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高考改革，推进高等教育走向公平，这是自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不曾降温的话题。
日前，教育部发布消息，将出台高考改革方案，推行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两种模式。根据改革方案，今后对一个学生的评价不再是高考几门科目的分数这么简单，以后的高考相当于“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考统考成绩”。
这样的高考改革，将会对教育系统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科学的选拔人才制度改革，能否兼顾到那些贫困农村学生的教育公平？就此一系列的话题，专访了一直从事教育改革研究的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杨东平称，这次的高考改革，不仅仅是高考的考试方式的改变，更是教育理念与理想的变革。未来的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
教育系统必须设计出透明可靠的制度
马想斌：高考分类改革出台之后，社会对此异常关心。您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高考制度改革的专家，如何解读这一改革呢？
杨东平：在新的高考制度设计中，比较重要的是实行分类考试，高职院校实行“文化素质+技能测试”的方法，不再与普通院校的学术水平考试“陪绑”。本科院校的考试成绩则由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成绩统筹形成，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社会对此次高考分类改革的关注，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分类考试。今后高职院校推行分类招考、注册入学。这就意味着一部分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可以提前划拨出去，不用再和其他人一起参加高考、过“独木桥”。
二是多元评价。根据这次改革的要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以及高考改革是同时推进的，学业考成绩要纳入高考。所以，今后对一个学生的评价就不再是高考几门科目的分数这么简单，今后的高考相当于“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考统考成绩”。当然，“综合素质评价”到底怎么评价，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三是多元录取。和考试评价制度配套，今后招生和录取制度将实行“双向选择”。由此，今后大学的招录程序，包括自主招生在内，肯定会和现在的做法很不一样。可以说，这次的改革取消了高考在高校招录学生时的绝对地位，真正地打破了“一考定终身”。
马想斌：这次的高科改革将会对教育系统产生哪些影响？
杨东平：高考制度改革，势必触及三个利益不同但又相关的群体，分别是：中学、大学，还有考生及家长。我个人理解，这次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至少体现了三个层次的基本价值：保障社会公平；科学选拔人才；通过高考改革引导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
过去我们的很多教育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往往遭遇“死循环”。比如，大学希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但碍于高考指挥棒，很多中学还是抱着应试教育不放，止步不前。再比如，不少国内名校探索自主招生，给中学留出了一点名额搞校长推荐，本意是想用这点名额来选拔一些有创新潜质或学科特长的学生，结果到了中学，碍于公平的压力，最终被校长推荐的学生还是各科都很优秀的高分生……
在推进教育改革的时候，各地的教育发展水平和条件参差不齐，有时难免会遇到阻力。另一方面，一些已经曝光的招生腐败事件表明，捍卫教育公平，需要更多的制度设计和规范。
根据这一次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求，在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同时启动综合素质评价，这肯定会对中学的管理提出极高的要求，建立公信力很重要。所以，教育系统必须设计出能取信于民的、透明可靠的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制度，同时实行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从而保障考试安全。另一方面，学校在实施具体的评价时，可以汇集各种社会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增强其公平公开和透明程度。
马想斌：那么，对大学来说，又有怎样的挑战呢？
杨东平：到目前为止，学业考成绩采取何种计分方式纳入高考，具体情况还不得而知。根据“三年早知道”的原则，从今年开始，有条件的省份开始推进一些综合或专项改革试点，到2017年总结经验、推广实施，那么整个考试招生制度基本确立并付诸实施就要到2020年。
可预见的是，今后如实行双向选择、多次录取的制度，要综合高中学业考、高考甚至高校面试的成绩，还要组织高校各院系参与、按学院和学科招生，录取过程可能长达数月。再加上要落实信息公开和问责制，高校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根据这一次的政策设计，今后，高校招生录取的权力将从招生处转移到以教授为主的招生工作委员会，而招生处只是服务和执行机构——这也是实现马想斌招生的制度前提。要通过权力的转移、构建一个比较完备的高校招生录取制度。
对贫困农村，应有补偿措施
马想斌：此前，全国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屡屡提出，却又屡屡半途而废，原因何在？
杨东平：问题就在于我们国家过去从来就没有提出过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目标、路径和时间节点，30年来改革都是随机的，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政府也在研究，却迟迟没有出台，而且政府有一种主流声音：高考改革很重要，但是非常复杂，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还不如不改。
比如江苏高考改革，一动之后就是众说纷纭，好坏评价蜂拥而至，改革有很多风险。包括上海复旦、交大的改革，一旦发现有人滥竽充数或者其他问题，马上就会产生不良反响。所以对于教育主管部门，不改革往往是最好最安全的办法，不管社会压力多么大，高考制度已经被习惯被接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惰性思维是比较大的阻力。“虽然有缺点，但这是目前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这种声音的潜台词也是不作为。
马想斌：除了惰性思维这种阻力外，还有没有其他阻力？
杨东平：惰性思维就包含了改革阻力的两大方向：一个是多年来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形成一整套旧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和经济领域不一样，这一套东西从来没有被触动过，经济领域已经完全更新了，教育领域软件和硬件没有升级，还是1950版，所以惯性特别大。
第二，除了体制性观念形成的障碍，现在多了一个，医疗改革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情况在1978年改革的时候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被十年文革拉平了，大家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两手空空。今天不一样，30年来已经造就了强大的政府，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同时形成了一些相关的利益集团。比如说重点学校，它们都是不愿意改革，改革就会伤害他们的利益，这是非常现实的阻力，是我们改革所需要克服的。
马想斌：您曾提到，整个的招生制度改革设计是从科学的人才选拔角度出发的，所以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选拔应该不包含在此列。为彰显教育公平，需要制定一些补偿性政策加以保障。
杨东平：对的，比如，针对贫困地区，高校可以实行定向招生。国外很多高校在招生时，也都有类似的做法。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注意到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招生，农村生源不断减少。我们现在这套考试制度对于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农村学生已经呈现了不公正。让农村学生和从三岁就上辅导班的城市学生公平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公平了。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已经非常显著的体现在学业成就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个问题，就需要校正它。像美国大学有强制性的规定要录取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学生，否则，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的管理层就会是清一色的白人，会很难出现奥巴马、赖斯、鲍威尔。
往大说，教育公平的原则，首先是竞争性机会的公开平等、一视同仁，然后是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补偿。因此，不仅要清理、取消对农村学生的歧视性规定，取消主要面向城市学生的优惠政策，例如某些高考加分项目；还需要考虑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切实保障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
所以，建议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例如规定重点高中录取农村学生的比例，不应低于考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或制定一个必须控制的底线，如不低于50%等。同时，建议监测并公布重点高中学生家庭背景状况，作为对公办学校履行社会责任和公益性的一种评价、考核。可以想见，没有这种强制性的政策保护，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仍将一路走低，从而危害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马想斌：那高考的地域不公平，您认为应如何解决？
杨东平：现在高考的不公平存在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地域之间的差异；一个是重点院校在各地招生的情况；一个是加分政策。地域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的分省定额的划线录取这样一个制度造成的，在每个省招生的名额是由国家来确定的，大学生只能在本地区接受省属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各省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非常大，所以也导致我们今年全国平均的录取率大概是62%，但是在大城市和有一些省可以达到70%—80%，但是有一些地方只有40%、50%，就是说分数线的差距大。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因为各地招生的总量主要是由省属高等教育规模来决定，就是说地方高等学校多招生就多，地方高等教育是由地方财政来支付的，所以理论上它不会招外省人，只有国立大学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我想它应该争取做到逐渐在各地招生比较均衡，但是省属大学主要是招本省学生的，主要是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资源不均衡，因为有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比较多，有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比较少，这些方面，增加一些大省和薄弱地区的招生数量是一个方向，但是对总量的改善，宏观改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
取消高考不是一个现实命题
马想斌：高考毕竟是对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限制，所以有人提出，什么时候和条件下可以取消高考？
杨东平：取消高考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命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高考，只不过考试的方式不一样，一部分是分散的自主考试，还有一部分国家是实行全国的统一考试，这两种形式都是考试。另外还有的地方考试的方式也不一样，既有统一的书面考试，现在还增加了很多对他的平时学习成绩的观察，以及对其他各种能力的考察，也就是说，开始实用多样化方式来选拔学生，考试形式一直会有，只不过考试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马想斌：除了高考对科目等形式的改革和调整外，在您看来，这种改革的背后，是不是也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理想？
杨东平：长期以来，我们以“全面发展”作为指导学校教育的工作方针，它在现实中往往走偏为“平均发展”，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特长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倾向于塑造整齐划一的“标准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上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这有赖于个性的充分发展。从教育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新的教育方针可改为“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协调发展”。
教育的价值要从国家主义回归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教育明确了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人的成长、幸福、快乐是重要的教育目的。这意味着需要改变强烈影响我国教育现实的国家主义、精英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教育价值。教育既不能以升学率、以数字为本，不能以经营、创收为本，也不应将学生视为单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扩大，学生在市场环境中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需要更加尊重学生的权利、保护学生的权益、体现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
为此，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分治、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改变主要面向城市、面向重点学校、着重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转为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全体学生，优先关注农村地区和弱势人群的教育，恢复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学校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生活教育”。上个世纪30年代，陶行知创造的“生活教育”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针对性，是一种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教育哲学，既中国化又真正现代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建立“生活教育”，就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改造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等基本问题，实施民主的、有用的、活的、创造的教育。
注：本访谈取自《反解社会：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马想斌，刘晨/著，待出版），爱思想网受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