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连话都不会说了
我喜欢谈点问题，尤其是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此不能视若无睹。当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和我讨论构建哲学体系问题时，我总是向他泼冷水：你呀，先不要忙于构建体系，还是从问题出发吧，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问题。不学会捕捉问题、研究问题，就忙着构建哲学体系，是企图在沙滩上盖高楼，除了满足自己的思辨癖好外，什么都得不到，弄不好连话都不会说。哲学的确需要概念和范畴，但我总觉得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果离不开概念、范畴，不能用中国话说哲学问题，不能用普通人能懂的语言解释哲学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走不出书本和课堂。
二、马克思为何几乎陷于疯狂状态？
完全由纯概念推演而成的文章，高深、思辨，可谁也不懂。这种文章，如同面额巨大的纸币，在市面上不能流通。报纸文章要求通俗，通俗并不等同于肤浅。马克思生活在思辨哲学最为发达的德意志王国，康德、谢林、黑格尔都是思辨哲学大家。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纯思辨哲学对青年的危险性。他说过，“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这种哲学为什么是危险的，危险何在？危险在于青年人没有生活体验，又没有真正树立坚定的原则，会陷于抽象思辨的泥塘而难以拔足。马克思自己就遭遇过这种危险。他在波恩大学读书期间，沉迷于构建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几乎陷于疯狂状态。马克思在经历这次思想危机后发现沉迷思辨，从头脑中构建体系是一条错误的哲学道路。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后，由于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特别是大学毕业后的实际工作，找到了一条哲学通向生活的道路。
三、我的良知告诉我：问题应该这样看，文章应该这样写！
有人对我说，你的文章有“火药味”。我说不对，我的文章没有“火药味”，我不针对任何人，但有点“烟火气”。我不敢自夸接地气，但至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对我来说，哲学文章没有“左”与“右”的问题，但有“对”与“错”、“全面”与“片面”的问题。我说过，我是讲理派，凡事都有理，都得讲理。比如，在《批评、抹黑及其他》以及关于教科书风波的文章中，我都是抱着讲理的态度。不讲理，就不是哲学。
比如在《批评、抹黑及其他》中，我并不认为我们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任何问题。当然会有问题，有些问题还不可容忍，包括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对一些不合理、不公正现象，不仅要批评，而且可以揭露、抨击。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延安时代起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立下的规矩。一个人如果拒绝批评，老子天下第一，总有一天会上演“霸王别姬”。一个政党也是如此。但抹黑不是批评。抹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管如何自称为恨铁不成钢，只是骗骗老实人而已。好比全国各个地方都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称为垃圾。批评好比清扫垃圾，是希望变得适宜人居，尤其是建设性批评，不仅告诉你哪里有垃圾，而且具体建议如何清扫这些垃圾。抹黑不同，它不是清扫垃圾，而是堆垃圾，把全国的垃圾堆到一处，指给全世界看：瞧，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扫垃圾，一个是堆垃圾，这就是批评与抹黑的界线。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人。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带着白手套绝对干干净净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是这样。谁要存心控诉革命的“罪恶”，要找材料太容易了。可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我看这个真理是否认不了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中国革命有过错误、包括“左”的和右的错误，有过曲折。既有无数壮烈牺牲的烈士，也有过被冤屈者，有误伤者。冤假错案都有过。但我们党承认错误，及时总结历史教训并改正错误。何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比任何错误都辉煌无比的成果，这就是建立新中国，把一个原本受尽外国列强欺凌、压榨、一穷二白、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当然不是事事满意，但总不能自作自贱吧。难道只应该抹黑，而不能点赞？抹黑，叫骨气，叫气节;而点赞，叫舔碗边，这是什么逻辑！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我不遮遮掩掩。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已风烛残年，一无所求。我是一个经历过新旧两个中国的人，我的良知告诉我：问题应该这样看，文章应该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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