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充斥着一对矛盾组合：一方面，通过正式法规、技术、经济激励与惩罚措施，政府试图阻止并粉碎一切可能威胁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在线活动；另一方面，高调的网络激进主义案例不时涌现且呈增长趋势，对政府的政策、实践、权力构成了挑战。
网络生态中，有关政治议题的讨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以文化形式所体现，并在嬉笑怒骂的过程中传播开来。流行一时的“屌丝”现象表明，在由互联网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存在一个巨大的“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空间，在此空间内政治可以混杂地、以一种难以被辨别出的方式显现于大众文化产品中。
一、作为底层政治的流行文化
底层政治可以被视为下层群体针对自身所感知到的来自多方面压力的一种回应，表现为一系列特殊的抗争策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采取了语言的伪装形式，比如流言、笑话、文字游戏、民间故事等等，对权力本身或当权者进行批判；二是这些批判都是匿名的，或是大家都秉持“批判行为一定要无伤大雅”的默契；三是这些抗争都很低调，并且不会指名道姓。
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杰弗里•P. 琼斯（Jeffrey. P.Jones）指出，普通公民所遭遇的媒体化政治（mediated politics）通常都与对娱乐、消遣、好奇心、群体性甚至是突发事件的热衷和追逐密切相关，交流不一定是为了获得信息，而是为了促进社会融合，即蕴含着认同、团体、社交能力的意义。由于娱乐与文化节目比正式的话语更能有效地注入情感、情绪与信仰，相比于公开的、理性的政治诉求，娱乐与文化节目可能与普通人之间更容易产生政治共鸣，政治参与可能蕴含在每日的文化话语与实践当中。
据观察，中国的网络空间满是笑话、模仿与双关语。互联网让“参与文化”与“集体智慧”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成为可能，并在中国培育出了一个“讽刺文化”。网上恶搞与“屌丝”现象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属于讽刺文化，但不同之处在于，恶搞倾向于嘲笑有权有势之人或者政府当局，更接近激进主义；而“屌丝”现象更贴近娱乐，是自嘲的一种实践，可以被理解为集体身份创造的一种自发的行为。
二、“屌丝”现象在中国的兴起
“屌丝”一词最早出现在2011年末中国足球运动员李毅的百度贴吧，是“魔兽世界吧”对“李毅吧”球迷的恶搞称谓。李毅的粉丝欣然接受了这一称谓，并将之当做“荣誉勋章”佩戴起来，最终让这一贬义词流行起来。这种接受嘲讽、将之转换为自我嘲讽并从中享受开心与满足的态度，或许正是“屌丝”现象的精神本质。2012 年，“屌丝”在中国互联网上全面开花，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直到无处不在。
“屌丝”成为了某种类似于身份认同的标签，或许甚至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虚构形象：这一阶层自认是城市中竞争的失败者，主要由相对年轻的人组成，其社会地位低下。但值得指出的是，“屌丝”的确切含义很难轻易确定，也无法详尽、精确地描述出来。定义中某种程度上刻意导致的模糊性与灵活性毫无疑问助长了“屌丝”的流行。一言以蔽之，“屌丝”基本上是指处于中产阶级或低于中产阶级地位，干着低薪、难以让人满意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优势（比如有着吸引人的外表或是富裕的家庭背景），似乎代表着当代中国社会可怜的失败者形象的一类人。
但是，很快，几乎互联网上的所有人似乎都热衷于称呼他人和自己为“屌丝”，且其人员构成早已超越了这一词语本身所指向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失败者”的范畴。这一波所谓的“屌丝心态”的泛滥甚至可能影响到官方媒体对其的态度，之后《人民日报》在社评文章中也承认了该词，大概是为了做出“官方的出版物也要与新的社会潮流相关”的姿态。“屌丝”在中国网民中非比寻常的受欢迎程度使得它成为各类文化商品的销售载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没有指向（包罗万象）的符号。
三、脏话的解裂、团结与社交功用
很多研究者进一步将中国的网络文化解释为深含社会、政治意义与重要性的文化。“屌丝”现象与中国内外的许多文化事件有着相似点或共同点，但它也有其独特的性质，并反过来揭示出催生它的社会文化的独特方面。
1、对过度规范化（hypernormalization）的对抗
中国的官方话语与流行话语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前者风格正式/格式化，渗透着宣传与意识形态的措辞；而后者主要见于人们的日常对话与网络空间，风格明显不正式、充满创造性但也时而粗鄙。美国莱斯大学的人类学家多米尼克•博伊尔（Dominic Boyer）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将这一官方“话语生产的高度垄断与规范化条件”称为“过度规范化”，并指出其效果往往“无法建立起同公民主体的语言与思维的亲密联系”。
必须承认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同今日之中国，在传播环境与宏观社会环境上大有不同，这种差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更加明显。尽管如此，过度规范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可感知的现实。大多数人都受到这种话语过度规范化的影响，通常这种影响是通过学校教育、工作场所/基层组织的宣传工作实现的。而走向说脏话这一稍显极端的反应，可视为公众对过度规范化（hypernormalization）的一种对抗。在某种意义上，污言秽语是最人性的表达，是对政府过度规范化最直接的反应。
中国网络近来盛行的许多双关语与文字游戏正是一些有着一定政治立场的脏话。比如“屁民”一词，它捕捉到了普通中国民众所感受到的普遍意义上的无力感与被剥夺感。这样一种反应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创造出了对脏话的无止境的欲望。
2、社会阶层分化中的身份认同
那么“屌丝”现象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情绪产生了共鸣呢？“屌丝”是当前数量庞大的中国城市年轻人对自己的定位。对资本主义大众消费主义的信奉以及高度不平等的财富再分配交织在一起，造就了一个炫耀消费、金钱崇拜、因“拥有”而自大傲慢、因“没有”而嫉妒不满的中国社会。当这样一个社会受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便携式通信设备所提供的即时连接的强力推动，突然间所有人都开始感受到同他人相比自己在物质上拥有什么缺少什么。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大量同“屌丝”相关的幽默都是建立在“屌丝”所缺乏的物质之上的。
这种因缺乏财富、权势、安全与希望而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与精神不振，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屌丝”一词的“隐藏文本”。“屌丝”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就是因为它简洁、有趣、下流，并以一种间接、含糊的方式发展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公开宣言”。考虑到“屌丝”现象的自发性、不同的背景，以及被中国草根阶层所接受的规模与速度，“屌丝”现象大概是近年来中国最重要的身份认同创造事件。如果“屌丝”是种社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并由此假定他们遭遇了自身社会权力的赤字，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如此趋之若鹜地自称“屌丝”呢？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区分将这一语词适用于单个“社会能动者”（social agent）时，“屌丝”一词代表的无（社会）权力与该词被一大群社会能动者所认领时它可能存在的极端有（话语）权力。“屌丝”阶层宣称其一无所有，但正是这一公开宣称让他们发起了尖锐的社会/政治批判，表明了他们的权力诉求，尽管说“屌丝”现象是革命性的或者是颠覆性的太言过其实，但“屌丝”现象批判了促使其兴起的社会条件。
“屌丝”逐渐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签，可以用来识别他人、与他人产生共鸣和自我识别。当某个人或某个行为被贴上了“屌丝”的标签，便很难将这一贴标签的行为中存在的嘲讽（轻蔑/攻击）、玩笑（中性的/善意的）以及团结建设（安抚/欢乐）区分开来。当数以百万的中国人给自己贴上“屌丝”的标签，同样，也难以将自嘲、社会批判与先发制人的自我保护这几者区分开来。
3、文化亲密性与对集体归属感的渴求
尽管“屌丝”的受欢迎程度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社会问题与社会条件的基础之上的，但其目的并不在于造成社会转型，而是点明社会疾病。“屌丝”现象并没有激发出革命的情绪，也没有达成对社会结构/条件的严格分析、洞察。它让数以百万使用它、喜爱它的中国人在情感领域内获得了满足，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获得的真实联系感、交流感与相亲相爱的感觉（甚至包括那些实际上社会处境良好的人们），而在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中，这样的感情在结构上是被剥夺了的。正如人类学者阎云翔指出的那样，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触发了中国社会大规模的个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被从旧的社会范畴与关系中连根挖出，但又没有被植入新的保障范畴或网络。同西方福利国家的个体化进程相比，中国的个体化进程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人们陷入了一种不安全与焦虑的个体状态。“屌丝”不仅生动地捕捉到了这一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与焦虑感，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虚构的共同基础，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体会到当代中国社会上已大体消失的集体感。
那么中国的公民概念和“屌丝”之间可能存在何种联系？可以从文化亲密性这一概念出发考虑。文化认同中的某些方面可以是外部尴尬境地的源泉，但同时又能为处于文化内部的人提供一种普遍团结的保证，这便是文化亲密性。文化亲密性是将民族、国家、社会维系在一起的关键性力量。理想的“民族美德”与这种共同体验到的尴尬一起，组成了对“想象共同体”的归属感的基础。尴尬与自怜自艾的自我认识，是文化亲密性中的两大关键标志。最重要的是，文化亲密性的实践是由内部成员自己完成的。如果外国人敢提出同样的批评，中国大众的反应很可能就不是赞同了，而是强烈的谴责和抗议。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文化与社会的亲密性在构成人们的民族经验与归属感上的重要作用。
“屌丝”无疑分享了这一亲密性。那些欢快地承认自己是“屌丝”或者称呼他人为“屌丝”的人在互联网的非个人空间中获得了一种亲密感。“屌丝”身份可以被视作对中国社会成员身份的一种全新阐释，因为至少“屌丝”捕捉到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多面向中的一面：在当今时代做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注：本文摘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国际中国研究动态》，2015年6月号，总第24期，原文标题“‘屌丝’现象折射出的中国互联网底层政治”，引用有删节.
原文信息如下：
原题：Diaosi as Infrapolitics: Scatological Tropes, Identity-makingandCultural Intimacy on China’s Internet
作者：Peidong Yang, Lijun Tang, Xuan Wang
出处：Media, Culture & Society , Vol. 37, No.2, 2015,pp.197-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