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视亚投行的三个“坐标”
张运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亚投行是近年来中国创建或提议的、具有地区或全球层面意义的四家新机构之一。其他三家机构包括金砖国家发起的新发展银行、应急储备安排以及拟议中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其中，亚投行的时代特征、代表性、潜在影响力和之于中国的重大意义尤为突出。半年来，亚投行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亚投行渐渐热起来，这与其中的中国因素密切相关，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机遇密切相关。亚投行的基本定位也逐步清晰，这是一个由中国倡议、发展中国家主导、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平等参与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从本质上讲，亚投行是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其中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深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里程碑，可从三大“坐标”的角度予以审视、解读。
一是“历史的坐标”。亚投行这一世界级的战略构想，正确把脉了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将中国国势、国家形象带上历史新高度。1874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上奏《筹议海防折》，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95年，李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变局终致败局。120年后的今天，中国倡议亚投行，落地有声，应者云集，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历史的新旧坐标发生根本转变。这一回，变局带来的是好局、胜局。
亚投行如此受追捧或许令人始料未及，却不难理解，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的必然结果。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坐标原点”，中国历史及其现代化进程为“横坐标”，中国的国际观为“纵坐标”，那么中国在每一个时间段上如何看世界，就形成了中国与世界的对应“关系”。中国领跑世界达数千年之久，但现代化进程缓慢，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处于“坐标”的低位。到了近代，中国十分明显地落后于世界发展进程。1776年，英国的亚当·斯密就认识到了这种情况，他在《国富论》中写道：“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垂垂老矣的大国!此后的百多年间，世界大体上就是这么看中国的。反过来，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只是到了近代才发生突变，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中国人看世界看懂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不夸张地说，这是新中国全力投入现代化建设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今天，中国又到了另一个要“睁眼看世界”的时段，但情况已与上次全然不同，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深刻、广泛。一方面，外部世界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也正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轨迹和方式，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塑造国际规范和国际贸易、金融、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制度的构建。中国人看世界又看出了另一个道理：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这正是中国倡议亚投行的根本宗旨与理念所在。
二是“大国的坐标”。亚投行从构想到落实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中国运筹国际事务表现出了更大成熟度，融入、影响全球化进程迈入新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腾飞，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理念和路径上积累了许多经验；而自身经验的分享将有助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与繁荣，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源于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
大国应有大国作为。中国是大国，无论是过去的重重困难，还是今天的实力增长，内心始终是大国心态，不是马仔心态，这是一种气势，一种格局，更是一种道义的自信，没有这种气势、格局和道义，成不了大国。短短半年时间，亚投行受到了域内外的广泛追捧，轰动效应或许有所放大，但中国体会到了真正大国所具有的号召力、引导力：七国集团中分别有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4国加入；二十国集团中有14个成员国加入；经合组织成员国（OECD）中21国加入；金砖五国全部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全部加入。全球经济总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中，除美、日外全部加入。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都申请加入亚投行，其间的成功运作显示中国政治成熟度提高，并在亚洲事务的参与度上迈出重要一步。
根据2014年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总部将设在北京。在股权分配上，亚投行将以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达70%·75%，亚洲以外国家则分配剩余的25％·30％股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几成定局。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
大国行事需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亚投行的筹建，聘用或咨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专家。目的就是要体现亚投行的专业、公开、透明和民主原则。以IMF为例，它现有1500位具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者，1000位辅助人员；经济学者中的800人负责具体国家的经济研究，另外700人按功能划分，专责财政200人，专责研究200人，专责金融市场200人，专责统计100人。IMF进行经济预测时一半使用模型，同时参考800位国别经济学者通过分析得出的预测结果，并将二者加总。亚投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投行”，而是中国第一次以主导者身份与欧洲老牌工业强国建立关联利益的投资银行，兼具投资利益、全球金融治理、大国责任等多重功能，有无足够的人才担当重任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这方面，IMF的运作模式可为参照、标准。
三是“秩序的坐标”。中国通过亚投行展现了参与塑造国际金融秩序的意愿与能力，开始了从被动的全球化参与者向主动引领者的转变，这对中国及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都有重要意义。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亚投行或许会成为撬动二战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杠杆。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指出，亚投行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失去了其“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地位。显然，西方习惯于把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解读为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当下，中国还处在自己的发展阶段和正常节奏上。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几十年，实际也是适应美国主导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几十年。中美在现存秩序内合作共赢的基础实、条件好、机会多，两者绝非零和博弈关系。对中国而言，不存在积极打破甚至瓦解这个体系的迫切性。
然而也毋庸讳言，中国正在现有秩序中推动新秩序的建立，同时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毕竟历史发展“奖励”改革、创新甚至适度的冒险，会给走在前面的国家巨大回报。新旧秩序变革、交替之际，寻找、抓住机遇最关键。这次亚投行成立的时机很好，拿捏到位。因为亚投行的成立不仅是金融经济问题，还涉及到国际政治博弈。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一方面美国领导力减弱，欧洲陷入衰退甚至变成了债务国，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又不能纳贤和让步，如奥巴马就曾不止一次地宣称，美国“决不做老二”。这两个方面发生矛盾，自然促使其他国家“另立山头”。西方国家之间以及内部向来不是铁板一块。中国适时提出亚投行倡议，在国际上、学术界、智库中以及政治上都能站得住脚。开弓没有回头箭，未来站稳脚跟后，可考虑将相关机制用好、用足，如适时、适机倡议召开“亚投行首脑峰会”等，打造出新型且具特色的全球治理平台，做大影响力。
亚投行旨在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国协商共治的全球性政策银行，特别为全球金融改革、合作赋予新意与实质内容，既需脚踏实地稳步推进，也要寻找突破口。作为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亚投行应坚持发展中国家主导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的特色。与其他决策领域相比，基础设施政策受意识形态和特别利益集团的影响要更小。当前，亚洲的可持续性发展仍然受到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巨大缺口的制约，而亚洲国家从现有国际开发机构中获得的基建贷款很少。这方面，亚投行要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拿出自己的具体方案。
新手当走新路。从全球治理体系上看，亚投行应视作是联合国机制、国际金融治理体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从其工作重点看，亚投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直接、有益补充，并将激励多边开发机构完善制度设计和实现互利共赢。作为新手，亚投行应加强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合作，积极营造互补而非竞争关系，实现互利共赢。IMF、世行和亚行等机构负责人都已表示出与亚投行加强合作的意愿。可以预见，亚投行未来在筹备、启动基础设施项目时会面临融资安排、投资回报率，以及风险管控等多重挑战，与其他国际机构在提供技术支持和联合提供项目融资、治理结构、运营标准、投融资机制创新等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盛名之下，一些国家对亚投行的冷嘲热讽、质疑反对声音也会始终存在。中国复兴崛起要走的路还很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环视全球，中国融入世界的因素、阻力更为复杂，在赢得国际尊敬的同时，也在看到更多的摩擦、猜疑甚至挑衅。当前，亚投行正式成立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中国需要认真做好后续工作，加大协调力度，继续调动各方合作意愿共谋发展。只有持之以恒，幸运的天平才会继续向亚投行倾斜。
二、亚投行与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竞合关系
倪建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成立的时候，当时就有舆论怀疑，为什么在已有世界银行的情况下还要建立亚行。当时，日本认为亚行存在有三大逻辑基础：一是亚洲国家贫困落后，资金需求大，难以自足；二是世行等机构忽视亚洲国家利益，在亚洲的业务分布极不平衡；三是需要建立体现“亚洲特征”的开发金融机构。尤其是1959年泛美开发银行和1963年非洲开发银行的成立，使得亚洲地区开发金融机构的缺位显得尤为突出。亚行的成立得到世行主导方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与日本成为亚行两个最大的出资国。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时候，除了美国和日本，已经没有太多的国家质疑亚投行成立的必要性，英法等欧洲国家也积极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因为创立亚行的三个重要目的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完成，需要有亚投行这样的新机构与之形成良性的竞争。
首先，亚洲地区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贫富分化、非收入贫困突出。投资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亚行过于注重“输血”式的减贫，而忽视了加强经济基础设施等“造血”机能的建设。其次，世行等国际机构依旧没有给予亚洲等新兴经济体足够的重视，相关份额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美欧仍然把持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最高领导层，日本则“仿效”美欧坐稳了亚行行长职位。最后，亚行到底有没有体现亚洲特征，获得亚洲认同呢?亚行一度被认为是亚太地区多边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目前亚行已经越来越成为美国推进亚太战略的政经工具。韩国媒体直接批评亚行是“日本在前，实则由美国主导的机制”，难以“充分考虑亚洲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与美国支持成立亚行的初衷是一致的。1982年美国财政部关于参与亚行的报告指出，将通过亚行向亚洲具有政治和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发放贷款，促进其经济稳定发展，进而推动实现美国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领导的外交战略目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总监斯帕奇就日本外交政策的自主性提出质疑，指出既然英国在这场中美角力（是否加入亚投行）中做出了现实可行的判断，为何日本就不能独立于美国做出自己的判断呢?由于亚行背离了成立时的初衷，中国拒绝了美日关于在亚行内部设立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提议。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真正从亚洲需求出发的亚投行，作为“共享发展机会”的开发金融机构，通过“鲶鱼效应”将刺激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活力，将推动这些机构回归本来的宗旨，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制定更加合理的贷款标准，减少过多僵化的“附带条件”。
亚行成立的时候，美国欢迎日本作为“利益攸关方”积极填补国际金融机制的空白，而近五十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举措，面对体现中国智慧和担当的亚投行提议，美日却逆势而动，拒绝合作，形成鲜明反差，引发广泛的批评。实际上，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削弱其对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的主导权，而体制和规则之争的背后是发展权之争。正如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体制下，中国体现一定优势，引发美国不满，继而推出所谓高标准的两洋经贸战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试图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下，美国凭借美元的独特优势不断挤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中国则积极推动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等机构，力图引导和完善现有国际金融规则和秩序改革，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新的机会。
亚行和世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存在各种缺陷不足，但仍应看到它们在扶贫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成熟的流程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中国作为世行和亚行重要的股东国，在推进亚投行筹建和未来运作过程中，也会借鉴这些多边开发银行好的经验，同时也要吸取教训，提高成效。目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行都表示了要与亚投行合作的意愿，已与亚投行临时秘书处建立了工作联系，将在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人员交流和项目融资等方面开展合作。
在知识共享方面，多边开发银行一定意义上属于“知识银行”，它们不仅提供资金，更专注于分享发展经验。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在国内和国际开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向亚洲和其他地区推广。另一方面，作为借鉴、遵守国际规则的受益者，中国推广发展经验的路径也需要逐步与世行等机构的合理规范相融合。2014年11月，世行集团和IMF联合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发表关于基础设施问题的声明，强调实现基础设施投资振兴的关键障碍不是缺乏可用资金，而是缺乏足够的随时可实施的、银行愿意融资的项目，将推动多边开发银行采取协调行动，加强项目准备和监督，包括采用标准化的采购、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同时实行相似的事前成本效益分析和项目“可执行性”评估要求等。而IMF正在制定一套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加强公共投资管理实践的具体指南。亚投行不仅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借鉴世行等机构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和流程，还要吸收亚行等机构的有益知识储备。亚行为提升与亚洲国家项目合作的成效，实行国别合作伙伴战略，通过亚行与各个发展中成员体共同制定中期发展战略和业务规划，使得亚行推进的国别项目与该国发展规划相一致。亚行的独立评估局还周期性地对国别合作伙伴战略和援助项目进行评估，动态调整。这方面的知识共享对于亚投行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长，如果不能很好地配合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可能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
在能力建设方面，亚投行在治理结构、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可以与现有多边发展银行加强合作。亚投行主要致力于地区性基础设施建设，而亚行在其制定的“2020战略”中，也将基础设施作为未来长期战略重点业务部门。亚行除了加大道路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外，将更加关注与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的软件方面的建设，包括帮助发展中成员加强基础设施管理的能力建设以及进行体制和机制改革。借鉴亚行在软件建设方面的长期经验，对提升亚投行投资项目的长远效益会有很大帮助。同时，亚行在加强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具备较强能力。亚行专门设立吸引私营企业和其他金融机构资本的机构，不仅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还面向私营部门放贷。亚投行是否要设立相应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但是考虑到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周期长，获得经济效益慢，要保证债务可持续性，还是要多渠道拓展收益来源。
在项目融资方面，自从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首度提出亚投行的设想后，基础设施建设引起了包括世行在内的其他国际经济机构的高度关注，并推动这些机构进行积极的调整。2014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G20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世界银行也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IF）。亚投行应该抱着合作共赢的精神，与G20和世行密切合作，从项目融资入手，更有效地利用亚洲地区庞大的外汇储备，借此推动亚洲地区金融一体化，进而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长效合作机制。
亚投行与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竞争与合作，从目前来看是有序和良性的，有利于提升地区和国际公共产品的品质，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但亚投行的开放和包容与美国两洋经贸战略的封闭，体现了中美在引导世界经济未来发展中的不同思路，未来竞争面突出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中国需要在体制和规则之争中赢得先机，以求为中国未来发展争取新的机遇，在多极世界中做好一极。
三、做实亚投行应先解决的三个问题
魏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令人瞩目，4个月内召开四次谈判代表会议，57个国家成为该行创始成员国。根据该行网站披露，按照规划，亚投行有望于2015年6月底完成章程谈判，待各国批准后，或将于年底前运营。迄今为止，无论是从推进速度还是参与国家数量看，亚投行的筹建，或者说做大亚投行，都是一次值得称道的多国集体行动。单凭这一点，就要优于发轫之时的世界银行（28国）、美洲开发银行（20国）、亚洲开发银行（31国）、欧洲投资银行（6国）。然而，亚投行是一项长久的事业，要让57个（未来可能更多）国家的集体行动存续，使之做实、做出特色，或将是个微妙的长期命题。恰因为此，亚投行在正式运营之前先理清思路便至关重要。就当下而言，为了使亚投行走稳走远，至少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首先，要践行以义为先的指导思想。多边开发机构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是造福人类的大义。亚投行作为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发展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首先明确真正帮助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既将指导亚投行未来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又是亚投行存在的根本。
综观世界范围内的多边开发机构，在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似乎总不能尽得要领。其根源在于“义”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它们总是将提供发展支持与给这些国家开“发展药方”两者捆绑起来。具体到基建等投融资领域，则表现为单纯的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来衡量投资价值，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多边开发机构总试图用西方的发展“模子”来塑造发展中国家，势必饱受指责，自身愿景难以落实。同时发展中国家不少真正有益于发展的好项目也得不到投资，“零和博弈”频发。
对亚投行而言，“义”必须不落新自由主义窠臼，要形成一整套兼容国际经验与亚洲实际，推动施援者和受援者利益融合，帮助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基础设施的完善、升级、连通，进而带动亚洲地区整体向前进的理念和愿景。具体而言，就是要形成亚洲发展中国家易学、可用、习惯、高效的基础设施发展套路，使亚投行的资金真正用在利于这些国家发展的刀刃上，使贷款在基础设施项目上活起来，使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帮助延伸下去，帮助建立一套投资、运营、资金循环的机制，使亚投行的成功同时成为亚洲的成功。离开这一点，亚投行就会失去灵魂、“泯于众人”，吸引力也将大打折扣。
目前，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分处五大洲，既有域内国家（37国）又有域外国家（20国），有重要的出资国家，也有亟待发展基础设施的国家。各方对亚投行的期待不同、理念各异，这属自然。要使各国齐努力，做好沟通很重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及特点比较了解；中国又是与世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及相关发达国家开展发展合作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对开发合作的一般原则比较熟悉。这两者的结合，可以使中国30多年发展的总体经验和具体项目心得成为亚投行运作指导思想的若干范本。同时，中国将是亚投行最大出资国，也将有义务做好不同发展理念的沟通者、不同发展话语体系的翻译者、各成员国利益的协调者、集体行动的核心引领者，推动亚投行运营相关各方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践行以义为先。
其次，要提高专业性，谋定经营战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广阔。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间，亚洲发展中国家要维持现有增长水平，在基础设施领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将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投资。这既是亚投行发展的机遇，也是其挑战。根据亚投行初步设想，该行法定资本将达1000亿美元，初步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左右。单就资金需求与供给的悬殊程度而言，可供亚投行筹划、实施的投融资项目可观。然而另一方面，若亚投行不能进一步准确定位细分市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一则将面临广种薄收的风险，二则庞大体量或将挤出亚洲基建投资的其他参与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自有资本，以及来自亚洲区域内外的私人资本，最终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利。因此，在正式运营前找准细分市场，确定何以盈利和以何盈利是亚投行做实的关键。
总体把握，亚投行找准盈利的细分市场宜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在亚洲整个区域，首先聚焦国家间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项目，解决市场失灵难题。长期以来，亚洲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联通建设是短板，既是制约各国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这既是“修路博弈”、利润劣势导致的市场失灵，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无法解决的发展空白。亚投行似可由此入手，带动亚洲基础设施网络化，降低国际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提升亚洲国家集群发展的规模效益。
二是在国家层面，亚投行投融资项目宜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一国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结合起来，使所投资的基建项目真正有利于降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的交易成本。这需要亚投行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做足市场调研，摸清项目所在地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及其风险种类，立足现状，做适合当地长远发展的项目，照顾到当地对这些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能力。同时，亚投行也宜在项目选择上有所取舍，尽可能避免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既不急功近利，与私人投资争夺难度低、回报高的基建项目融资；也需照顾银行自身盈利要求，长远运筹难度大、盈利预期过低项目，做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
三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参与力度大、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既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点，也是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指导下搞市场原教旨主义发展援助所不能逾越的普遍障碍。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推动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甚至是优势之一。因此，亚投行要超越既有多边开发机构，势必要重构适合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评估分析体系和风险防范框架，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纳入视野，既要消化吸收国际通行的评估规则和套路，又要融入发展中国家特色。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做通亚投行内部各成员国和项目所在国两方面的工作。
最后，要发展并处理好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关系。在绝大多数领域，亚投行若能做大做强，也是站在这些机构肩膀上的结果。鉴此，亚投行宜秉持开放的态度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构建良性竞合关系。
一是辩证看待其他多边开发机构诉求，汲取其历史经验。例如，过去几十年西方各国政府在多边机构的谈判内容被要求长期保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外部关系董事托马斯·道森曾谑称，其职业生涯的前25年一直为协助各国部长们隐瞒事实真相而奔波。而现在各方却要求亚投行立刻实现高标准、透明化，并将其作为开展合作的前提。这一方面可视为既有多边机构要撤掉亚投行的发展之梯，另一方面，政策不透明导致不少项目遇阻也确是这些机构长期以来吞下的苦果，以及与亚投行开展合作的障碍。
二是积极与既有多边机构开展合作，扩大后发优势。目前亚投行仍处在筹建阶段，必然缺乏运营、管理经验。即使未来开始正式运作，要形成亚投行独特的经营套路和打法也需要长期积累。现有多边开发机构长期运营，积累了广泛而深入的经营网络、人脉关系、项目资源。在那些全球通行的基础性规则上，亚投行完全可以秉持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通过运营管理协调、沟通、交流，甚至在具体项目上开展合作，以积累相关经验。这既利于亚投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成长，也使之有更多精力和空间形成自身特色。
三是理性对待良性竞争。在5月初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即表示亚行80％的项目与基建投资相关，未来增资也将大力发展基建项目。由此可见，亚投行作为多边开发领域的后来者，尽管极具特色和专业性，也将难免与既有机构竞争。这一方面需要亚投行理性对待竞争，并由此激发出创新动力。另一方面，既有全球性多边开发机构行为准则仍主要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划线，短期还难以改变。这也需要亚投行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摸索经验，并参与到全球多边开发机构新行为准则的制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