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当年刻画了一个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马克思因此不仅呼吁被资本统治和剥削的人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其本人还投入了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云一时。
马克思之后，由西欧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一条是欧洲道路，一条是苏俄道路。到今天，人们知道尽管这两条道路都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但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长期的，即使到现在还在进行。总体上来说，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要在资本和社会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一方面，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国家再通过税等政策为社会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节制资本，防止资本作恶，尤其是在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会因此也体现为规制型社会。自然，辅助欧洲资本转型的还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传统宗教、公民社会、自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等。
苏俄道路则完全不一样。这个模式假定资本的本质就是恶的，因此彻底消灭了私有资本，而实行国家资本。今天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俄创造的概念。不过，正如历史所显示的，这条道路没有走得通，它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创造财富来满足人民需求的问题。
但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在很长一段历史之后会在中国再生。马克思批评西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资本管理国家事务。而在苏俄模式下，尽管国家直接掌握了资本，但因为彻底消灭了市场，国家资本演变成计划经济。资本在今天中国的运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苏俄，而是在政府和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形态。
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组织，其语言、行为、未来的愿景，唯一得到张扬的便是金钱，似乎除了金钱，社会一无所有。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金钱原教旨主义”。自199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似乎除了赚钱是唯一可以值得努力的，做其他所有事情都需要承担巨大的不确定性。
的确，马克思还是对的，当金钱成为一个社会粘合剂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们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从早年珠三角的“血汗工厂”、山西煤老板的原始积累、层出不穷的奶粉事件，到近来的疫苗事件、滴滴司机奸杀事件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却是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逻辑结果。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有一切包括生命的价值都可以体现和转化为金钱的数量。正因为这样，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金钱关系，而社会各个层面的治理（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也主要使用货币方法，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数字管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难追溯到上述频频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根源。
无论是煤老板、疫苗厂家还是滴滴，他们都是精心计算过的。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导致生命的损失；相反他们已经理性地计算了如果这样做能够赚多少钱，如果发生人命案件，会赔多少？不管如何，如果减去赔人命的钱之后其利润还是极其丰厚，他们就会无所顾忌地去做。在今天的中国，对资本来说，人命只不过是一个能够轻松负担得起的“事故”而己。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崛起不仅表明资本出了问题，更表明政府的监管出了问题，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资本的全面“异化”。这里首先涉及政府监管权力的不作为。政府权力失去了其存在的本来目的，演变成为“为了存在而存在”。政府权力理论上说是公权力，就是为了大众而存在的权力。在最基本面，政府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法律与秩序。但实际上怎么样呢？简单地说，政府没有监管能力。笔者上周讨论过，在中国，政府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监管者。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监管者，那么监管肯定无效甚至失败。
这里更重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关联，或者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对非常奇特的关系。一方面，在权力面前，资本似乎什么都不是。在企业界的各种事件爆发之后，一旦政府介入，最庞大的资本也得败下阵来，资本是没有任何力量来对抗权力的。但另一方面，当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或者权力成为资本的坚强后盾的时候，资本所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们的想象。一旦权力纵容资本、为资本推波助澜，就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为所欲为。这里，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逻辑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奶粉事件还是疫苗事件，都体现了权力与资本的关联逻辑。
不难理解，一旦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资本就对权力构成了制约。企业出了事情，资本就能借助权力，轻易把事情搞掂，好像事情没有发生似的。在上述所举的所有案例中，在“危机”最终爆发之前，都早已经出现了各种“小危机”，而资本都能在权力的保护伞下“化解”危机，因此等待着的只是更大的危机。
更值得探讨的是资本具有了可以让受害者“愿意”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危机，资本必然遭最深刻的谴责，而受害者得到最广泛的同情。这是人之常情，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在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其他社会更有可能吸取了教训，同样的历史场景不再重现，但在中国，在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等待着同样的历史场景的重现。
社会的巨大不确定性
在很大程度上，金钱原教旨主义不仅是资本的逻辑，而且更是深入整个社会的人心，是整个社会的逻辑。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用钱换生命，生命等于金钱，这是资本逻辑。那么，难道这不也是社会逻辑吗？每一次事件之后难道不是资本很顺利地“安抚”了受害者吗？有没有事件之后受害者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追求“正义”的例子呢？这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选择问题，如果是个人选择，也是一种理性的“不得不”的选择，因为一旦出现这类事情，权力便是经常站在资本这一边的，也希望通过金钱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演变成其他问题。
但不管怎样，出现了那么多事情，资本都能轻易用钱把事情搞定。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西方社会能够花（那么多年）那么巨量的纳税人的钱来为一个个人追求“正义”。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正义”意识的缺失，是资本赖以为所欲为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里就涉及资本、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发达的西方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而大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仍然面临无穷的问题。在西方，三者之间关系的理顺尽管有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因素，但主要是和民主化分不开。在民主化之前，资本和权力基本上是一体的，资本是权力的基础，社会一直处于弱势。但随着民主化的推展，政治权力和资本开始分离开来，因为权力逐渐从资本的基础转移到社会的基础。在早期，社会力量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但逐渐地社会力量表现为选票。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民主化过程，西方今天所确立的各种“权利”概念从何而来、如何实现？无论是福利制度还是监管（资本）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民主。不过，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精英之间互相否决，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
东亚社会在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方面有不同的经验。这不难理解，因为东亚社会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文化传统上没有西方那样的“权利”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上，东亚社会政府和资本之间也没有西方那样的关系，政府在东亚社会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不过，东亚社会这三者之间之所以能够实现平衡主要是政府的功劳。这主要是因为儒家传统的政治影响。
在儒家传统中，政治精英既是统治者，也是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者。在经济上，东亚社会政府的作用已经充分表现在“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上，就是说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除了市场，政府发挥了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权利的实现上，甚至民主权利的实现上，政治精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人们也发现，东亚社会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历史时间里，日本精英们提问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够文明了吗？政治精英不仅自己求进步、求文明，而且以身作则，努力把文明推及到普通老百姓。同时，外在世界（主要是西方）所问的也是同样一个问题：日本人够文明了吗？有资格成为“西方”的一员了吗？所以，尽管日本明治维新的目标和中国近代以来所有精英努力的目标是同样的，即“富国强兵”，但日本在“富国强兵”背后的则是文明性的提升和公民权利自上而下的实现。日本之后，其他东亚社会也基本上沿着这个路径实现进步。
反观今日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无论是资本精英还是权力精英，他们似乎都在率先甘愿自我堕落。他们不仅没有能力引导社会的进步，反而充分利用社会弱势的特征牺牲社会利益，而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所有问题都是精英的问题，当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极其无助。西方也一样。在精英民主阶段，精英之间能够达到共识，无论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还是社会治理就很有效；但现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
因为中国社会的精英没有责任担当，不仅不能奉献社会，而是变本加厉地向社会攫取，使得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身、财富、国家的安全感到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体现出高度分化、隔离、互相仇恨、焦虑不安等特征，奶粉、疫苗和滴滴车等事件，给整个社会所造成的阴影怎么说都不会过分。
在金钱原教旨主义盛行的今天，精英们已经放弃了近代以来得而复失、改革开放以来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进步共识，已经没有了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已经没有了进步和倒退的区别，已经没有了精英与责任之间的关联。不过，结局也是很显然的。如果精英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为这种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所证明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