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该战略要联动、联通，要出重拳，但更要配合轻拳，不能乱出拳，要精准有效。
第一，项目要尽可能不留后遗症，且附加值高。目前，中国有好多如中铁、中铁建、中建、中电建、中交建等基建企业上路，但海外好建的路，基本都建了。此外，基建项目利润率低（大概1.5%左右），且负债率高。中长期内，“一带一路”的发力点应该从基建项目转变为运营项目或高端服务项目。就像新加坡在海外基本不建港口，因为港口建设不是新加坡的优势，但港口管理与运营是其长项，因此新加坡不仅获得了高附加值的利润，更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第二，“一带一路”不回避竞争、不排斥竞争。就像中日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高铁竞争，一个说价格低，一个说质量好，会有竞争，但最终会促进中日各自改进技术与竞争策略，提供更加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最终受益的是当事国。
第三，“一带一路”不仅是要做项目、做园区，更重要的是做理念。中国和新加坡要在理念塑造上加强合作。因为“一带一路”的成功在于形成共识，所以要加强政策沟通，特别是关键国家之间要建立联系。但现状是沿线国家多在猜忌，连基本共识都没有，又怎么谈深度合作？从本质而言，“一带一路”是共同现代化，是专业化合作，需要统筹，需要有优先顺序，更需要有标志性项目落地。
只有在经济、文化上实现双收益的项目才能叫标志性的“一带一路”项目。该项目不是中国一厢情愿建的，而是对方真正需要的。就像在欧洲，中英合作较为顺畅，原因是中国可以提升英国的港口、生产线等硬件，而英国可以助力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种合作是两厢情愿、一拍即合。
新加坡很会发力，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新加坡在中国修建了一个标志性的园区——苏州工业园区。此前新加坡媒体对于本国政府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表现评价一直很低，觉得新加坡当年做了一单亏本买卖，是“叫好不叫座”。但是近来新加坡媒体的评价逐渐有了转变。2009年3月的《联合早报》称：“新加坡虽然没有在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上赚到钱，但园区为新加坡赢得政治上的无形利益，以及建立了新加坡的良好记录和声誉，这些优势让我国（新加坡）在中国争取到天津生态城和广州知识城的合作开发权。”
新加坡很善于找中国的痛点，要解决中国在转折时期的关键性问题。具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的苏州工业园区主要处理中国产业升级的问题，要解决引进技术、吸引外资、解决就业、地方财政等“硬问题”。中新天津生态城要处理中国城镇化发展遇到的生态瓶颈问题，要解决等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与人关系紧张等“硬约束”。中新广州知识城，同样是按照新加坡“产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的模式，规划知识产权综合聚集区、腾飞科技园、高端智能装备和智慧科技园等10个知识型的专业功能园区，该城的发力点在“智慧城市”方面。
其中，中新天津生态城是国务院批复的第一个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区。天津生态城位于一片盐碱荒滩上，先天条件恶劣，改造难度大，是由1/3的盐碱荒滩、1/3的废弃盐田，还有1/3被污染的水面构成的。中新合作就是要在污染土地上建一座能够体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新城，对中国乃至类似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大的示范意义，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项目，是树口碑、赢人心的项目。同时，新加坡在华园区建设要努力推动新加坡企业走出去，而且是被中国政府请进去。所以，新加坡有关清洁技术、生态科技、信息科技和现代服务业等类型的企业“组团入园”。
除企业外，新加坡的优势服务业如金融业也要入园。新加坡银行机构已经开始在两个园区开展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如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股权投资基金人民币对外投资业务、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业务等。可见，中国政府高度认可新加坡的贡献，在新加坡有为的基础上给予新加坡更多的“特权”。早在2013年10月，中国和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议并签署协议，中国给予新加坡500亿元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额度，使其成为香港、伦敦之后，第三个获批额度的地区。
中国目前也在学习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不再单纯做项目，重点在自贸区、园区以及金融服务等高端业务上发力。我预测新加坡会深度介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是从沿海到内陆，除了做“海丝”，新加坡也会发力“陆丝”，第四个园区很有可能落户在中国的西部；二是新加坡一定要做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标志性项目，第四个项目应该不是工业园区、不是生态园区，而是文化园区或治理现代化园区，最后的名称很有可能超越园区这个传统的概念，形成新的模式。在中国西部，普遍遭遇农业人口城镇化问题以及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问题，这一地区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如民俗、古村落、旅游资源等，但有资源不一定有市场、不一定有国际竞争力，这一地区整体治理能力较弱，存在诸多的不稳定因素，是中国安全利益核心区。新加坡很有可能要在文化和治理能力上发力，打造有新加坡印记的、能够记得住乡愁的中国城市。
简单来说，新加坡园区建设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要找准中国需求。新加坡是小国，不能够提供中国所需要的所有产品，但要提供中国在不同发展节点上最需要的产品。
其次，要具有示范效应，要能够以小见大，最好不重复建设。新加坡侧重于“共享经验”（Experience Sharing），该国在身体力行地讲授如何理性地管理社会、实现商业的可持续性。换句话中，它在拿中国做试验，但这种试验对双方有利。
最后，要展现国际化理念。新加坡精英很清楚，新加坡是小国，它的要素很难完全国际化的，但其理念可以国际化。借助中国的聚光灯效应，有利于新加坡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新加坡在讲述一种理念：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世界，就是帮助国际社会解决经济动力以及生态瓶颈问题，当然最终提升了新加坡的国家和海外利益。
总之，从“园区”（industry park）到“城”（city），新加坡开始体面地行走在中国，甚至很多人开始期待新加坡的下一个作为。的确，新加坡在中国的项目很有特点：做经济与文化的双收益项目，且不是批量在做，而是要打造精致资源，要有示范效应。其结果是，不论中国怎么发展，人们会记住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等，塑造的不仅是产业、城市，更展现了新加坡的思路、魅力。
就未来而言，笔者希望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定位除了获取商业利益之外，还要提供东南亚的文化与政治公共产品。在文化方面，中新要共同传承与传播东方文化与核心价值，让“一带一路”有文化吸引力和价值感召力。在政治方面，要扭转东南亚以冲突、矛盾为导向的负面话语体。东盟国家之间差异很大，在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之后，一提到东南亚更多想到的是摩擦、冲突，如南海问题、马六甲困局等，在这样的话语影响下，东南亚内部的摩擦会放大，国家之间的互动不是良性的；与中国的互动，东南亚国家开始考虑“选边站”的问题，如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东南亚国家逐渐形成一个判断，与中国亲近，不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东南亚的诸多问题被贴上政治化的标签，相关国家成为地缘博弈的棋子，且大家开始盘算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最终结果，亚太以及东南亚的经济动力减弱、心理距离疏远，“一带一路”就是要重新回归主题，让合作与发展、稳定与繁荣成为这一区域的优先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