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社会走向更加公平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目标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虽然是个描述性的目标，实际上却涉及到一些约束性指标，以及一些标准的界定，特别是中等收入者的界定。比如什么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有无可能?绝对贫困现象能否基本消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尽管在社会学领域，橄榄型的概念已很常见，比如，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描述，有金字塔型、橄榄型、纺锤型、倒丁字型等很多描述收入分配结构的词语，但是橄榄型写进中央文件，还是第一次。怎么来界定橄榄型分配格局?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收入差距的基本趋势是不断扩大。按照基尼系数测算，在改革开放的起点1980年代初，其值略超0.2，在全世界属于最平等的一类国家;发展到2013年，基尼系数达0.473。在基尼系数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初期的社会共识是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小平同志说“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且认为这是带动全国的“大政策”，当时的拉开收入差距是在社会共识下形成的。认识的转折点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即基尼系数第一次超过0.4的时候。按照当时学界的讨论，基本认为基尼系数位于0.3~0.4是比较合适的，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好。一旦超过0.4，社会学界的很多文章就说超过警戒线，达到临界点。但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取向，认为收入差距大一些没有关系。而且因为经济学界比较深入人心的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的倒U型分配曲线，认为收入达到中等国家以后，差距会自动缩小。这是其他国家的经验。库兹涅茨认为，发展初期由于资本和技术稀缺，所以比较昂贵;达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就会变成劳动力稀缺，劳动力价格上升，而资本和技术的价格相对便宜。因此，收入结构会自动调整。还有一种政治方面的解释，认为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所以劳动者在民主化过程中工资谈判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所以也会推动劳动力收入上升，从而扭转收入差距。总之，当时经济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有犹豫。不过，在社会学界，由于比较同情弱者，已经开始比较强调收入差距对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新的社会共识可以说发生在2000年以后。原本根据预测，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结果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仍继续增大。这个时候的分析就多了起来，有些人认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财富增长，过去经由几代人才能打造成长为一个百万、千万富翁，而现在借助于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人们可以一夜暴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类同，改变了以前的发展趋势。中国从2000 年以后，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共识，无非是在讨论怎么缩小差距，是采取政府的转移支付、再分配方式，还是更多依靠市场提高公平竞争水平、减少无序差异方式。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进入拐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8年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高点，是0.491，接近0.5。随后到2013年，五年之内收入差距微弱缩小到0.473。如果缩小的趋势能够继续，那么到2020年，中国就能够出现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发展。现在争论的问题在于：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能否继续?数据本身是否真实?在国际学界，比如密歇根大学的学者，根据中国国内的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测算的基尼系数的结果要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当然，学界的大调查数字都是回忆式的，调查时问到的是上年的收入来源各是多少。而统计局的数字产生是簿记制度，簿记制度比回忆更精确。但是统计局的弱点在于样本多年不变，抽样户固定，最富和最穷的难以被抽到，所以各有利弊。
当然，现在对于收入分配趋势和规律有很多争论。新出版的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近700页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其英文版连续数周占据亚马逊图书榜的首位，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很易读，原本在对收入分配的描述中，统计的专业技能运用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本书没有用到高深的统计。这本书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描述了一个大趋势：在可以观察到的300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平均年回报率一直高于GDP平均年增长率;投资回报量每14年就能翻番，而经济增长量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拥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年前增长了8倍，所以收入差距的总趋势一直在扩大。而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可能只不过是长周期中的一个偶然偏差，最终还是要回到长周期的差距上升的曲线上。虽然这本书被给予高度评价，但是社会科学所描述的轨迹，毕竟与自然科学的精确轨迹不同，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将导致轨迹的不同。对于这个问题，仍处于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之中。每个国家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都有所不同。对于中国而言，结合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各种分析，意见比较一致的是，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中，大概60%来自城乡和区域差异，而单单城乡差异一项，就可解释总差距的40%。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城乡差距的解释力比较大。当然，现在的总趋势，城乡和区域差距开始改善，而个体之间的差距的解释力在增长。城乡差距为何在中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原因主要和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有关。
在中国当今的三大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中，农业增加值在GDP中只占到10%左右。但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口的34%，农村居民在城乡结构的占比将近46%，而这还是剔除了农民进城居住半年以上、算作城镇常住人口后得到的比例。也就是说，54%的城市化水平并不完整，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在城镇居住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从三大结构来看，46%的农村居民和34%的农业劳动力，分享到的GDP蛋糕只有10%，当然前提是不考虑转移支付的因素。
从这样的结构来看，农民属于低收入群体，单靠种地发家致富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曾经有过计算，欧洲农民并不是穷人，一般都属于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而欧洲每个农户的平均可耕作土地约为30~40公顷。比较而言，中国的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0.5公顷。这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剔除东北及中原的土地富余地区，南方地区的人均耕地只有几分地。一公顷合15亩地，常言道人均一亩二分地，要在一亩二分地上创造致富的奇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研讨会上，就开玩笑：让专门研究农业技术的专家亲自去种一亩二分地，即使再高的智商，种什么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呢?种水果、草药或者花草，都不可能完全富裕起来。除非种人民币。如果说到种人民币，那就是改变土地用途，农业用地要改成工业用地，工业用地改成商业用地，如果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基本就跟种人民币的效果差不多了。地方财政的相当部分收入源自变更土地用途，所以各地都有变更土地用途的冲动。而现在不允许农民自行变更土地用途，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策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益，但现在还正在研究具体的方案。虽然都称作农民，但是在西方的称谓是farmers，一说到中国农民就是Chinese peasants。Peasants的准确翻译是小农，中国小农的称谓就说明了中国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面积之狭小。在中国，要想整个改变城乡结构差异，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劳动力转移，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是多数农民能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或更多地兼业。而这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现在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非农收入。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恐怕最大的难点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同时还要保证粮食安全。
关于收入分配本身，以前社会学界多数人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的初衷是保证公平，社会公平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要保证一个社会的人们的基本权利，就要强调社会的公平价值。但是，单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强调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经济学界的认可：效率和公平是不同的价值。以前的大锅饭过分强调公平不考虑效率是不可取的，而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影响到经济自身的发展。
如果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使得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更多依赖于国内消费，而非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可是，尽管目前消费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超过了投资和出口，但消费的发展依然不尽如人意，而收入分配是消费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家庭消费，存在家庭消费率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规律，此处的消费率指的是家庭消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收入越低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收入越高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按照家庭收入进行五等份分组，从最低的20%到最高的20%，消费率逐级递减。如果进行十等份分组，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消费率达到98%，而最高收入的10%群体，消费率则下降到30%以下。收入差距扩大以后，尽管每年的居民收入总额增长很快，但是增长的收入过分向富人集中，就会出现富人由于消费饱和而不花钱，穷人想消费而没有钱，所以就会影响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恰恰在中国希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中最有力的驱动力的期间，中国居民消费率却持续下降。2000-2011年，中国最终消费率(消费总额占GDP 比重)从62.3%下降到49.1%(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4%)，远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美国3亿多人一年消费10万多亿美元商品，欧盟15国消费9万亿美元，中国13亿多人只消费2万多亿美元商品。这也是中美关系的复杂之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但是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不了，只能往国外出售;美国是最大的市场，绝大多数商品都要销往美国。美国依赖中国的商品，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中国依赖美国的市场，消化剩余产品。中美之间，既有尖锐的斗争，也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联系。当然，现在的奇怪之处在于，在美国购买的产品比在中国国内的价格便宜，中国的游客到美国都涌到outlets(品牌直销购物中心)商店，名牌产品比国内要便宜1/3，其中的很多产品产自中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典型特征。比如，美、日、英、法、德等国家都是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过去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本身的力量相对薄弱。消费不振不完全是收入问题。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完全是个穷国，不是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消费，不完全是个钱的问题，且不说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单从国内来讲，20年以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1994-2012年，税收总量从5000多亿元增加至10万多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这只是税收的统计口径，从财政收入增长的角度看，增长达到20%以上，因为规费的增长比税收增长要快。这还不包括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量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所以看上去，国家很有钱，而这些钱还花不出去。当然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逐级弱化，大约2/3的乡镇负债运行。当然现在财政增长速度大幅度减缓了，2014年首次出现个别月份财政收入的下降。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近几年来国家福利增长很快，需要大量的资金持续供应。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说：是不是中国的分配结构是国富民穷呢?但是从统计数据看，老百姓也很有钱，居民储蓄也在快速增长。1994-2012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万多亿元增加到近40万亿元，年均增长18%以上，相当于当年GDP的约75%。由于储蓄的增速远快于GDP的增速，所以未来几年，储蓄将超过GDP总额。这笔钱怎么办?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一般国家，居民储蓄<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减去居民消费的余额才能转变成储蓄、手持现金或再投资。但是，中国每年增加的居民储蓄总额大于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其原因就在于相当部分为隐性收入，有说法是隐性收入占到总收入的25%～30%。打个比方，有人来调查你的月收入，工资条上有个数字，但是实际的收入远高于工资条的收入，而且实际收入能显示在银行的储蓄里。国家也很希望鼓励老百姓的储蓄进入消费市场，实现消费对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其实国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银行的储蓄利率一般不高于通货膨胀率。比如说一年期的储蓄利率在3%左右，通货膨胀率约为2%多一些，个别年份超过3%，基本持平。但是，存到银行的资金，不能真正保值增值，要拿出来赶紧去花，可是老百姓是打死也不花。
实际上，老百姓不舍得花钱的真正原因，还是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普遍改善，家庭的不确定性风险反而升高了。比如说一个家庭越来越不清楚未来究竟要花掉多少钱。所以各大银行进行的储蓄目的调查，连续多年的结果相同：居民储蓄的基本目的排序中，首位是子女教育;次席是看病医疗;第三位是买房;第四位是养老。以子女教育为例，以前很容易测算：四年大学，每年的学费六千元，加上一定量的生活费，存上十万块钱，四年足够。现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出国留学，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大概二十几万元人民币，加上生活费十几万元，四年的大学费用至少要存上一百五十万元。还不知道毕业后有没有工作。家庭规避未来风险的意识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包括买房、养老、医疗等，都要存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消费不仅仅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不是说美国人的消费观就是信贷消费，这代人花下一代人的钱;而中国人就是习惯存钱给下一代。其实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情况决定了家庭消费习惯的选择，因此要改变消费习惯，不仅要调整收入分配，还需要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配套。在社会学界，调整中国的收入分配，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调整结果，更加关注的是对社会问题形成的影响。现在虽然没有文章直指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但是各种分析都表明，群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意是很明显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调查分为五层：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在所做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规律：人们主观上对于收入的感受和客观上的收入制度，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因果联系。比如，美国的收入差距大于法国，但是美国人自认为属于中层的比重要超过法国;巴西的收入差距高于日本，但是巴西人自认为属于中层的占比也高于日本。大多数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不管客观上的收入是否平等，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都在60%左右。即使在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下，通过教化、宣传、习惯、文化熏染、制度和路径依赖，就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认可自己所处的位置。不会将一切归咎于制度，而是从自身的教育水平、能力、技术等方面找主观差距。有学者写文章比较了北京和香港两个城市。两地的基尼系数接近，在香港，多数人认为收入低应该提高学历、提高能力，多打几份工，增加自己的收益;但是到了北京，就开始骂娘了，大家都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应该是其理应的位置，一切是由制度决定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性，是因为正处在收入分配制度剧烈转变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影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不合法因素。2011年全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比例只有44%，不足50%，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者下层。这一结构，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很大。印度的结构类似于国际通行的结构，尽管印度和中国在基尼系数上相差不多。其实印度的贫富差距的对比要比中国更为鲜明，在新德里、孟买等城市的市中心，绵延几公里的用塑料布、油毡纸、纸壳、木板、铁皮搭建的贫民窟，感觉上的冲击比中国要强烈得多。
有一次开国际会议，我还请教过印度学者，为什么印度那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呢?印度学者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印度与中国有两点不同。一是宗教，印度75%以上的人口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等东方宗教，东方宗教的基本教义是克制内心欲望，去适应环境;而中国人不信教，不仅如此，改革开放还释放出了心中的欲望恶魔，人人都要改变位置，人人都要发财致富，欲望恶魔一旦释放就很难收回。二是历史走向，印度历史上存在种姓制度，种姓制度很不平等，而民主化是逐渐走向平等。尽管中印的收入差距数据几乎在一个交汇点上，但中国是从改革开放前的平等走向现在的不平等，而印度是从不平等走向平等。走向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的心态也不一样，印度住在贫民窟的人还有的认为自己属于中层。
但是在中国的调查样本中，特殊之处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对现状最不满，农民工里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但是干部队伍里有相当比例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
当时，我要协调入户困难的问题，找了北京市的一位处长吃饭，请他帮忙，向他宣传调查的重要性。在上菜之前，我就先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调查，问他认为自己属于哪一层。他想了半天，说自己属于中下层。我就问：你怎么会属于中下层呢?北京的处长级别的月收入大概七千块钱。七千块钱月薪，超过了农民的年纯收入。我就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那农民属于什么层级?还有农民工和下岗职工，还有失业者。按照这种认知，中国的调查问卷是不是还得加上一个底层?他就说：你们这些学者都是书呆子，这是在北京，不能光看收入，还要看消费。他就给我算了一笔账：这批人没有赶上分房，租到四环边上的60平米的房子，租金3500元，这还属于便宜的;家里有一个孩子，请不起保姆，把农村老家的父母接到北京看孩子，挤在一起住，闹得婆媳不和;还得规定自己的父母一个月只能花费1200元。一个孩子上学的费用不高，可是周末要上辅导班，两个半天，每次三小时左右，通常每小时的课时费用是80~100元。这么算下来，辅导班的课时费比一对老人的生活费用还要高。问题是所有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不能让孩子失去未来的竞争力啊。家里还有一个妹妹，高职毕业后暂时找不到工作，每个月要资助800元。
这么算下来，两人都有工资也真的所剩无几。他是一个博士，在北京已经奋斗了这么多年。可是如果他这样的处长还对社会心生抱怨，怎样让广大的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满意呢?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很多人想当然地简单认为的杀富济贫、从富人口袋里转移到穷人口袋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即便有大量的转移支付，使得收入差距的客观结果稍微有所调整，还不算转移支付过程中由于治理技术的不足而发生的损失，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并不一定下降。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让每个个体认同在现有竞争秩序下的位置是合理的位置，需要大家对秩序形成认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长远，由于起点、资源禀赋、才能和努力程度的不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可能相同。中国现在的分配制度是以劳动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各种要素如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都参与分配，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平等。在相对平等下，要有道理可讲，让大家认识到这是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合理秩序。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在现有秩序下，说不清楚为什么，这是很大的问题，造成了干部群体本身就很不满。本来的一些干部研讨班，到最后都变成了工资制度研讨班。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高层的收入分配调整的调研会，还请了几个基层代表，不过也是县委书记、县长级别。有一个河北的县长，在会上就说：我的县和北京的县经济结构也差不多，中间就隔了一条河，历朝历代两个县的县官拿到的俸禄都是一样的。可是现在北京的县长比我这个县长的工资高了一倍多，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河界还是国界呢?实际上这位县长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不是吃不饱的问题，而是大家在追求公平价值。处于同样的岗位，待遇不同的理由在哪里?而现在中国的很多差异说不出理由。
所以，调整收入分配秩序，要触及利益格局，我觉得恐怕调整起来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当然，现在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城乡和区域因素都在好转，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五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两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太理想，现在的说法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实际上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不及GDP。从GDP的增速来看，西部和中部地区已经连续九年快于东部地区，所以区域和城乡的差距看上去已经处于转折点，如果趋势能够持续，就会发生倒U型。现在的问题在于个体之间的差距更为拉大，代际之间的差距拉大。中国的老龄人口比重逐步增加，统计发现，年龄越大的阶层，收入反而越低。放在一个家庭当中，孙子的收入高于儿子，儿子的收入高于父亲，这是很明显的，未来可能会出现低收入群体老龄化的趋势，这是中国的特殊之处。
扩大中产阶层，建设橄榄型社会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于“中产阶层”(middle class )的定义不尽相同。与经济学的概念相比，社会学的概念更富有想象力;不过另一方面，又显得不严谨。尽管以职业为主要指标的中产阶层的概念，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Mills)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首次提出算起，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但是直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按照社会学界早期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维度——财富、权力、社会声望等不同的标准，企业界的以财富论英雄，政界的按权力论高低，知识分子依据社会声望划层，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果对整个社会进行分层，就要把不同的指标综合起来，每个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还有学者加入职业、收入、教育水平等指标，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还加入消费品位的指标，后来被许多人引用。中产阶层的消费品位并不完全由收入决定，而是受阶层的时尚、观念影响，形成社会主流后被其他阶层所模仿，有一定的消费品位才符合消费潮流。他认为消费行为和偏好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收入，当然这是对抗经济学的定律。比如中国的“月光族”的消费就与其他阶层不一样，完全是消费理念的差异。
社会学界在划分中产阶层时，更为关注职业。因为当初，这是作为职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最大指标，也就是最早的白领、服务业阶层。当社会的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时，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现代中产阶层是在职业结构发生巨变背景下提出的概念，而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的概念。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变，就是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这是职业角度的分析。其中暗含的假定是，收入的结构也是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的转变过程。怎么来衡量中产阶层?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情况类似，所以三国社会学界为了比较上的方便选用了统一的指标：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指标合在一起，作为中产阶层的衡量标准。这与经济学界的界定有很大差异。因为经济学界认为有房有车有钱，就是中产阶层，社会学界增加了教育和职业指标，需要是白领职业、具备大专以上的教育背景等。据此测算，就分为核心中产、半核心中产和边缘中产，三块加在一起，在中国城镇社会大概占到35%。同韩国、日本相比，这个比例相对较低。
中央提出“中等收入者”以后，我们又来测算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的概念不同。国外文献也有这个概念，middle income group，与middleclass 不同。单从字面上来看，中等收入是一个收入概念，不包含职业。翻阅了很多国外文献，中等收入者从收入上衡量，有两种办法：一是绝对指标，二是相对指标。
绝对标准就像贫困线一样，可以有国际标准和国别标准，中国的标准肯定不能照搬美国的标准。卡拉斯提出了一个国际中产阶层的绝对标准，就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消费在10~100美元(PPP元)之间的群体，也就是大约35~350元人民币之间的群体。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个群体的人数肯定会日益壮大。绝对标准的好处是简单明了，容易测算和比较。但欠缺的是难以反映收入结构的变化，因为水涨船高，中等收入线与贫困线一样，在收入结构的变化中实际上是会变动的。换句话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达到特定中等收入线的人群扩大，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改善的话，收入分配的结构可能还是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榄型，处在水涨船高了的平均收入线以下的，可能还是绝大多数。要建设橄榄型社会，就意味着要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结构，所以需要采用相对标准，排除最富裕的5%和25%的最低收入者，这是一种比较通行的相对标准。按照这种相对的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基于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全国四次跟踪抽样大调查数据的分析，2006-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一直稳定在28%左右，这28%的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占了城镇居民总收入的46%，也就是说不足1/3的群体分享了收入的近半，可以说已经成为消费的主导力量。但问题是，如果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增加，就难以缩小收入差距，难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其实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我们把按照收入、职业、教育三个指标定义的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做了交互分析，结果发现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中有70%属于中产阶层，两个概念并不冲突和矛盾。
从收入维度看，中等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要高于中产阶层的平均收入;从教育水平维度看，中产阶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高于中等收入群体;从职业维度看，中等收入群体中，还有一部分人是蓝领。中产阶层一般定义为白领，但是有相当部分的中等收入者属于蓝领，比如技工和月嫂。比较让人忧虑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整体上仍呈现金字塔结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占据了整个金字塔的底端，而从中等收入者开始人口逐渐减少，到了金字塔顶端人口迅速减少，但是收入非常高的高收入者又形成了一个波峰，这种长尾效应体现了明显的收入差距。
如何才能向橄榄型社会过渡呢?通过计算机模拟，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倒推法，给出不同的参数，不断模拟出相应结果，最后模拟出最有可能实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以及实现这一格局的条件。模拟的橄榄型社会中中等收入群体占42%。这是可以解释的。文件中说2020年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但是没有提具体的数字，多数也可以有不同的群体，如果这个群体的人数最多，就可以算作占多数。
在这种格局中，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可达到42%，可以说是一种中等收入者占高比例的格局。
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在于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通过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得更多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实现向上流动。基于对2013年全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根据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收入增长条件，通过多次模拟，我们预测了到2020年中国城镇地区可能达到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模拟的假设是在各阶层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具体来讲，2012-2020年，中等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一番，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一番，同时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更快一些，平均需要翻两番，这样，中等收入者在城镇居民中可以达到42%，可以说是占到多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