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Douglass North）于2015年11月23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去世。我最后一次见到诺斯是在2010年2月17日，我与他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加州斯坦福大学附近Menlo Park的Left Bank一起午餐。诺斯那时已经年近90岁。此前不久，他与沃里斯（John Wallis）和温加斯特的新书《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有记录历史的概念框架》（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刚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温加斯特是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多篇论文的合作者，沃里斯是我在马里兰大学任教时的同事。所以我一直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完成这部著作。这也是诺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一
我们从他们的新书谈起。
这本书把人类社会历史归纳成三种状态：原始的无秩序状态；“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的“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s）状态；“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的“现代社会”状态。
自然国家状态比无秩序状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国家垄断的暴力，阻止了无秩序的暴力，这使得社会比较有秩序，有利于人们的生产激励。但是，在自然国家状态下，国家不受限制而个人受限制，市场竞争并不充分，经济发展也有限。在现代社会的开放准入秩序下，由于国家受到制约，私人产权得以免受国家的侵犯，由此私人有巨大的激励进行投资和生产，市场得以充分发展，经济得以快速增长。
在每一种状态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相互决定并互为增强的。比如，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开放准入与政治的开放准入并存，经济上的竞争与政治上的竞争也一同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从自然国家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它首先发生在欧洲，并逐渐传播到全球。
我们由此谈到当代中国。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和开放引发经济高速增长，让诺斯十分兴奋。一方面，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印证了他关于产权、交易费用、激励等一系列论说。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改革的不同步与他的“开放准入秩序”并不一致。诺斯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还不是一个稳定结构，一切都在发展过程之中，因此不能太快下结论。
他推荐我阅读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这是一本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并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是他仍然对我不知道这本这么经典的著作感到惊讶，我也乐意承认自己的无知。
二
我最早认识诺斯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1990年，我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在那里结识了温加斯特，并通过他认识了诺斯。温加斯特曾经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任教，与诺斯曾是同事。诺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任教，与张五常是同事。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教，与前面的华盛顿大学是在不同的两个州的两所大学，前者是州立大学，后者是私立大学，尽管都叫华盛顿大学。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诺斯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教的同时还兼任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该研究所独立于斯坦福大学）的资深研究员，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在斯坦福见到他。
上世纪90年代初，先是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年后的1993年诺斯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是很大的促进。1997年我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参加了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的成立活动。那次会议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三位大师都到场，科斯当选第一任会长。之后诺斯和威廉姆森也分别担任过该会会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读到温加斯特与诺斯发表于1989年《经济史杂志》上的论文“宪法与承诺”（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Century England），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运用博弈论和“可信承诺”来解读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实现的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如何保护个人激励，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君主的经济利益。
在他们的论文中，在君主与贵族或私人的博弈中，如果君主不受任何限制，他的任意权力太大，所以他事先作出的承诺（比如减税）是不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贵族或私人就没有激励去投资，因为害怕事后被君主剥夺投资回报。但是，当君主的权力被限制后，承诺变得可信，贵族或私人的投资激励上升，君主反而可以从做大的饼中通过税收或发债获得更大的利益。
他们从数据中发现，在英国光荣革命限制君主权力之后，英国资本市场上的借贷利率下降，融资成本下降。这反映在英法战争中英国政府得以较低利率发行大量国债为战争融资，而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力则阻碍了他的发债能力。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运用博弈论解释历史和制度的论文之一。
诺斯是经济史学家，本科（人文学，1942年）和博士（经济学，1952年）都毕业于伯克利加州大学。他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研究经济史，聚焦于产权、政府、交易费用和制度演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他的几本著作，比如1961年出版的《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与托玛斯 （Robert Thomas）合著），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化》（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都是开创性和奠基性的研究工作。
他最为广泛流传的是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总结概括了他的前期工作。这本书中的第一句话给出了他对制度的定义：“制度是社会游戏博弈的规则，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规则用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结果是它们提供了人们在交易中的激励结构，不管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制度变迁影响社会随着时间的演变，因此是理解历史的关键。”这是目前经济学家对制度的普遍接受的定义。
三
对于我对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诺斯一直非常感兴趣并且热情支持。1992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高潮，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现象，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诺斯毕竟是经济史学家，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事件都不放过，尽管这是发生在中国。这与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们更多地关注发达经济中某一个专门领域中的细节，并用最新的方法和工具做精致的分析，却较少关注其他经济体中发生的重大变化。
诺斯对我研究的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一是当时兴起的乡镇企业中的产权问题；二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特别是对地方官员热衷于经济发展的激励与行为。
产权和政府行为是诺斯研究经济历史中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与这两点关系很大，但是中国的具体形式却与西方历史上的发展又有不同之处。他虽然对中国的许多制度安排的特殊性能够理解，但是他始终问一个最终问题：如果没有正式的、基于法治的合同和制度安排，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长期来看，产权在中国能够是安全的吗？中国经济增长能够长期持续吗？我无法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2006年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2007年7月12日诺斯访问清华经管学院，就“人类历史与制度变迁”作学术报告。那次报告是他首次介绍了他同沃里斯和温加斯特研究的主要思想，那时他们的书还只是手稿，尚未完成，但是基本思想已经形成。在那次会上，已经在清华任教的我、李稻葵、白重恩、王一江，和正在清华访问的李宏彬、杨涛、以及北大的林双林等与他对话，探讨中国发展路径的特点，引发学术争论，十分有趣。
产权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张五常和杨小凯的介绍和推广分不开。张五常和杨小凯认为产权、制度、交易费用是市场取向改革中的根本性改革。张五常是1969年诺斯在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之时被聘前往任教的，直到1982年离开美国到香港大学任教，张五常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执教十多年。在我和诺斯的交谈中，多次听到他赞赏张五常的才华和经济洞见。
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三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各自的侧重不同。科斯最为深刻，科斯关于企业实质的阐述第一次提出企业与市场边界的问题，科斯定理则第一次阐述了产权、交易费用和效率的关系，对经济理论和法律实践都影响巨大。诺斯的研究侧重西方经济发展历史，用制度的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解释西方经济的崛起，既有理论，也有实证。威廉姆森的研究重点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内部结构，他把企业组织放到了经济学的中心。这三人的贡献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威廉姆森发明的）的学科基础，也使他们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远超出其他经济学分支，诺斯在中国的影响远超出在美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制度在中国的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重要地位所决定。相比之下，一般均衡理论，这一研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价格理论，并没有像制度经济学那样深入人心。这也形成一种现象，就是在中国，关于价格扭曲和市场扭曲的问题往往说不太清楚，而关于制度缺陷和激励扭曲的问题却能够得到很多评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健全，激励相对正确，所以多数的经济学分析把制度作为给定的事实（taking for granted），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资源的市场配置以及市场扭曲带来的成本。中国作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经济，市场扭曲和制度缺陷同时出现，而后者更为根本，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更大，就不足为奇了。
经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从一个穷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大的社会变动时刻，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兴趣随之增大，不仅对中国自己几千年的历史，也对世界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历史特别关注。
诺斯的遗产是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严谨的学术治学，以经济增长为入口，研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且以制度经济学特有的视角和分析方法，获得了超越之前研究的成果。他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兴趣，他提出的一系列还未解答的问题，都是留给我们的智识遗产（intellectual legacy）。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随着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逐步迈入高收入，制度和制度变迁将成为更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诺斯的遗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并帮助我们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