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的好学校、好医院集中在北京，那么低的水价、地铁票价,还有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全国人民为什么不来呢？因此，这次增长高峰反映了城镇化的本质，即人们用脚投票，去选择他们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治理者，不能以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去驱逐人口。国外发达城市，通过城市总体规划，加强功能分区等去疏解人口压力；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居住与交通成本，去调节人口的分布。
如果我们认可所有的城市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就要摆脱过去那种就特大城市说特大城市的老套思维。特大城市的问题，根子在于中小城市不发达。没有一个成熟的城市体系，没有都市圈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必然导致特大城市过度膨胀、虚胖并且疾病缠身。
北京的人口增长反映了城镇化的本质
南方周末：三中全会决议对主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的人口用了“严格控制”四个字，我们注意到北京这次人口控制增加了一些新的手段，比如审核孩子入学、搬迁集贸市场等。你如何看待？
冯奎：这些手段，基本特征是应急之策、治表之策、权宜之策。
它们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引起了一些非议。各界反映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一是每项政策出台有没有法律依据？二是人口发展与调控，有没有远景规划？三是人口的分布，有没有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四是对于外来人口，政府有没有尽到义务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如果没有法律依据或者依据不充分，就会让人感到随意性强，甚至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规划，就会让人匆忙行事，没法进行理性预期。如果没有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不能对人口资源进行最为充分的配置；如果政府没有尽到义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就不足，反过来就会形成人口过度的假象。而实际上这是政府的无能无为造成的。
对北京的要求，一定要放到国际化的背景下去看。
国际化的大城市，人口都是自由流动的。你让人口自由流动，反过来，作为城市管理者，你自己的自由度就会受限制。怎么办？国外发达城市，就要通过城市总体规划，加强功能分区、建设大都市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去疏解人口压力；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居住与交通成本，去调节人口的分布。
对于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没有不该来的人。这个城市的治理者，不能以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就去驱逐人口。
南方周末：北京人口的增长可分为哪几个时期，比较高速的增长发生在何时，原因有哪些？
冯奎：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常住人口是420多万。新中国以来，北京人口的增长，有两个较为显著的高峰段，一是发生在1950～1960年代，二是发生在1990年以来的二十多年。
第一个高峰段，十年之间北京增加了300万人口，主要进京人口是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这些人进京是国家统一和安全的需要，是当时政权的建设和巩固的需要。
第二个高峰期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年均增加外来人口50万。根本原因是北京是首都，能够提供比地方城市更多、更好、成本更低的公共服务，还有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那么多的好学校、好医院集中在北京，那么低的水价、地铁票价，全国人民为什么不来呢？因此，这次增长高峰反映了城镇化的本质，即人们用脚投票，去选择他们的城市。
如何破解困局
南方周末：有学者最近发表文章认为，北京的人口密度并不大，所谓的达到承载力极限是因为政府的规划失当和管理水平不够。你怎么评价？
冯奎：对北京的人口密度的分析，要进行概念上的区分。从行政区的角度来看，人口密度不大。但是从城市中心区来看，北京的二环以内的区域的密度就很高，每平方公里近3万人，超过了纽约的曼哈顿区、伦敦的内城区、巴黎的城区、东京的内八区。
北京的人口问题反映在规划与发展上，一是中心城区的功能，在规划与发展上过度集中、叠加；相应地，向外转移与辐射的功能预留不足。中心城区功能多，必然人口多。
二是对人口密度、公共交通与土地整合的内在规律没有认识。2005年公布的北京总体规划，体现的是建设一个人口匀质分布的城市，这是规划思路上的缺陷。比如纽约与香港，沿交通干线是高密度发展，就并不显得特别拥堵，北京则是四处皆堵。
三是在规划上缺乏远见。总是以为能够将人口牢牢控制住，结果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交通、教育、医疗等满足不了需要。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如何破解特大城市人口控制困局？现有手段能控制住吗？
冯奎：对于特大城市的忧虑，历来并不鲜见。
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央一再提出要把一些特大城市控制住。但说归说，做归做。随着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产业、教育、文化、医疗资源堆积在特大城市，特大城市成为强大的“磁力中心”。
怎么治理特大城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我们认可所有的城市构成一个生态系统，那么我们就要摆脱过去那种就特大城市说特大城市的老套思维。特大城市的问题，根子在于中小城市不发达。没有一个成熟的城市体系，没有都市圈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必然导致特大城市过度膨胀、虚胖并且疾病缠身。
因此，首先要合理确定特大城市的规模。这个规模应该考虑到特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要有一定的提前预见量。有了一个规模的概念后，就要合理划定城市的增长边界。
同时，要明确中小城市的主体地位。现在我们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把原属于特大城市区域的县市，或者与特大城市紧邻的县市，纷纷改成区，成了特大城市的“外挂”。不承认县（市）的主体性，不承认他们是独立的中小城市。结果是在一个省或一个大区域里，只看到一两个特大城市，看不到中小城市的集群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