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国际责任观经历了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的发展演变。中国一直都有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观，但受自身国力、外来侵略、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国际责任观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出于救国、建国、强国等不同的国家使命，中国的国际责任观和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有所不同。文章从身份与国际责任的视角，阐释了近代以来中国国际责任观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嬗变的历程、特点和规律。
一、中国发起倡议的独特优势
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始于2000多年前，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现实基础？
许善达：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的倡议与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有关。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需求减弱，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当时决策者的压力主要在于解决就业问题，而扩大投资是立竿见影的方法。老百姓对GDP的绝对值感受不明显，但对就业情况有深刻感受。投资投下去，每一个新增的GDP能够解决很多就业，税收也多。实际上用4万亿投资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是以加剧未来产能进一步过剩为代价的方法。
“十八大”后，第一个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里谈的最多的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落后的产能，技术水平很低、质量很差、污染环境，这些产能都是要淘汰的，它们负面的影响超过收益。由于我们统计GDP时不统计负面影响，多年来环境污染的影响GDP不统计。还有一部分过剩产能质量不错，解决这部分过剩产能的办法不是淘汰而是去寻求需求，或者说创造需求。这是“十八大”以后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做出的新的重要的整体判断，这个判断将调整我国的宏观经济战略方向。
过去我们提到解决宏观经济困难的方法时，总是提出“扩大内需”。现在看来，是不是简单地扩大内需难以解决问题？
许善达：增加国内消费需求很长时间才能见效。我们主张的增加消费不是增加政府消费，也不是增加企业消费，而是增加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需求增加有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快于整个经济增长。我们居民收入的份额占整个GDP比重还是比较低的，要增加这一部分难度不小。因为如果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就一定要或者降低政府收入比重，或者降低企业收入比重，或者两者比重都降低。我们的文件中多次说过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但从来没说过降低谁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而且，更重要的，仅仅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还不能提高居民消费率，经济学被普遍接受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只有在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同时低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更快一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才能提高居民消费率。可是，如果我们又要提高居民收入总量，又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项工作不是短期政策能解决的。
实际上我们的居民消费存在很大需求，但这些需求未必是经济学上的有效需求。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有5000万户居住在人均面积是8平方米以下，使用面积只有5平方米。他们的住房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5000万户平均每家是3点多人口，所以就有1.7亿城镇居民居住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这还不算农民工。
可见居民改善需求的实际要求是有的，但它是无效需求，因为这些人没有钱，没有购买力，不是有效需求。怎么把这些人的无效需求变为有效需求，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在更广大的市场里去发掘更多有效需求。
从历史积累和现实需求来说，在倡议和建设“一带一路”这个战略上，中国有哪些优势？
许善达：周边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国内消费情况有不少类似之处，它们有实际的需求但是缺乏有效购买力。这些国家有的矿产资源丰富，有的拥有地理资源，比如港口资源等等，这个资源是可以开发出来创造新的财富，但是它们缺乏资金，没有现实的购买力。
而我们的过剩产能跟这种实际需求恰恰是契合的，有没有可能把这种发展中国家潜在的购买力转换成现实的购买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的外汇储备多，外汇储备被看作我国“沉重的负担”，而这个外汇储备恰恰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把潜在购买力转化成现实购买力的一个金融因素。
我在2009年就提出过一个“共享发展计划”，或者叫“和谐世界计划”，其思路就是中国从巨额外汇储备里边拿出一部分资金，比如5000亿美元，带动周边国家发展，通过资金输出来带动中国的产能输出。
这个设想虽然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很多区别，但是从“资金出口带动产能出口”这个经济活动的本质来说，是有共性的。现在回顾看，如果当时中国既拿出一部分资金投资刺激国内经济，又能有计划地运用外汇储备来输出产能，做到两条腿走路，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济形势会比现在好得多，产能过剩问题也不会如此严重。可惜，那时我们没有把国内建设和国外投资联系到一盘大棋里来考虑。
从周边国家的发展来说，中国的优质产能也正是这些国家需要的，比如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我们的质量、效率，我们的性价比在全世界是有竞争力的。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成为长期的优良资产，它不像互联网等行业瞬息万变，基础设施短期内受到颠覆性技术革命的可能性非常小。
世界创造财富，就是靠各种资源的组合。我们通过我们的资金的输出，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把他潜在的购买力和资源开发出来，创造出更多新的财富。新的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大家来分享这种新创造财富的份额，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局面。现在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能够实施这样一个计划的国家，中国不能说是唯一的，也是屈指可数的。因为我们过剩的产能和我们过剩的资金恰恰构成了与这些国家资源互补局面。
另外，这种做法对于我国优化自己外汇储备的结构也有好处。我们的外汇储备基本上是货币资产，以前我们老说“出口创汇”，盯着我们出口又卖了多少件衬衣、多少双鞋子，拿回了多少美元和欧元。但是我们的外汇储备需要增加实物资产，我们在海外投资的矿产、铁路，都可以看成境外资产结构的一部分。
中国之前也有不少的海外投资，但是没有像“一带一路”这样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来提，前几年关于我国国企或民企在海外投资遇到挫折的报道也有一些。“一带一路”的海外布局与我们以前相对分散的海外投资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许善达：成功的海外投资策略，需要我们有很强的综合研究能力，能够对海外不同市场、产业政策、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中国和不同国家的外交关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它的一些智库在几年前就准确预测到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趋势，并且智库的研究能够高效地转化为政府的政策。美国页岩气的成功开发，一方面使得美国的能源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对石油的依赖度大幅下降，由此对全世界的能源格局带来影响;另一方面也使得它的制造业成本大幅下降。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有预见性的长期政策带来的成效。
“一带一路”将会带动的大投资和大项目，与我们过去的对外贸易是很不一样的，我国对外经济模式将会有很大调整。以前的中国出口靠廉价劳动力模式，可是我们过去的低成本有一部分是不实的低成本，职工没有提取社保费、排污随便排、土地廉价等等，是这么一种不正常的低成本情况下，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隐含的成本都要表现出来，排污要交排污费，土地要交钱，职工社保是要建立起来，工资还要往上涨。所以过去靠廉价劳动力、污染环境的出口模式不可持续，今后还要持续上升的成本里面，有一部分是真实成本的上升，有一部分是过去不真实的低成本也会表现出来。
而“一带一路”的模式不一样，它会带动基建、电信、能源等大项目，这些不是靠低成本劳动力能够解决问题的。“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企业的大好机遇，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大企业能不能让自己的产品成为行业标准？一些中小企业能不能成为大项目的长期供应商？
过去我们的外贸出口是大小企业一块上，大企业出口服装鞋帽，若干中小民营企业也扑出去发展自己的海外业务。但是我们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模式不一样，它们中小企业直接做出口的并不多。比如欧洲的空客、美国的波音，以大企业为龙头，带动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这种大公司的主要产品出口带动若干供应商，是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
这种商业模式具体会有哪些好处呢？
许善达：这样有利于大企业打出自己的拳头主产品，而作为供应商的中小企业专注于某项具体配套产品，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水平。比如欧美的一些整机厂，会与中小供应商用入股或换股的方式相互持股，这样双方形成长期的利益共同体，使得它们都愿意不断投入研发，提高产品质量。
而且“一带一路”的大型项目是会长期扎根于当地的，对于企业来说不仅仅是出口设备，还有输出服务、输出理念，这些都对我们的对外经济模式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从金融角度来说，“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也很明显。
许善达：这是“一带一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要学会更多地运用金融工具来完成国家战略，要让人民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在世界各国里面总量还是很小的，但是持有国家的数量比前几年有了很大的增加。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维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健康态势，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货币的速度会比以前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我们要获得铸币税的份额。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市场沉淀，都获得铸币税，我们现在是给别人交铸币税，人民币国际化就可以使我们来收取国际市场一部分铸币税。通过“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就可以大幅度推广人民币国际化。
因为我们在出借资金的时候，既可以出借我们储备的外汇资金，也可以直接出借一部分人民币资金。一些国家在实施项目的时候需要购买中国的产能，中国帮它们开发矿产，帮它们修电力、港口、公路、铁路、市政建设等等，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要从中国购买。
所以我们直接用人民币去作为我们的出借资金，他们用人民币来买我们国内产能，这样能够大幅度降低项目的成本，因为正常情况下要两次换汇，这个成本是相当高的。如果在我们对外项目里面有50%，或者是60%、70%，这么一个比重的钱是利用人民币来完成的，那么对整个项目降低成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带一路”的战略给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新的途径。我相信在几年之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强大后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在全球的位置，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一带一路”考虑的出发点吧？
王义桅：“一带一路”是我国领导人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点、需求、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来的倡议，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态势转变。
前些年，我国领导人出访澳大利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澳大利亚铁矿石大量出口中国，中国虽然是消费大户，可是在铁矿石谈判上没有话语权。这就使得我国领导人更迫切地思考：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如何从低端向高端升级。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我们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经济模式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摩擦必将越来越多。
但是如何与那些在全球分工中处于更下游的周边国家合作，我们还有很大空间。再加上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从东边的海上给我们施压，这也促使我们更加注重往西边去谋求发展。
古代海陆丝绸之路曾是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今天丝绸之路重焕活力，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重要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中亚、东盟、南亚、中东欧、西亚、北非等65个国家（当然，“一带一路”是开放的，不限于这些国家），44亿人口，经济容量约为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中国可以在这样广大的空间里有新的作为。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除了能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动力，还会在其他哪些方面起重要作用？
王义桅：“一带一路”除了需要解决中国过剩产能的问题，另外也肩负着资源的获取、战略纵深的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这几个重要的战略使命。
说到中国富余优质产能的市场问题，过剩产能对我们经济的运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正是其所需。而且“一带一路”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中国的资源获取问题。
中国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铁矿石依赖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一带一路”新增了大量有效的陆路资源进入通道，对于资源获取的多样化十分重要。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该公司是中国高铁车辆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正积极谋划向海外拓展“一带一路”也有利于中国的战略纵深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问题。我国的资源进入现在主要是通过沿海海路，而沿海直接暴露于外部威胁之下，在战时极为脆弱。
我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也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的打击，整个中国会瞬时失去核心设施。在战略纵深更高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工业少，还有很大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在战时受到的威胁也少，通过“一带一路”加大对西部的开发，将有利于战略纵深的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
“一带一路”直击了中国的三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而通路、通航和通商则是“一带一路”解决战略问题的发力点。从现实来说，考虑到西部基础设施薄弱，为了更好地外联内呼，打通顺畅的交通动脉是第一位的，也符合“一带一路”的题义，即首先着手的必将是通路、通航。
建设“一带一路”就是要提升境外直接投资，开辟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既有实现中国梦的路径选择，又有大国崛起话语权和比较优势的战略规划，还肩负中国让世界更美好的人类担当。世界日益增长的需要与落后的全球化供给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力。
我们提出把“一带一路”作为中长期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怎么来理解这种战略的重要性？
王义桅：“一带一路”确实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它肩负推动中华文明转型的历史担当。中华文明长期受制于北方威胁，局限于内陆。海防还是塞防？这个问题长期困惑中国的防御布局。走向海洋还是西进？也不断困扰着中国的发展布局。“一带一路”明确中国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既发挥传统陆上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使中国陆海文明协调发展。
两条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欧亚地区交通网络：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流沟通网络，将来还可在政策、交通、贸易、货币、民心等“五通”基础上增加第六通——网通。因此，“一带一路”是高技术之路，是以中国资本、技术换取欧亚大市场，推动中国制造成为国际标准，见证中国从农耕文明到工业—信息文明的转型。
“一带一路”将中国十几个省份与亚非拉广大地区对接，并延伸到南太平洋地区，将世界与中国互联互通起来。随着北极航线的开通，“一带一路”重构了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版图，并推动中国企业包括军工企业走出去，是中国提供给全球化的公共产品，标志着中国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
同时，“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也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中国标准与话语权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目前已经获得近60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与“一带一路”相关联的欧洲地区、中亚地区等，对中国的这个倡议是如何看待的？
王义桅：“丝绸之路”是中国2000多年来存在“银行”里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拿出来用，利息很多啊。以前中国总是宣称自己“我不称霸”、“我不结盟”，其他国家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你老是说“我不要什么”，可是你要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要的是“一带一路”。
中国重新提出古代“丝绸之路”的概念，对于土耳其、阿拉伯等国家来说，它们也是很激动、很欢迎的，这些地方也是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丝绸贸易、大航海时代在这些国家留下了历史痕迹。
中国提出的概念，把沿线那么多国家、那么多种文明串到了一起，而我们是这条路线的起点站，也是这个提议的发起者，这种资源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也是希望从沿线各国的古代智慧里得到启发，将古老智慧运用起来，而不只是简单崇尚西方工业文明。
原来的全球化有80%的大城市、资本和人口集中在沿海100公里以内地带，内陆地区和国家的发展机会非常有限。现在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这样最大的内陆国家非常高兴。
我们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这个战略分为三条线路：以亚欧大陆桥为主的北线（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北京—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北京—南疆—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是一个“经济带”概念，体现的是经济带上各城市集中协调发展的思路。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战略基础。
今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使得共建“一带一路”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行动指南。“一带一路”的战略对于中国重塑自己的国际地位，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义桅：“一带一路”提出的一个基本背景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了，中国不是简单融入全球化，而是要创造新的全球化标准。全世界都在搞各种各样的地区合作，美国也积极推动TPP、TTIP，全球层面的投资协定谈判、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本身在变化，原来的国际体系已经很难持续了。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相关方，尤其在金融危机后。
而现在，我们在技术上不再落后了，有些领域甚至已经领先，资本也比较充裕，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资本和技术上都有了一些优势，就需要寻找更大的市场，把技术和资本的优势变成一种标准的优势，比如高铁和电网经过推广形成“中国标准”，使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化竞争中从产业链的低端、中端向高端发展。以前的“MadeinChina”是对整个世界生产的，现在世界消费不了那么多，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很多产能就要转到海外去。
中国现在也越来越有能力主动塑造了，除了资本和技术的一定优势，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因此，中国已经不简单是全球化的利益相关方，而是全球化的发动机。中国的生产方式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进而决定了外交政策的应对方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从买卖关系、投资关系向“发展关系”升级，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升级。
我们对发达国家还要强调共赢，但是对发展中国家，不能仅强调共赢，中国已经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了，更多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前期投入和技术转让。所以，我们现在对第三世界提出了正确的“义利观”、“责任共同体”，对发达国家讲“利益共同体”，对周边国家讲“命运共同体”。
过去中国强调在外交上“韬光养晦”、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崛起”，现在中国主动提出通过“一带一路”带动更多国家的发展，这其中体现了怎样的思路转变？
王义桅：纵观我们的历史，古代的“丝绸之路”很少出现海上和陆上同时繁荣的景象。张骞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不行;郑和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不行。而我们今天提出的“一带一路”是要同时繁荣海上和陆上的西行通道。
中国需要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提出我们自己的标准和话语权。全球在“一战”前后盛行殖民体系，在“二战”以后形成联盟体系，但这些都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形势。
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家，却奉行不结盟政策，提出与作为海上霸主的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就要求中国提出21世纪海洋合作新理念，创新航运、物流、安全合作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权、共建共享港口等方式，推进海上与陆上丝路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贵在“21世纪”：表明中国既不走西方列强走向海洋的扩张、冲突、殖民的老路，也不走与美国海洋霸权对抗的邪路，而是寻求有效规避传统全球化风险，开创人海合一、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海洋文明。
“一带一路”在太平洋与大西洋(600558,股吧)之间搭起了两条经济带，让世界更均衡发展，推动内陆文明的复兴、海上文明与内陆文明的对接。中国要崛起，必须有创新性的体系，必须提出我们制度性的标准和国际话语权。
这里的标准包含几个层面：一个是产业标准，中国的产品有非常大的市场，我们应该让自己的产品成为世界标准。所谓一流的企业争标准，中国企业以后将更多直接在海外生产、海外销售。目前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700多万，数量相当于欧美日每年新增工程师的总和，我们培养出了足够多的人才来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帮助我们自己建立产业标准。
第二是中国应该逐步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改变过去粗放型的贸易方式。我们过去的贸易方式是在做加法，有了金融属性的贸易才是在做乘法。
第三是我们应该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标准。WTO是对传统经济领域的规范，里边涉及的投资内容很少，像电商等新兴领域更是没有涉及，再加上WTO现在有160多个成员国，这也导致谈判成本特别高，这种游戏规则不太容易有效持续下去。中国有6.8亿网民，我们能否搞一个e-WTO？
以前我们眼里看到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么结盟，要么不结盟，非此即彼。现在中国需要在这两种关系之间再提出一种新的建立国际贸易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打造战略支点国家、支点地区谋求发展。
对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我们以前的表述是“全球化发生在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外贸上大进大出。现在我们提出“中国在塑造全球化”，中国在外贸上要优进优出，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进口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的产业升级。
“一带一路”将带动中国的高铁、航空、航海、电信、能源开发、大型设备租赁等多种产业，我们出口的不仅仅是设备，还要把服务带过去。以前我们总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其实不应该是“走出去”，而是“走进去”，要走进海外市场，产业链、服务等都要实现当地化、落地生根。
四、外交开始“奋发有为”
我看到你在阐述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时，特别强调要“抓住欧洲”，为什么欧洲对于我们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如此重要？
王义桅：“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全方位国际合作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旨在覆盖欧亚非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欧洲国家拥有高端技术，而中国制造能力及高端技术市场化能力非常强，两者只有结合才能规避不必要的竞争，赢得更大市场。中欧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也是国际产能合作的系统效应体现，市场前景广阔。
一个典型例子是：法国核能技术世界最优，80%的电能是核能，而中国在建核电站占据世界37%，具有最成熟的建设、管理经验，中法合作开拓第三方核电市场，可谓完美组合。当性价比最高的中国核电装备，装上技术最优最安全的法国“核芯”，甚至赢得了英国的核电市场，实现从“双赢”到“三赢”的转变。
欧洲有国际先进技术、有话语权，中国需要抓住欧洲。中国应该进一步与欧洲合作，稳住美国。我在2006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到“防止美国过快衰落”，一些人并不理解我的意图。我要表达的意思是，现有的国际旧秩序还需要美国冲在前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尤其是站岗放哨，美国的过快衰落会使得我们失去发展的黄金期。中国与欧洲合作则有利于双方的共赢。
这种共赢有相当的互补性，过去一些欧洲国家或公司不愿意将核心技术转让给中国。可是技术如果不与市场结合，就会失去生命力，缺乏在应用中不断改进的动力。比如德国的磁悬浮列车，实际上失去了打开中国市场的机会，我们自己建造的高铁已经非常强大了，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
所以虽然欧洲有技术，但是中国拥有最强大的技术市场化能力，欧洲技术与中国市场化能力相结合，对双方都有利。另外中欧可以开展海上合作，欧洲在大航海时代的领先地位，使得欧洲成为当今航海规则的制定者。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地区的港口建设、航运方面合作。与欧洲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发展。
按照现在的格局，中国外交是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格局的转变？
王义桅：世界力量格局已经不是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这么简单，大国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中国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的大国悲剧。中国代表新兴国家，美国代表传统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的权力转移或合作不仅关系到两个国家，而且关系到两种秩序、两个世界的构建。
此外，大国里面还有金砖大国、中等强国，所谓中等强国就是10个到20个类似澳大利亚、韩国、墨西哥、加拿大这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既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不是日本、印度和德国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通过积极外交与不结盟外交，它们可以用美国做不到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周边战略则是分清轻重缓急，安全上东边比较吃紧，那么西边就多推进一些，南边搞合作。所以，从策略上说，外交开始以我为主，告别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的阶段。
亚洲新安全观就是命运共同体的体现，要解决周边的一些麻烦，找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长远相处之道，外交就从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发展和安全两轮驱动。这个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多个方面，比经济发展更广泛一些。
那我们在倡议自己的“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该怎样协调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让我们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支持呢？
王义桅：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这也就是要增加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地位，制订游戏规则，提出新的概念、新的倡议，赢得国际社会支持。
所以，无论是“中国梦”、“一带一路”、“亚洲新安全观”，都是跟以前不同的阐释。以前很多年都讲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只是关于自己的阐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清晰界定。现在我们更辩证，更平衡、全面了，强调自己走和平发展道路，别的国家也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我们宣扬的东西一定要有通约性，正好也是别人的心声，不能只讲自己怎么样。比如，“一带一路”不要讲是中国要推进的战略，而要讲是中国的伟大倡议，是与沿线国家及国际利益攸关方一起商量的区域合作规划，也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回馈国际社会的合作主张。
由于“一带一路”涉及的地域广大，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又很不一样，再加上很多项目的投资周期长，运行和维护都不容易，这样使得不少人也担心“一带一路”实施中会遇到的风险。
王义桅：“一带一路”确实面临着风险和挑战，这些风险首先是经济风险，包括投资、税收风险等;其次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特指政治冲突及大国的政治角逐，包括这些国家国内政局不稳;安全风险则指国内与国际安全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法律风险，包括国内与国际法的风险，比如南海地区的国际海洋法适用问题;道德风险，包括中国产品质量、项目及中国工程建设人员素质等问题。这些风险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需要我们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的倡议，有效推动全球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