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这没有疑义。但是，到底是战略还是倡议，则意见不一。学者层面，出于内外有别、减少外界疑虑、弱化中国色彩等考虑，许多人主张最好不用“战略”，而用“倡议”，或者即使用，也限于国内交流时。许多中国学者还在国际会议场合专门对此进行解释。官方层面，自从2015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将之翻译为倡议（initiative）后，大部分的官方文件都按照这种说法进行外译。但9月份新华社授权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则明确使用了“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说法。
那么，到底用那种说法好？笔者反复思考，认为还是用“战略”为好。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战略”的解释是：决定全局的策略。对“倡议”的解释是：首先提出的主张。“一带一路”系由最高领导人宣布、中央层面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有关部委分工合作、地方政府竞相参与的“一带一路”，是一个有规划、有落实手段、全面系统、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对外关系整体性策略，且志在必行，这是典型的国家对外大战略，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缺乏保障措施的政治宣言或主张。
从国际上的反应看，美国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是为了应对亚太再平衡。中国周边国家中积极回应者众，有些国家则消极应对乃至采取针对性措施，非洲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则有失落感。不同反应体现的共性是：比较重视“一带一路”，认为是中国的一项重大决策，或者是中国发起的一个重大规划，而由于中国的实力，将对全球产生重大的影响。很少有国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不予理会的单方倡议。笔者接触的各国学者与官员，也普遍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国内更鲜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倡议。一种中国人普遍不信的说法，却希望外国人相信，有可能乎？
因此，把“一带一路”解释成一种倡议，除了看上去比较好听外，实际作用不大，很难起到减少疑虑、弱化单边色彩的作用。有些人主张“内外有别”，这种做法不适用于“一带一路”战略，坚持那么做只会让外人觉得中国政府言不由衷乃至言行不一。与其如此，不如大大方方承认，这是我们的对外大战略。重要的不是是否采用战略一词，而是让人觉得可接受乃至欢迎这一战略的实施。也就是说，让沿线国家切实感受到，这不是一个仅仅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而是一种旨在实现共赢、体现中国大国责任的整体设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不是迷惑人的口号，在参与的过程中将切实体会到对自己的益处，不参与是损失。同时，中国也没有强迫任何国家参与其间。时间或将证明一切。
许多国人对阴谋论缺乏抵抗力，觉得国家之间总是充满了尔虞我诈，不可以对外界展示自己的真实意愿与行为动机，战略乃国之利器，不可轻易示人。因此，即使“一带一路”是战略，也不宜明说。这是不自信的表现，一种弱者思维，与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受辱的历史有关。但是，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崛起的中国已经不是弱者，没有国家可以欺负中国，倒是许多国家因为不理解中国、国力相对弱小等原因，对中国产生了敬畏感。
中国现在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学习如何做大国与强国。大国、强国的处世之道迥异于小国、弱国。小国与弱国在面对大国时，需要掩饰自己的不足与弱点，展示自己的优点与强处，因而政策上强调内外有别、保持神秘感等。对于大国与强国来说，有足够的自信展示自己的真实面目，包括优点与弱点。在制定对外战略政策时，反而觉得阳谋是好事：对内容易凝聚共识，落实政策；对外有利于树立威望与信誉，也便于他国的理解与应对（包括配合与对抗）。
这方面美国是现成的例子。二战后的美国在全球治理上奉行的是“大国阳谋”原则：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性经济组织，确定美元的国际地位，都是先挑明原则与目标，包括自己的领导地位，让其他国家判断是支持、参与，还是反对、不参与。最典型的例子是冷战时期的对苏战略，完全是“明人不说暗话”的风格，明确宣布对苏联实施遏制（围堵）战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实施：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第四点计划、多个双边军事同盟。
而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整体上属于两面下注（hedging），表现为既接触（engagement）又防范(prevention)。从卡特到小布什，总体上以接触为主，欢迎与鼓励中国的对外开放，寄望于把中国拉入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防止中国“脱轨”或者“另起炉灶”。最近几年美国发现，中国在快速崛起的同时并没有变得更加“民主化”，反而在外交上日趋强硬（assertive），甚至有自己“另搞一套”的苗头，于是，对中国防范的一面在增强，2010年通常被认为是个转折点，“防范中国”的声音在华府开始占上风。即使如此，美国也没有放弃接触的一面。美国官方与学界都很清楚，中国不是苏联。当然，也有人认为“美国冷战后对华推行的是遏制政策”，但这种判断不属于中美两国的主流认知。
新一届中国政府希望推进中国的崛起进程，为此制定了对内对外的发展计划，对内主要有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调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对外则是“一带一路”战略，并为此进行了大规模、全方位的谋划与投入，投入的资金堪称规模空前。许多人担心，四万亿副作用巨大，“一带一路”的巨大投入，经济效益很可能还不如四万亿，巨大的投入最后制造出巨大的国际性烂尾工程。不能说这种担忧没有道理。问题在于，以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与环境，推行“一带一路”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与设计。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国际政治账、国家与国民安全账、大国责任账、全球与地区发展账、民族信心账，等等。因此，不能寄望项目普遍获益。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有些项目经济效益不错，有些项目基本持平，有些项目肯定没有效益，但也要做。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只要经济投入整体上在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就行。
以中国巨大的体量与能力，通过“五通”的实施，带动周边一批国家的发展是可能的。一旦显示成效，就将证明中国是在践行“自己发展起来后，争取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中国勒紧裤腰带去帮助别人，而是谋求共同发展。当然，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也应避免急躁冒进，为树立样板而挥洒外汇储备与国家能力。“一带一路”是谋求共同发展的长期战略，与其求快不如求稳，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除了中国擅长的有形工程外，还应该注重无形工程、软实力工程、民心工程的建设。
为此，中国非常有必要倡导并力行一种能为沿线国家普遍接受的亚洲价值观。任何国家制定的战略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但不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精神共鸣。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人民拥有共同的价值目标，一个地区、一群国家的合作与发展也离不开共同价值目标的引力与凝合。基于亚洲的政治、地理、经济、文化等特点，亚洲价值观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多元共存、自主自愿、谋求发展、重视共享。笔者将专文阐述这一问题。
总之，既然中国真心相信“一带一路”的实施既利己也利人，并为此倾情投入，就没有必要因为战略一词的某种军事色彩而不敢大胆使用。外人在意的是中国所做的，而不是中国所说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昭告世界：“一带一路”是我们的对外大战略，一个大国阳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