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战略，是带动钢铁产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钢铁业已完成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具备了工程设计、施工建设、装备供应、运营维护的全流程工业体系，产业国际输出能力已然形成。目前，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中国钢铁企业如何选择投资地和投资方案，已成为各级政府及相关企业共同关心的议题。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钢铁产业走出去现状
从时间跨度看，“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钢铁产能国际合作，主要有两种实现形式，分别是产品出口、产能走出去。
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钢铁产能合作，仍以产品出口为主要形式。近年来中国已投建了大规模的钢铁项目，但国内钢材消费需求逐渐减弱。据中钢协统计，2014年中国粗钢产能高达11.4亿吨，同期中国粗钢表观消费量下降至7.38亿吨，同比下跌3.4%，为三十年来的首次下降。因此，钢材出口已经成为缓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通道。2014年中国钢材出口量为9378万吨，同比增长50.5%。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大力发展工业，出于国际收支平衡考虑，这些国家加大力度推进钢铁等产品的“进口替代”政策。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逐渐向产能转移方式过渡，已有部分企业提前介入，从而加速了中国钢铁产能的全球化布局。目前，中国钢铁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种影响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现井喷。随着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释放，以及全球雁阵产业梯度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成为了全球钢铁消费的新增长点。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已成为中国钢材的重要输出地，甚至支撑起G7集团（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反倾销大棒下的中国钢材出口量逆势增长。从统计数据看，相当多国家2015年一季度从中国进口钢材量同比增长超过50%，其中，南亚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钢材的数量同比分别增长207%和125%；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国家如土耳其、阿联酋、沙特、伊朗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0%、137%、110%和97%；东南亚国家中的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34%、114%、79%、78%和77%。
第二，中国钢铁企业纷纷在中亚、东南亚等地区投资建厂。“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地区原料资源丰富，如越南富集了大量的铁矿石、煤炭资源，哈萨克斯坦的铁矿资源探明储量91亿吨，位列世界第六。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发热度逐渐升温，我国钢铁企业开始对外投资设厂。2014年5月，中国昆钢集团、越南钢铁总公司合资设立的越中钢铁厂正式投产，一期项目年产量为50万吨铣铁和50万吨钢坯，待二期工程完工后，产能将翻倍。2015年3月27日，中国中冶、马钢集团与瑞士福莱姆公司共同签署了产量100万吨/年的综合钢厂项目合资公司备忘录。随后，甘肃酒钢集团也将在哈萨克斯坦建设生产基地。
随着钢铁企业境外投资经验日丰，“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我国钢铁企业境外建厂的趋势将进一步持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潜力较大，2015年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为25.6亿美元，仅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9.9%，也大幅低于中国对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出口占比（28%），与沿线国家现有的经济规模极不相称，但这也证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有较大的投资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钢铁产业走出去面临三大风险
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与沿线国家的政局发展密切相关。投资东道国内部不同利益团体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政局动荡、民族宗教冲突，甚至内乱都会使投资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应该认识到，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角力场”，国内又存在着权力交接、民主化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因此，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风险。
我国企业参与的“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基建、交通、重化工等领域占据主流。其中，相当多项目由国有企业参与并主导，需要以东道国政府的高度认可及政局的稳定为前提。2015年以来已有部分项目爆发危机，如1月份斯里兰卡政府换届，重新审查外商投资贷款条款并调查腐败行为，价值14亿美元的科伦坡中资港口城建设项目被紧急叫停。2月，柬埔寨政府宣布暂停中国企业承建的4亿美元水坝项目，预计2018年前都不会再开工。
管理风险。“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地区，文化冲突激烈，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氛围浓厚。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宗教形势错综复杂。沿线地区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对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运营构成挑战。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海外项目投建阶段的土地、矿产、交通设施等主体及配套设备的建设问题，运营阶段的税收缴纳、劳工纠纷等属地化的管理问题，以及退出阶段的项目清算和投资退出的机制安排问题。
不同国家在注册、劳务许可、税收、环保、采购等方面针对外资企业都有直接或间接的限制，中国企业到一个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进行投资，所遇到的问题将远远超出投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所面临的问题，有些甚至是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
环保风险。钢铁工业属于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每道工序都会排出不同的残料和废物，污染伴随着生产全流程，集中表现为废水、废气、废渣的“三废”污染。在“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尚待完善、经营环境不成熟、中亚等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国内部分企业的环保意识较差的情况下，我国钢铁企业应警惕因侥幸心理引发环保纠纷，将废水、废渣等污染防治工作融入到日常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中。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钢铁产业开展对外投资要注意的重点
谨慎选择投资东道国。从文化和历史角度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着悠久的外交历史和较深的文化渊源，也存在着较大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认知差异。从地缘政治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存在着多个大国的利益切割，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在中亚、南亚的影响力，迫使诸国采取“平衡外交”政策，在大国博弈之间攫取最大化利益。从经济水平看，中国钢铁产能输出的市场机会，基本都是发展程度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中，有35个国家人均GDP仅达3000美元标准。因此，评估相关国家投资风险，谨慎选择投资东道国，应作为“一带一路”产能国际合作的首要任务。
一是对当地投资有足够的风险调查。跟踪研究东道国政府、当地非政府组织或者地方反对势力的实时动态并展开科学评估，若存在我国企业难以控制和化解的潜在风险，应当理性决策。
二是优先与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知名金融机构合作。与知名投资机构开展联合投资，形成独立的投资地风险评估分析，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据分析，目前缅甸、老挝等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风险较高，而苏丹、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地区的政府信贷风险较高。
三是凭借国家间合作和磋商机制，提高对投资东道国的责任约束。目前我国已与130多个国家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企业应优先投资于已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内的相关鼓励政策，结合双边合作产业园区政策，利用项目投资契机，推动东道国开辟专门园区，对接中国产业资本投资活动。
谨慎选择投资方案。一是以股权分散破解政治风险。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规模项目投资，国有企业应避免采用独资形式，尽可能选择与国内大型民营企业、东道国企业、全球跨国公司、知名产业投资基金合资合作，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淡化投资主体的主权特征。其中，选择与东道国企业合作，有助于将投资与东道国利益捆绑在一起，构建利益共同体。选择与跨国公司、投资基金合作，则有利共担风险，同时有助于借鉴和汲取国际领先企业的投资经验。
二是以治理本地化解决管理风险。应避免出现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所形成的“中国城”孤岛现象，实行员工的本地化。提高本地员工对项目的认同感，并逐步完成管理层的本地化，尤其注重和引导有来华经历的中青年进入到管理层队伍，从而保障项目的顺利执行。
三是以一揽子方案化解环保风险。首先，在投资项目的具体场址选择上，应根据投建地的气候气象特征，谨慎选择场地，从而降低粉尘、废气对主要城市的污染。其次，在项目附属的环保设施投建运营上，应吸纳国内优秀的环保解决方案提供商、东道国本地企业、国际知名环保企业的力量，集中智慧做好环保工作。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钢铁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节能降耗和治理“三废”经验，要吸取国内钢铁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严格执行环保设施建设的“三同时”制度（2015年1月开始施行的《环境保护法》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等国内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将“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的项目环保标准提高到东道国法律要求的标准之上，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投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