持，在农村积极发展小农经济，以此缓解现代化过程给韩国农村带来的衰退危机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威胁。韩国政府以农村的小农体制为基础发展城市产业，城市产业的增长扩大了税收，政府又利用这些税收实现了农业开发的投资、融资，进一步强化农村的小农体制，从而形成了城乡关系的良性循环，为国家在仍是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的基础上有效率的实现城市产业政策提供了充分的余地和空间(임수환，1997)。亦即虽然存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但国家通过税收和投资流动实现两者间的互动与共同发展，使二者互为基础又相互促进。
虽然有学者认为，韩国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头两个5年计划都采取了重农政策，从本质上来看其并不是真正的重农政策，只是以输出为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的需要而对农业的重视和发展(박희범，1973)。但韩国政府在当时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小农策略来维持农村稳定和发展并保障工业化的发展，不能不说是韩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0年代韩国农业的“繁荣”并未能持续下去，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1980年代后韩国的农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发生了大转变，即由防止资本入农、保护小农转为开放农产品市场、积极推进农业自由化，结果导致了农业资本化发展。但资本化农业的发展并未带来韩国农业的成功转型和发展。韩国农业，在极短的时间内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危机重重无法自拔，现在，农业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6年时韩国谷物自给率只有28%(김철규，2008a)。而韩国农村，如韩国国内学者所说，以比世界上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快的速度解体了。到2010年时，韩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而在2007年时农村人口中年龄在65以上的人口比率为32.1%，属超高龄化人口结构，年龄在65岁以上的农业经营主占总农户的46.4%，接近一半，其中70岁以上的比重占28%，且从2005年后呈急速上升之势(박현희，2011;김수석，2008);而这些几乎只在短短20年内发生，这与韩国政府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政策密不可分。
韩国政府在1978年确立了农产品输入自由化的基本方针，并于1984年引入农产品输入自由化预备制度，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根据GATT协议，到1995年时韩国须开放所有农产品市场。为了应对农业的自由化，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的核心则是农业的资本化。韩国政府放弃粮食自给的基本农业政策方向而转为市场开放的农业政策，逐渐放弃对农业的保护政策。此一时期，其农业政策的主要变化有：由以粮食增产为目标转向以物价安定为目标，积极推进农村人口的流动、减少农业人口、维持低农产品价格和低工资水平;废除以前为稳定农民收入而实施的双重谷价制度;由努力增大国内粮食供给改为进口开放、主要依赖进口粮食，对国内农业进行选择性培养，培养部分专业农户和大农以及水稻种植农;由以增加农业收入为中心转为增加农外收入为中心;对于农业结构由积极扶持保护小农结构转变为积极推进大规模企业农结构，取消农地所有上限政策、推进土地流转、土地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培养企业农(유용환，2008)。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废除之前为维持小农而制定的土地所有面积上限规定政策，并推进土地流转、土地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农业的发展。
韩国的土地规模经营总体上来说并未取得多大成果，政府虽然进行了天文数字的投入，并持续推进了好些年，但因韩国的平原耕地面积小且较分散，规模经营的初期投资成本大，大型机械利用的经济性低，以及高地价和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规模化的速度和程度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也并未能提高韩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反而扩大了农民的两级分化(박영범，1994;임수환，2002;감종덕，2007)。更重要的是，韩国政府的资本化农业政策使韩国更深卷入了其农业的全球化危机。
在韩国为应对农业开放化和自由化而推行的土地规模经营还并未发挥预想效果之时，1995年韩国正式加入WTO(世贸组织)，韩国更深一步卷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从而进一步加深了韩国的农业危机。虽然WTO是GATT持续发展的结果，都是要求市场的开放化，但WTO又不同于GATT。GATT虽然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且允许逐步开放，但其并不要求废除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而WTO不仅要求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还包括对各会员国国内农业政策进行规定和干涉并实行强有力的监督，即不仅要求贸易的自由化，更要求农业体制的自由化、资本化改编，这便是韩国农业面临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化危机(김철규，2006)。
韩国于1995年加入WTO，有学者将韩国加入WTO前10年和后10年的韩国农业进行了对比研究后发现(이용기，2008)，加入WTO的前10年韩国农业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8.6%，而加入WTO后的后10年韩国农业GDP年平均增长速度是0.9%，且以1995年加入WTO当年为界呈现显著的断层;农业总生产额也从前10年年平均7.7%的增长速度降到后10年的年平均3.1%的增长速度;以1995年为界农户的农业收入也有显著变化，到1995年时农户的农业收入都还有较高增长，但1995年以后基本停滞，在前10年以年平均11.0%速度增长而后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且城乡收入由基本持平到差距扩大;同时相伴随的还有农民负债的增加，1995年农民的农业用途负债比重和家计维持负债比重分别是69.3%和12.1%，但是到2005年时，农业用途负债比重降到了60%，而用于家计的负债比重增加了一倍达24.3%;水稻、蔬菜、水果等的种植面积在1995年后都呈现出逐年减少之势，而花卉、人参等特用品目的种植面积呈增长趋势;耕地面积和农户户数也在加入WTO后加快减少，即使这样也并未能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而是呈两极分化之态，且加入WTO之后，兼业农由之前的增加态势变为之后的减少态势，专业农的比重大大增加。总的说来，随着韩国对外开放的加深，韩国的农业急剧衰退、竞争力丧失、农户交易条件恶化、城乡差距扩大、农户负债严重、从而加深了农村的衰落。
(二)自由化逻辑下的危机本质
20世纪末开始展开的全球化是以经济自由化和以市场为中心的再结构化为核心，这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可自由的全球扩张，将这种自由度发挥到极致并将其作为一种规范和意识形态制度内化到各国，世贸组织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农民的保护政策被指责为违背了自由市场原理而被逐渐解体，WTO在其会员国内，按照自由市场原则重塑各国的农业结构，使其更适合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也就更符合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企业的扩张利益需求，其结果就是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使工业化农业逐渐取代了以前的农业生产形式(김종덕，2003)。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各会员国必须减少或消除农产品贸易关税、须减少或撤除对农民的保护政策，让农产品市场如其他领域市场一样成完全自由开放市场，这为国际金融资本和巨型跨国企业进入各国农业市场扫清障碍大开其门，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各会员国农业的资本化发展。
工业化农业是由追逐利润的全球性跨国企业所支配的世界粮食体系主导下的结果，其使农业生产不是按照当地的需求被组织，而是按照能在世界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予以发展。当地的原生农业生产系统被破坏，越来越多的单一性和经济性作物被种植。不仅如此，在农业投入、生产、流通过程中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越来越丧失主体性地位，而农业产业和农业企业在其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김종덕，2009)。在这个过程中，巨型跨国企业在国家粮食生产、粮食安全以及国民饮食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增加了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风险性。因为资本的最终目的是追逐利润而不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国民身体健康，尤其企业的跨国性更加减少了企业的责任心和责任性。另一方面这种跨国食品企业使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非农业生产要素(如转基因技术、超级种子、工厂化管理)等技术性或管理性要素，其结果是连农业生产过程也越来越依赖企业以及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传统农民的失势和高依附性，农民的生产活动变成了只是整个企业垂直生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农民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丧失了生产的自决性和主体性，变成了只是拿给定的份额的雇佣农。不仅如此，规模化的单一种植不仅需要更高的生产成本，还承担着更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一旦遭遇天灾或市场波动，农民不仅家庭粮食自给会成为问题，而且还可能面临破产的危机。1990年代后韩国农民的负债率快速上升并一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便与这种模式有关。
从1980年代韩国开始对外开放农产品市场到1995年正式加入WTO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距今也不过二三十年，其农业所面临的危机不仅包括以上所说的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社会层面，且其已经已从社会层面蔓延到了社会心理层面。有学者这样总结现在韩国农业的危机：韩国农业已经进入了沉没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包括市场丧失的危险，还包括对未来期待的丧失和自信心的丧失，前者是因为大量国外农产品的入市，而使国产农产品市场萎缩，产生了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减少、负债严重甚至破产，以及农村的衰退和农业的对外依赖性等一系列问题，而后者包括政府以及民众尤其农民对韩国农业的未来和出路丧失期待，从而丧失克服危机的信心和意志(박성재，2003)。2008年的粮食危机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更大范围的饥饿，甚至造成了一些国家的政治动乱(赵放，陈阵，2009)，伴随着这一危机而出现的食品安全危机的政治化趋势，各国政界和学界不得不开始审视这种代价。而韩国政府面对2008年的这次危机，不仅要担心粮食安保的问题，还要担心由食品安全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后者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在首尔爆发的大规模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烛光示威集会。
战后韩国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确立了输出导向型的工业发展战略。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为了使农村成为工业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和政治稳定的稳定器，积极采取了保护小农维持小农经济体制的农业政策，这种政策的确使韩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韩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贡献。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对农民增收、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进行了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带来了粮食的增产以及农村的发展。但这种“繁荣”被席卷而来的全球化过程和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而消解，在面对国际市场要求的各种自由贸易的协定，韩国政府放弃了各种支持农业和保护小农的政策，转而推行被认为更能适应国际自由市场竞争的规模经营和工业化农业。这个过程也是农业资本化的过程，资本的逐利本能加上WTO规定的自由化条例，使韩国农业结构按国际自由市场的需要被再编，资本排挤了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也排挤了小农。而韩国的自然条件以及农业条件决定了韩国的农业很难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强竞争力，这种农业的资本化带来的反而是农村的衰退甚至解体和农业的高对外依赖性，同时也带来了食品安全危机和政治危机。
韩国农业危机化的过程看起来是因为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但其实是农业的现代化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下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失败的结果。1970年代之前，虽然韩国政府以小农体制缓解了因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农业危机，政府的一系列兴农政策的确使农村和农业实现了发展，但韩国的现代化是在工业输出战略基础上实现的基调没变，农村是服务于城市的定位也没变，所以这样的政策是不稳定的，会随时再因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而改变。换句话说，政府积极保护小农，费心费力发展农村经济，只是出于要稳定工业化发展的后方基地的目的，而不是发展农业，所以到了1980年代，国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农业作出另外一种牺牲时，韩国政府很快就放弃了之前的政策而转为开放农产品市场。也因此，即使到1980年代时，韩国国民经济已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其城乡二元的结构未变，由现代化产生的农业危机也并未被化解，只是因其“繁荣”而使危机暂时被遮掩。伴随政府为应对农业的全球化危机而采取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政策，其之前被暂时缓解的现代化危机也同时凸显，因为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废除小农体制，积极培养专业农、企业农以及部分农业经营法人，随着小农体制的解体，之前被小农体制所纳的危机也就随之显现。
问题更在于，小农体制解体的同时，以农地规模化和农业产业化为核心的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又未能取得成功，韩国农业面临的现代化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便同时爆发了。亦即韩国政府省略了培养农户和农业企业的国内竞争力这一步，而直接就对外开放，要求其参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具有国际竞争力(임수환，2002)。而此时的国际农产品以及食品市场已是被巨型跨国企业所主导，它们通过食品的远距离移动和低价格打败地区农业，同时采用通过低劳动力成本的工业式农产品加工战略，来扩大市场占有率(김철규，2008b)。对于耕地面积少、资源缺乏、一直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韩国农业，在这种竞争中很难取得优势。
韩国政府在面对市场开放的国际竞争压力时，过于仓促实行了抛弃小农、培养规模经营的专业农和企业农的农业结构调整策略。这种政策转变不仅急促而且彻底，中间没有过渡政策也没有留给韩国农业缓冲时间，所以当由保护小农的政策转为市场开放的农业政策后，在资本化农业挤压、摧垮了小农时，韩国国内还没有生长出能担当农业主力的中坚力量，而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来培养扶持的专业农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优势，国际资本和跨国企业迅速填补了其国内空缺，最终结果是韩国不仅没有赢得国际市场的农产品竞争还失了本国农业，且失去的不仅是本国的农产品市场，还有国家的粮食安保和安全，以及造成了农业和农村的衰退。
五 对中国的启示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工业和农业的同步发展，现代化的转型其实是要实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同步转型。但中国同韩国以及大多数后发展国家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也同样，中国和韩国在进行农业转型时，如大部分后发展国家一样，不仅需要面对国内二元结构，更需要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尤其WTO协约的压力。而中国与韩国的另一相似之处在于，农业转型的基础和条件有很大相似之处，即人多地少的资源结构以及小农经济体制的社会结构。对于现在正在面临农业转型和改革的中国，从韩国农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否可得到以下一些启示?
(一)关于农业发展目标
在全球化背景尤其WTO协约的压力下，后发展国家的农业转型都面临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压力，并努力使国内农业体系成为世界农业体系的一部分，从而适应国际化竞争的需要。而如前所述，这必然要求农业的工业化亦即导致农业的资本化。但核心问题是：农业的资本化是否就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农业的资本化是否就能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否就是农业发展的终极目标?
韩国农业转型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不顾本国资源禀赋特征，强行推进以国际市场竞争为目标的农业改革，最终不仅没能实现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反而赔上了国内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农业危机。韩国的农业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很难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取得优势。不仅韩国，即使对一些资源禀赋较好的后发展国家尤其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在自由化体系下，做到农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主体性竞争力很难，最多也只是像菲律宾等一些国家那样通过种植油棕、咖啡等西方发达国家所需的特种作物来获得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但这种竞争力也只是一种依附性竞争力，最终以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为前提和以本国的高度粮食不安全为代价。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后发国家尤其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农业发展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是值得再思考的问题，且这种思考应是带有更多主体性的思考。是以培养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为目标?还是以本国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村社会稳定等国内社会目标实现为目标?在中国的现阶，何种农业发展目标对中国发展更具意义，应是农业政策制定中需要考量的。
(二)关于小农经济
对小农经济的评判和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层面，而还需要考虑其具有的社会意义。韩国曾一度依靠小农经济体制来发展工业、振兴国家经济，而农村也在支持小农经济的政策下，实现了发展和繁荣。小农经济体制在国家工业发展中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不仅在韩国工业起飞阶段体现明显，在日本经济发展之初也作用明显。小农经济体制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性意义，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论及小农经济的利弊时，需考虑国家发展阶段，及在此阶段小农经济所具有的社会性意义。
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经济体制为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廉价原料和大量劳动力，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蓄水池和稳定器的重要作用。而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进入到了需要农业转型的路口。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农业转型也面临着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农业全球化的压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加快了农村改革的步伐，也激发了小农/家庭农场经营与大规模经营之争以及对“资本下乡”的推进和对其的反对。对于这种争论以及小农经济该何去何从，其下结论的前提，仍是需要明确我国的发展阶段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何种阶段?在此阶段小农经济对社会发展是否还有意义，以及在什么层面上发挥何种意义?只有明确这些问题才能对小农经济去留以及农村改革方向有更好认识。
(三)关于农业资本化
如果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不可避免，从韩国农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农业的资本化、工业化农业不是农业发展必然方向，至少不是唯一方向。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同日韩相似，并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且不说韩国的失败，即使美国依靠农业的工业化取得了农业的巨大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但其现在也在为工业化农业产生的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所困扰。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农业转型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已发生改变，面对已经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超级跨国企业集团所主宰的国际农产品市场，让资本主导农业、大力推进工业化农业的发展不占优势甚至风险重重，韩国转型失败就是典型的例子。
从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发展资本化的大规模农业。有学者指出判断何种模式最好不能只看劳动生产率，还需要考虑“社会最优”性，在劳动力的社会机会成本很低而资本和土地的成本很高时，小规模农业能实现更大的“社会最优”，提供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其最大化利用了便宜要素(劳动力)而不是昂贵要素(资本和土地)(Ellis,1998;Griffin. etc.,2002)。所以对于大部分人口多耕地面积少的国家来说，如果考虑整体社会效益，并不适合学习美国进行资本化的大规模工业化农业，而需要探索适合本国资源状况的发展模式。如日本依据其国情，最终确立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农场发展模式，而使其农业发展与韩国形成鲜明对比。
(四)关于农业发展方向
当今世界所谓农业发展已不再仅仅是农业GDP的发展，而是涵盖了更多价值取向和社会效益的农村综合发展，包括农村生态环境、安全食品生产、农村宜居社区建设以及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等诸多内容。所以农业改革目标不能仅是着眼农业发展，应是还包含了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目标的综合性改革。单纯的农业发展并不能同时带来农村的繁荣和农民增收，可能只是农业企业和资本的盈利和扩张，如果只侧重农业的发展，很容易陷入韩国的农民离农、村落凋敝的境况。而这种改革同时需要理念的转变，即农村发展不能以服务工业为目的，而应切实是实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同步发展。
同时，从韩国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失败中，我们可得到的另一反思是，无论方向是何处，转型的过程需要谨慎渐进。韩国农业转型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转得太急太大，忽视了其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试图彻底“舍旧建新”，结果两者都失。中国相比韩国，具有更广阔的农村版图和更众多的农村人口，也有更重的粮食安全压力，农业的转型需要更多考虑社会稳定、粮食安全等因素，也就需要更重视小农经济这个巨大的社会基础和基本现实，需要从这个根基出发逐步发展出适合我国的农业经营形式、实现稳妥转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要培养出一批真正扎实的农业经营主体，使其能担当粮食生产、农村社会稳定的重任，从而应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市场开放和农业全球化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