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通俗地说，分享经济是指一类通过互联网平台调动闲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产生经济价值的经济模式。其基本理念是以“不使用即浪费”和“使用所有权”，倡导“租”而非“买”，鼓励人们彼此分享暂时闲置的资源，从而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的目的。分享经济不同于传统产权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将“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侧重于对使用权的最大利用。相对传统经济形态，分享经济特点有三：一是不转移所有权，仅让渡一定期限的使用权；二是在互联网平台下个人对个人的共享，使原来分散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种通过平台匹配的规模经济；三是共享的对象是闲置资源，而不是“专业资源”。这三个特点也是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是分享经济的三个标准。依照这个标准，传统的二手车交易、C2C电子商务、传统房屋租赁、酒店、出租汽车都不属于分享经济的范畴。在分享经济时代，每个人既是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者），又是消费者，这种新型商业理念刚一兴起，便大大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短短几年，就涌现出了以Uber、Airbnb、LendingClub、Lyft、Instacart、WeWork为代表的共享商业模式平台，并获得风险资本的热烈追捧。目前，分享经济在交通和住宿领域最为成熟，同时逐步渗透到办公空间、餐饮、宠物寄养，以及闲置物品交易、任务众包、知识分享等领域。业界普遍认为，这一创新理念，必将重构未来的商业模式，引爆新一轮颠覆性商业革命。
分享经济是怎么在一夜之间风靡全世界的？追根溯源，早在1978年，《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就对其进行过论述，不过当时该经济模式尚被称作“协同消费”或“合作式消费”。1990年，开源软件的共享机制开始在IT程序员之间盛行，可视作这种共享精神的延续。2010年开始，伴随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们逐渐习惯随时随地分享知识信息和生活内容。而以Uber、Airbnb为代表的这一轮分享经济大爆发，则是在2008年之后，二者分别成立于2008年和2009年。
业界普遍认为，人们之所以接受和认同分享经济这一理念，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因素：一是可以使个体在消费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提升消费行为的透明度；二是分享经济实现了供需双方的共赢；三是能够彼此信任，在消费行为上有共鸣。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点是分享经济爆发的根本动因，但却不是直接诱因。考虑到分享经济起源于美国这一事实，分享经济兴起的直接诱因主要是三个。
第一个诱因是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购买力下降。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由于失业率大幅上升，消费者购买力下降。2012年的失业人口中45%是18岁到34岁的美国人，年轻人的就业率是过去40年中最低的，美国中产阶级2013年收入甚至与1995年基本持平。2011年，美国一项民调数据显示，18岁到29岁的被访对象中，77%因为经济原因打算推迟购买贵重商品，首当其冲的就是汽车。正如2003年的“非典”直接促进了中国电子商务的爆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美国分享经济爆发的最大诱因。
第二个重要诱因是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便捷的移动互联网培养了人们的共享习惯。最初是信息和生活的共享（Facebook和Twitter），继而扩展到住房、汽车和办公场所的共享（Airbnb、Uber和WeWork），甚至是家政服务和跑腿等人力服务的共享（Handy和Taskrabbit），以至闲置资金的共享(Lending Club)，共享载体逐步从“线上内容”发展线下产品和服务。
第三个诱因则是“千禧一代”消费观念的改变。“千禧一代”更倾向于利用社交工具传播和分享信息，利用流媒体观看视频，通过在线形式欣赏音乐，他们对以“租赁”和“付费使用服务”为特征的共享消费模式接受度非常高，更在意“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逐渐将目光转向各类闲置资源，空置的房间、汽车，甚至闲置的资金和时间，都被纳入“共享”的范畴。
相对传统经济，分享经济有四大优势：规模扩张快、灵活性大、资本效率高、进入门槛低。目前世界上估值最高的10家创业公司中，有三家（Uber、Airbnb、滴滴快的）属于分享经济领域。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市场约为150亿美元，到2025年这一市场规模将增加至3350亿美元，届时全球分享经济将与传统租赁份额平分秋色。
正如P2P网贷这一互联网金融模式起源于美国，却在中国得到爆发式增长一样，分享经济虽然源于美国，但在中国发展速度惊人，因为中国有着跟美国类似的分享经济发展的土壤。宏观经济不景气，GDP增速连续放缓，由于我国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前期增长较快的房地产、汽车、手机等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状况。跟美国一样，中国分享经济初期也大多集中在出行、金融和短租等领域。在交通出行领域，美国有Uber，中国则有嘀嘀；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美国有Lending Club、Prosper和Zopa等知名P2P网贷平台，中国则有陆金所、人人贷和蚂蚁金服等知名互联网金融机构。
分享经济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将对资源重构、组织重构和供需重塑带来巨大影响。伴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劳动者、企业家、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自发博弈互动，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重构相互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新的、低交易成本要求的新商业模式，也即完成对原有商业模式的颠覆或者说是“破坏式创新”。从供应方来看，个体经济借助互联网强势回归，从消费方来看，则从以买为主变为以租为主。这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早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就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即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创造新供给”理念：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而“创造新供给”正是分享经济的本质。在“供给侧改革”时代，分享经济将对释放增长潜能、改变需求结构、降低均衡利率带来巨大影响，不仅能快速提升总供给能力，而且能提高资本利用率，增加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尤其是服务消费。
“Uber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却没有一辆汽车；Facebook是全球最大的媒体公司，却不创造内容；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也没有库存；而Airbnb是最大的旅行房屋租赁社区，他们没有房产。”美国《连线》杂志的创始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预言家凯文·凯利认为，分享经济将成为中国长期、重要的新经济引擎之一。他认为，“分享、互动、流动和认知”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四大趋势。“所有权不再重要，使用权才最重要。”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分享经济能否大发展，取决于三个核心要素：资源、平台和信任。资源是共享的对象，平台是实现工具，而信任则是共享前提。从基础优势看，中国不缺资源，平台更不是问题，相对突出的短板是信任问题。
资源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大，13.6亿这个规模，可供共享的资源和参与分享的人数都领先全球，行业规模效应明显，每个非常小的细分市场都能支撑一批共享服务平台。以汽车为例，2014年年底全国私人汽车保有量1.258亿辆，增长15.5%。这是嘀嘀、快的、易到等新打车平台快速成长的背景，也是Uber极度看好并强势出击中国市场的原因。
平台方面，中国优势更明显。网民6.68亿，规模全球第一，超过美日总和的两倍，城镇的网络普及率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2015年近40%中国人拥有智能手机，一线城市普及率更是高达55%，绝大多数年轻人更爱用手机，而不是PC上网。平台搭建重在技术创新，Uber的移动应用程序，连接可提供私家车出租服务的司机与需要打车的出行者；而Airbnb网站和移动应用，可以连接空闲房间的主人与需要投宿的旅行者。而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分享经济平台正借助百度的百度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用户提供服务。
信任方面，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分享经济本质是一种C2C（Consumer To Consumer）模式，是一种严重依赖信用的经济模式。市场的供需双方必须建立互信关系，才会发生共享行为，才能达成交易。没有信任，难以想象一个消费者会放心地乘坐陌生人的车或者住到陌生人的家里。因为信用的缺乏，中国的短租行业没能像交通出行那样大爆发，市场份额捉襟见肘，互联网金融行业也频发P2P网贷借贷人和平台负责人跑路事件。毫不夸张地说，信用体系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基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信任短板正在快速弥补。以电商为例，无论是京东的B2C（Bussiness To Consumer）模式，还是淘宝的C2C模式，在中国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信任过程。信任问题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比如二代身份证信息验证、社交账号登录、好友关系提示、双方互评体系、举报、个人展示、Airbnb类似的保险赔付制度，来快速增信。
分享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不公平竞争现象，易引发社会冲突；劳动者缺乏“安全网”保障；消费者利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等。但总的来说，最大的烦恼是监管思维。
2015年10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将“专车”职业化、纳入交通运输管理，遭到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专家的联名反对。他们认为，对网络约租车的平台、车辆和司机三个资质设立成行政许可模式，放弃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突出把各种许可、资质、限制、惩罚作为管理手段，可能会“管死”这个本来由市场孕育和选择出来的新业态，是一种与分享经济的理念背道而驰的落后监管模式。
新的经济模式，需要监管理念的创新。政府监管部门应该遵循市场主导思路，提高执政能力，对分享经济持更包容、鼓励和信用的态度，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看待分享经济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意义，改变监管模式，创新监管手段。同时，国家还需大力发展征信市场、开放金融领域现有的征信体系，在资本市场予以大力扶持，使诸如互联网金融、短租等平台，能享受更多分享经济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