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兴衰牵系我国教育的总体性发展，关涉半数国人的福祉。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历来被社会各界所重视。尤其在近前，党和政府多方举措，意欲破解乡村教育发展的系统性难题。然而，诸多事例表明乡村教育衰落态势明显，例如乡村学生竞争力下降、乡村教师教学动力缺乏、乡村学校的组织结构和精神面貌趋于松散等。为何在向农供给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发展实际会出现如此大的落差？其深层致因在于，乡村文化的弱化加剧了乡村教育的衰落。
在乡村文化“荒漠化”和城乡文化差距拉大的双重影响下，当下乡村文化发展关键在于处在乡村的有文化的承接体——乡民、乡村教师和乡村学生。这三类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对文化的态度决定了乡村文化的发展走向和乡村教育质量提升可能达到的高度。然而，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乡村人口向城持续流动，导致乡村文化的弱化更为突显，体现有三。
一是乡村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比较性劣势。据对全国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可知，虽然全国城乡6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是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仍然存在差距且差距在拉大，尤其体现在“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阶段。首先，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较大差距。以2010年为例，乡村人口集中在“初中及以下”的占90.22%，城市人口集中在“初中”及以上的占81.95%。其次，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差距还在拉大。虽然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差距在“高中（含中专）及以下”阶段在缩小，但在“大学专科及以上”差距较大且在扩大。在“大学专科”阶段，城乡差距在2000年是6.62%，到了2010年扩大至9.84%；在“大学本科”阶段，城乡差距在2000年是4.30%，到2010年扩大至8.64%。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知识经济发展的深入，人力资源的竞争已然上移到“大学专科”及以上的竞争，而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差距的拉大也势必影响乡村人口的未来竞争力。
另外，众多乡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则会进一步削弱乡村文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50%以上的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教育水平，与全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相比，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些。另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乡村人口为6.19亿，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4亿。农民工群体占乡村人口的44.26%。换言之，除去农民工群体，乡村常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将大大降低，亦即城乡常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距将大幅拉大。而乡村常住人口在成人年龄层次和受教育程度上存在结构性缺失，这不可避免会带来严重负面效应。
二是乡村学校优质师资的向城流失。现有乡村教师虽然受现代文化与教育体系所培育，也受制于管理体制因素而与乡村社区相互区隔，但是其仍然是乡村地理空间内的文化标杆。此外，在乡村文化“荒漠化”与乡村社区教化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作为学校教学的主导者，乡村教师之于乡村学生成长和乡村教育质量提升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乡村教师是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守护者和再生力量。政府也出台了多项政策以使乡村教师能够“留得住”和“引进来”。即便如此，乡村教师向城流失问题依然突出。据由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邬志辉教授所主持课题的调研得知，在5437份有效样本中，有流动经历的为3516人，流动率为65％，而在村屯教师流动方面，村屯内部流动比例为12.46%，流向乡镇为37.54%，流向县城为25.85%，流向城市为24.15%。可见，村屯教师总体向城镇流失。
此外，乡村学校优质师资的向城流失情况更为严重。课题组把具有区县级、地市级和省级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包括特级教师）称号的教师看作是优秀教师。从调查结果看，在县域内有过流动经历之优秀教师的流动方向的数据分析中，村屯优秀教师内部流动17名，占10.30%，流向乡镇70名，占42.42%，流向县城78名，占47.27%，村屯优秀教师流向城镇总数达148名，占89.7%。与之比较，鲜有城镇优秀教师流向村屯。在城乡交流日益频繁引发城乡之间一系列竞争的当下，优秀师资之于乡村教育巩固成果、提升质量的作用更加重要。开放自主的人口流动环境，也让有条件的乡民逐“优秀师资”而学而居。因此，乡村学校优秀师资严重的向城流失必然会伤及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筋骨，使之失去卓越的组织者和引领者。
三是乡村学校优质生源的向城流失。生源是学校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优质生源则是学校发展活力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优秀学生有着独特的教育效用，能够很好地起到榜样示范作用来带动周围学生成长，是教育质量提升的保障。而对于乡村学校和社区而言，学生也起着承接乡村文化，以及跨越学校体制之墙来联结“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家长”的纽带作用。因此，生源优劣与否直接关系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态势。
然而，据我们在湖南等地的调研得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对优质教育需求的日益增多，乡村学校优质生源开始出现向城性流动和积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乡村生源主动追逐优质教育而进城就读。在家庭经济资本允许范围内，部分乡民稍重视子女教育，便愿意承担更高的教育支出以让子女进城接受教育。也有部分乡民虽然家庭经济支付能力有限，但或考虑到乡村教育质量偏低，或考虑到家校距离较远等问题，也愿意委屈自己，为子女创造条件进城就读，常采取“以工陪教”、“以工养读”的形式支撑子女在城教育。上述两类乡村生源虽在定义上与优质生源不吻合，但其比之于留在乡村的学生而言，在个人学业和成长方面总体上更能够得到家庭支持和监督。调研也得知，此类乡村生源在进城就读后，学业表现也有很大进步。另一方面是城镇学校对乡村生源的“掐尖”招收。城镇学校为了获得优质生源以提升教育竞争力，常常以给予学位和减免学费的方式“录取”学业成绩优秀的乡村学生。经由上述两方面对乡村生源的筛选，以致现在乡村学校生源或是家庭支持能力有限，或是学业表现较差。因此，乡村学校优质生源向城流失必然导致乡村教育发展后劲缺乏，以及加剧城乡教育发展“两极化”，乡村文化的勃兴难以提上日程。令人忧心的是，受人口向城流动、计划生育政策和优质生源流失的三重影响，乡村教育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源危机，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更是难以预估。
正是由于乡村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比较性劣势和乡村学校优质师资与生源的向城流失，导致乡村教育质量提升失去前提。如何破解如此难题？在乡村人口与生源的向城流动仍将持续的时代背景下，可行方略便是制定有针对性且可操作的政策以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与此同时，推动乡村教师走进乡村社区，带动乡民积极参与学校教育，以营造良好的乡村教育文化氛围，构建“社会—学校—家庭”教育互补与教化体系，从而扭转乡村文化弱化的实际，以期实现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