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
今年以来，围绕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争论一直十分激烈。特别是7月份以后，随着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出炉以及金融市场运行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一度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
时间的推移推动着辩论的天平向悲观论者倾斜。大家知道，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7%，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火暴的股票市场带动金融业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自6、7月份股灾之后，市场行情逆转，社会投资热情迅速下降，需要“政府介入”才能实现“股市维稳”。8月，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调，不仅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引发剧烈震动，带来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货币显著贬值和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而且使中国资本外流问题浮出水面，增加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最新统计数据也印证了我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的论断。数据显示，官方制造业PMI在经过艰难挣扎之后，在8月份终于跌破50这一枯荣线临界值；而财新（汇丰）PMI已连续6个月低于50，并且其数值是2009年3月以来最低的。工业企业的盈利状况则在持续恶化。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8．8%，远高于7月份利润下降2．9%的幅度。而就在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较去年同期还在增长。
可以说，如果7月份围绕经济运行速度还存在较大争论的话，目前认为中国经济运行正在放缓则已成为普遍共识。不仅如此，如果把分析视角拉长，我们则可以看得很清楚：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就一直处在放缓的发展趋势中。
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导致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很多，既有中长期视角下增长环境的改变，具体如：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转换、增长模式的转型以及劳动力供给态势的变化；也有中短期的、困扰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具体如：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泡沫破裂，资本大量外流等。
（一）困扰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
1．化解产能过剩问题进入新阶段
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旺盛需求，地方招商引资竞争产生的对投资行为的强力刺激，以及政府依托土地财政而展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远超过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水平。2003—2010年，我国资本形成率占GDP比重平均高达42．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57%。和持续高投资对应的，必然是随后的严重产能过剩。
以钢铁、水泥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为例。前几年工作的重点是淘汰落后产能，也就是项目建设审批手续不全、违规使用建设用地、生产技术落后、污染物排放不能达标的企业，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但仅仅淘汰落后产能显然是不够的。要真正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必须淘汰部分列入“白名单”的企业，即拥有合法经营手续、成本控制体系相对完备、生产工艺与排放标准均符合国家技术要求的企业。而这些企业通常都是大型企业。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它们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龙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经济的名片。随着行业发展陷入不景气，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地方政府早已伸出援手，在税费减免、信贷优惠等方面提供了帮助。企业与政府捆绑在一起，结成利益共同体，使得通过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企业变得异常困难。大量企业为了维持就业，宁可亏本经营也要苦苦支撑，其结果就是整个行业沦为“红海市场”，经济效益陷入持续低迷、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2．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冲击
快速的城市化、飙升的土地价格，带来了房地产业狂飙突进的发展，也带来了房地产价格严重偏高的局面。在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房地产业作为政府“调控”的重点行业，一直难以获得足够的银行贷款支持。这就使得房地产业把目光转向了信托贷款和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利率很高。如果房价快速上涨，且资金周转顺畅，那么房地产企业可以承担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但上述两个条件自2010年以后就不存在了。结果，大量的房地产企业陷入亏损，并由此引发了各地此起彼伏的民间借贷风潮。根据市场经济惯例，如果借款方不能按期还款，借款企业是要破产清算的。但在政府的大力斡旋下，许多地方对陷入资不抵债的房地产企业采取了债务无限期延期的宽限措施，上述做法避免了亏损房地产企业被清算、行业快速洗牌的局面，但也使房价高企的局面得以延续。而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又带来财富幻觉，使房产投资者（拥有第二套及以上房屋者）得以维持相对乐观的预期，为汽车、家电、餐饮、旅游等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动力。
但上述局面已难以维持。首先，强力推动的棚户区改造加剧了房地产供给过剩的局面。棚户区改造背后的逻辑仍然是土地财政，即通过抬高商业地产的价格，让商业地产的购买方为棚户区居民改善生活条件买单。棚户区改造推进的力度越大，新增商业地产的供给增加就越多；而商业地产、大型城市综合体在实施“4万亿计划”的过程中就已经严重过剩了。其次，高昂的办公成本和场租成本刺激了新商业形态（如电商等）的发展。而新商业形态的发展又挤压了商业地产的发展空间，加大了市场调整的压力。再次，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使中上等收入人群的财富明显缩水，直接冲击改善性住房需求乃至刚性需求。再再次，酝酿已久的房产税正在紧锣密鼓在筹备之中，预计法律草案不久即可面世。开征房产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抑制投资性房产需求，使住房需求进一步向首套房和刚需聚焦，再加上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这些都导致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增速下降，加大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的压力。最后，则是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必将加强，对“僵尸”房地产企业的清理进度有可能加快。而清理“僵尸”房地产企业，必然伴随着加快变现存量房产，这也会对房地产价格带来压力。
3．资本外流的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对资本项下的国际收支采取管制措施。这对于遏制热钱的流入流出，保持国内经济稳定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任何管制措施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效力下降的现象。在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为了追逐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资本会通过各种“渠道创新”（如虚假进出口贸易、地下钱庄等）绕开现行的监管措施进入我国。2000年以来，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应该有两次。一是2005年到2007年。当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启动了人民币升值进程，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股票、房地产行情火暴，投资机会众多，激发了国际资本套利的欲望。二是2009年以后，美国实施“零利率”货币政策以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导致廉价美元供应泛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很快摆脱危机甚至面临通货膨胀的局面。当时，国内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维持在6．5%左右，小企业贷款利率则通常达到两位数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维持持续升值态势。对于热钱流入的规模，并没有准确地测算和统计。但仅仅以国际收支表中的误差与遗漏来代替显然是低估的。2013年，对虚假进出口贸易问题的暴露充分表明，至少在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包含有部分国际资本流入。
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流出，在经济形势向好时自然可以“锦上添花”；但如果形势逆转，则只会使经济运行“雪上加霜”。而目前我国就恰恰处在后一种局面上。曾经火暴的房地产市场是吸收当年热钱流入的重要领域。现在“热钱”流动方向逆转，既可能是戳破房地产泡沫的银针，更可能是从山顶冲下来的、砸向中国经济的巨石。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分析，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体现出鲜明的顺周期特征。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我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项下分别流入2470亿元和360亿美元，而其他投资则由前期净流入900亿美元转为净流出4645亿美元。资本流向的改变和规模由此可见一斑。8·11汇改之后，针对资本大量外流的现象，我国出台一系列管理措施，遏制了外汇储备快速下降的局面。但在心理预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要想彻底改变资本外流的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中长期增长环境的变化
1．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转变
我国已进入工业后期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具体如：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过去是冶金、建材、化工、能源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现在是汽车、精密机械、新材料、新能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接纳农村剩余劳动生产力转移的部门，过去是所有非农产业部门，而现在主要是第三产业；企业竞争力的来源，过去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而现在主要是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在工业化后期阶段，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这就为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信息服务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仅如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日益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上述结构性变化相对应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下降。这也是先行工业化国家所展现的普遍规律。
2．“中国模式”向常态增长模式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在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其内容主要包括：发展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强有力的政府，庞大的、可供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公有、公有制经济），以及追赶型经济体所享有的后发优势等。本世纪前10年是“中国模式”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政府依托廉价的土地资源（以及公用事业收费政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承接国际产能转移，鼓励企业投资，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发展模式的潜力逐渐消耗殆尽：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收入显著下降，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1／3以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高达16万亿元，债务率85%左右，已接近地方政府举债的“天花板”（100%）。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依托土地财政的融资模式难以为继。这将对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发动机的（地方）政府投资乃至地方政府积极履行经济职能（如鼓励地区产业发展、激励研发和投资创业等）产生强有力的制约，并推动地方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
3．劳动人口趋于下降，人口红利消失
早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已出现下降趋势。2012—2014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较上年减少345万人、244万人、371万人。据预测，在2020年以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约155万人，到2020年以后，这一发展趋势将明显加快。2020—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约790万人。劳动人口的减少，意味着我们只能把经济增长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劳动效率上，放到走内涵式增长道路上。
劳动人口的下降，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结果。和现行工业化国家不同，我国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条件下步入老龄化的。老年人口的持续快速增加，青年劳动力数量的持续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主要包括：社会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消费心理趋于保守、创新动力削弱，养老负担加重、财政可持续性下降等。总之，劳动人口的减少，既会拉低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会导致经济活力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