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需要行动。本文作者李佐军对供给侧改革作广义理解，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改革，而且包括供给管理所涉及的内容。作者认为，推进供给侧改革(或加强供给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主体，增加要素有效投入，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调整存量，优化增量等七个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36条对策。这些见解和建议是否切中要害？供参考。
——亚夫
供给侧改革离不开发挥主体的作用。任何生产成果都是由各个主体创造出来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区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中介组织、创新平台组织、政府等。根据笔者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的“五人理论”中的依靠人就是指经济社会发展要依靠个人及由人组成的各种组织。
其次，要素投入乃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义。生产函数讨论产量或GDP由哪些因素决定，它就是供给侧的理论和计算公式。在生产函数公式中，决定产量的因素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生产要素投入；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投入包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环境投入、企业家管理投入、政府管理投入等六个方面。其中，环境投入常常被人忽视，其实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稀缺资源，是形成产出的必要条件。有的人将技术放在生产要素中，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技术属于要素升级的范畴，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再次，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是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供给侧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体现各个主体的效率，才能摆脱对需求管理政策的依赖，才能使要素投入成为有效投入，才能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笔者多年来依据人本发展理论中的“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从经济发展动力角度，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途径概括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以对应于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其中，制度变革是指改革，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信息化等。
第四，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是近期供给侧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既要着眼长远，也要面对和解决短期急迫问题。解决短期急迫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用政府投资、释放流动性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种是用供给侧改革的办法。从过去多年的实践来看，用需求管理政策解决短期急迫问题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且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从供给侧寻找出路，那就是调整存量、培育增量。
六大主体对策
任何主体既可作为供给侧(或生产侧)的主体，也可作为需求侧(或消费侧)的主体。从供给侧来看，推进供给侧改革(或加强供给管理)的主要途径是形成主体、提高主体的素质和能力、激发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具体可从如下六方面入手。
一是企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活力。
企业是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的重要主体。一国或地区的企业竞争力越高、企业活力越强，则其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越强。故要通过改革，简化审批，放宽管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打破垄断，保障企业产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等竞争力；减轻各种负担，激发企业活力。
二是个人——培育创客和专业人才，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绝大部分国民都能以不同方式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都能在供给侧发挥不同的作用。其中，创客和专业人才凭借其创造能力和专业素质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故要鼓励创业，大力培育各种创客，培养各类专业人才，要通过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和财税金融政策等，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区域——培育创新型区域，提高区域竞争力。
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是在某一区域从事生产或创造财富的活动。在生产生活环境较好、分工协作发达、创新氛围浓厚的区域进行投资，同样的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即这些区域更利于企业和个人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故要大力培育创新型区域，如创新型城市、创新型社区、创新型农村、创新型园区、区域创新中心等，并努力提高区域的竞争力。
四是科研院所——提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综合能力，激发其活力。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是从事创新活动、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对于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强供给管理、增加有效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扩大其自主权，提高其创新能力，激发其活力。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产业创新联盟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其为企业和创客的生产经营和创新活动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五是平台——建立一些国家创新平台或组织，提高其运行效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除了要发挥好企业和科技专业人才的核心作用外，还要发挥好国家实验室、国家创新中心等国家创新组织和平台的作用。特别是一些投资巨大、风险较大、短期效益不明显、具有基础作用的科技创新，更是离不开这些国家平台组织的独特作用。故要加快建立重要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国家创新中心等，并提高其运行效率。
六是政府——建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效率。
作为公共服务组织的政府对供给侧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重大，精简、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非常有利于激发个人的积极性、推进企业的发展、促进市场的发育、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政府也有创新的问题，如公共服务外包就是一种创新。同时，对政府中的官员进行适当的激励也很重要，因为通过激励可以提高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效率。
六大要素投入对策
首先要指出的是，“要素投入”与“要素升级”是不同的，前者是指要素“量的增加”，后者是指要素“质的提高”。这里侧重讨论要素投入，要素升级放在后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部分讨论。供给侧的要素投入不能只强调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还要强调要素的有效投入(指有需求、有回报的投入)，就如有效需求(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同于需要)一样，否则会造成要素过度投入，引发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等。
一是劳动——增加劳动的有效供给。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重要源泉。劳动不同于劳动力但源于劳动力，前者是行为，后者是主体。影响劳动的主要因素有人口、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就业率、劳动时间、工资率、制度等。增加人口(如放开二胎)、提高生产性人口比重(如延迟退休年龄)、推迟“刘易斯拐点”、提高就业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工资率等皆可增加劳动的供给。而增加劳动的有效供给还要考虑市场需求和劳动的实际效果。增加劳动的有效供给，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完善劳动力市场、保护劳动者权益等，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资本——增加资本的有效供给。
资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供给力量。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中，资本曾被看成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里的资本是指物质资本，包括资金、股票、债券、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有时可以将基础设施也包含进来。资本供给与投资需求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投资需求是指需求侧的固定资产和存货投资需求，资本供给则范围更宽一些。增加资本的有效供给，就是要按照市场需求，供应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资金、股票、债券、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基础设施等。为了增加资本的有效供给，要鼓励个人储蓄和企业储蓄、适当发行国债和其他债券、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吸引外资等。
三是资源——增加资源的有效供给。
资源包括土地、能源、水、矿产等，是形成产出的重要条件。增加资源的有效供给就是要按照市场需求，增加资源产出率较高的土地、能源、水、矿产等投入。必须指出的是，资源能源的过多投入会带来资源的短缺等问题，故要供给有度。为此，要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四是环境——增加环境的有效供给。
很多人将环境从生产要素中剔除出去了，这是不对的，因为好的空气、水、土壤等环境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好环境也是稀缺的、有价值的资源，也需要投入，否则日益恶化的环境必定降低产出效果。增加环境的有效供给就是要通过必要的投入，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人们所需要的环境产品和服务。
五是企业家管理——增加企业家管理的有效供给。
在生产函数公式中，企业家管理被省略了，其实企业家管理非常重要而关键，是不能省略的生产要素。因为企业家管理可通过明确企业发展方向、协调矛盾、整合资源等形成巨大的生产力。至于同样重要的企业家才能提升放在后面的要素升级中讨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放在后面的制度变革中讨论。增加企业家管理的有效供给就是要重视企业家的作用，增加企业家的数量，提高企业家的管理水平。
六是政府管理——增加政府管理的有效供给。
政府管理也是形成产出的一种必要投入，因为政府可以提供产权保护、秩序维护、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当然，政府的过度管理也会带来副作用，故要通过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等，促使政府提供更多的有效管理和服务。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策之一——四大制度变革对策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是笔者多年来反复论证和强调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其中制度变革又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要受其制约。制度变革也就是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可以从多方面提高生产率，如通过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提高生产率，通过改善和提高投资者预期提高生产率等。
供给学派的主张如减税、减少管制、反对垄断、抑制通胀等都要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的绝大部分改革都可以起到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我们可以按照供给学派的通用概念将制度变革的具体内容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则减管制。
减管制即减少政府对市场、企业和个人的管制，特别是行政管制，包括准入管制、退出管制、价格管制等。当前正在推动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就是减管制的实际举措。减管制可以减少对企业和个人的束缚，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率。
二则减垄断。
减垄断(或反垄断或限制垄断)的目的是减少特权、鼓励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垄断包括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其中最需要限制的垄断是行政垄断。当前，中国的垄断表现在多个领域，如重要行业中存在行业垄断，企业中存在国企垄断，生产要素中存在土地垄断、资金垄断等，在西方还存在工会垄断等。减垄断就是要通过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大幅减少各个领域的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三则减税收。
减税看似是财政政策，实则背后是一系列的改革，因为减税的前提是减支(含减过度的福利保障支出等)，而减支的前提是减职能、减机构和减人员，而减职能、机构和人员则依赖于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减税的主要功能是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相应提高其消费率和投资率，激发其积极性，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
四则减货币超发。
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应保持相对稳定。货币超发相当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虽可带来短期账面的经济增长，但会带来通胀、贫富差距拉大、资源错配等副作用和后遗症，故要通过减货币超发，控制通货膨胀，抑制资源错配，走主要依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正道。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策之二——四大结构优化对策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结构优化。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和生产要素行业和区域分布结构的优化。结构优化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结构优化有如下四个基本途径：
一是推进新型工业化。
狭义的工业化是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张培刚提出的广义工业化则是一系列生产函数连续发生由初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工业化的实质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效率的传统农业领域，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工业领域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故工业化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或供给管理的重要内容。故要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等推进新型工业化。
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
狭义的城镇化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广义的城镇化是城市文明不断扩大的过程。城镇化的实质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的农村地区，向较高效率的城镇地区不断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通过人口的区域布局结构优化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故城镇化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为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促进新型城镇化。
三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不同地区之间分工协作不断加深的过程，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工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源泉，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故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故要通过行政区划制度改革、设市制度改革、城乡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四是促进国际化。
国际化或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分工协作不断加深的过程，同样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极大地提高效率，实现互利共赢，故国际化或经济全球化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为此，要通过外贸制度改革、汇率制度改革、对外投资制度改革等，促进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或全球化。
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要素升级代表了生产要素“质的提高”，可以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素升级可从如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是推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或科技创新是指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可以促进产业和产品创新，提高生产率。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率越来越高。技术进步越快，技术水平越高，技术的运用效率越高，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越大。故要通过改革科技管理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等，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各种适用技术。
二是提升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通常被理解为劳动力所拥有的知识和有效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如生产经营能力和技能等)，以及由健康状态决定的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和精力等。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由健康设施和服务、正规教育、在职教育和培训、个人和家庭移民等途径形成。劳动力质量越高或人力资本越多，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越大。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投入是不同的，后者可以增加产量，但不能提高生产率，而前者可以提高生产率。故要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增加教育投资，开展各种培训，提升人力资本。
三是促进知识增长。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具有“外溢效应”，知识增长可以为提高生产率做出贡献。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知识增长越快，则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力量越大。故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知识运用效率，加快推进知识在全体国民中的普及和传播。
四是推进信息化。
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正在取得突破，对传统产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任何行业和企业都必须适应它，否则难免被淘汰的命运。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另一方面可以产生新的价值空间或提高附加值，提高生产率。故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等，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信息化水平。
六大存量调整对策
前面按照理论逻辑讨论了供给侧改革或供给管理的许多对策，但由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原因，中国积累了很多供给侧的存量问题，这些存量问题尽管有些也与结构优化有关，但需要单独拿出来讨论。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不能将这些存量问题解决，则增量也难以培育起来，故要加快推进存量调整。具体说来，存量调整对策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去产能”。
去产能即淘汰落后产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落后产能已成为培育新兴产业的一大障碍，且造成了资源浪费，累积了经济风险。鉴此，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将淘汰落后产能作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四大歼灭战之一。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造船等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要痛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去产能。可借鉴能源、水资源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做法，对落后产能进行总量控制，同时建立指标交易市场，将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去库存”。
去库存主要是针对房地产业严重供过于求的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房地产库存过大已成为影响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消化库存。这也是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的供给侧改革四大歼灭战之一。同时，其他行业也要去库存。
三是“去超建”。
去超建是笔者提出的新概念，是针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存在的过度超前建设、超大建设、超量建设(指过高负债来建设)而采取的措施。“三超”是扭曲政绩观的体现，违背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规律，带来了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必须予以化解。
四是“去僵尸”。
去僵尸是指淘汰那些没有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保留僵尸企业虽能维护就业岗位、掩盖不良资产率的上升，但浪费资源，扭曲价格，累积风险，保留下去明显失大于得，必须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加快破产或重组进程。
五是“去成本”。
去成本即降低企业的成本，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等。若再不痛下决心降低企业成本，很多实体经济企业将难以在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生存下去，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故“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行动”，这是非常必要的战略举措。
六是“去风险”。
在去产能、去库存、去超建、去僵尸的过程中，有可能引发一些风险，为了避免出现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同时采取去风险的行动，或控制风险的行动。这也是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的供给侧改革四大歼灭战之一。
六大增量培育对策
仅解决存量问题还不够，还需要同时解决增量的培育问题。解决增量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寻找新的动力，发展新的产业，开拓新的空间，形成新的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则开发新技术。
前面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提到了技术进步，这里强调的是采取开发新技术的具体行动。新技术可以带来新产品，扩大新市场，增加新供给。“十三五”期间，要重点开发高端通用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核电站、新药创制等关键核心技术。
二则发展新产业。
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在淘汰落后产业的同时，一定要同步培育新兴产业，否则经济会失速。“十三五”期间，要重点发展与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和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绿色低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产业、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智能制造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
三则培育新业态。
新业态是指新的产业发展形态和经营方式，可以提高产业运行效率，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力量。重点要培养与信息化(移动互联网)、数据化、智能化、个性化、社群化等相适应的新商业形态等。
四则开发新区域。
新区域是指新的可开发利用的地区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增长点，新区域的形成可以带来新的生产力，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供给侧力量。因此，要合理发展新兴城镇、新兴农村、城市新区、试验区或示范区等。
五则塑造新品牌。
品牌意味着高附加值，意味着市场竞争力。塑造新品牌可以增加价值、提升整体竞争力，也是经济发展供给侧的重要力量。故要加快塑造区域品牌、产业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企业家品牌等。
六则形成新模式。
新模式可以形成新的整合资源方式，提升生产率，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水平。在移动互联网新时代，要努力形成新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发展模式等。
在讨论完36条对策后必须指出，以上对策并非平行的，其中的重点对策是制度变革或改革，因为主体培育或主体素质提高、生产要素的有效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都依赖于改革。故要死死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来推进供给侧改革。
